摘要：文章以19世纪70年代起始的逆城市化人口流动现象为出发点，逆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城市空间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对艺术教育资源的配置利用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以逆城市化空间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这一背景下教育功能的发展趋向。通过文献综述、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聚焦逆城市化背景下，教育功能呈现出的多元化、去中心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优化逆城市化空间内教育资源配置的建议，以期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逆城市化；艺术下乡；艺术教育；教育功能

　　随着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与超越观念的发展，人与地方性直接连接的纽带被剪断，新石器时代所具有的就地取材的孕育型社区被逐步打破，新视角下的城市与人类的未来规划需要被重新妥善考虑。在社会学和城市规划来看，逆城市化是一种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象，这种人口迁移的倒转一方面是由于符号化虚拟社会给人带来的精神压力，致使大众“避世”倾向生长；另一方面也是资本在中心地带的开发趋于饱和后，转向埃比尼泽·霍华德在《明日的花园城市》中提出的“田园城市”的新型规划需求，在逆城市化生长模型中的艺术空间除其象征功能与文化功能外，更重要的是面向公众的教育职能，未来需不断优化逆城市化空间内教育资源配置，建立美美与共的艺术社群。由此，笔者试着分析逆城市化乡村美育建设，总结其优质规划理念，提升社会公共效益。

　　一、逆城市化艺术空间的概念与特征

　　（一）逆城市化艺术空间的概念及其构建

　　城市的格局就是按照社会经济财富所划分的圈层，越靠近城市中心是越富有的居住带[1]。“逆城市化现象”是指在工业发展的上升时期，城市作为区域文化与经济的中心，文明向外呈梯度性衰减[2]。而在逆城市化现象下建立的艺术空间是“文化拥挤”时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有效手段，打破原有的城市美术馆固态模型，将当代艺术资源带入城镇、乡村、田野等公共空间之中，已成为国际流行的当代艺术展陈方式。由此，逆城市化艺术空间不断发展，有些逐步形成知名的艺术节日或大型艺术场，为边缘地区带来新的发展趋向与可生长经济，如日本濑户内三年展、乌镇国际艺术邀请展、乌镇戏剧节、意大利普拉托佩奇艺术中心（Centro Pecci）、崇明岛绿化镇没顶田间美术馆等等。

　　（二）逆城市化艺术空间的内部功能性表现

　　逆城市化艺术空间的核心职能需与当地文化建设相融合。新时代下边缘地区文化建设的特点之一在于，外来客与原住民的关系与城市化程度高的环境不同，边缘地区的文化特色属性以及原住民的恋地情结更为浓厚，而具有不同生长轨迹的人在如何划分自己的世界、如何对主体外环境判断分配价值以及如何度量并使用这些价值方面是不同的。拥有截然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的探险者和原住民对同一环境拥有不同的评价；生活在东西方不同环境下的普通公众对公共空间建构具有各自的定义；在同一个土壤生活的艺术工作者与普通居民对艺术入驻公共空间的行为也拥有不同的观点。因此，边缘地区文化建设需将全球性与在地性同时纳入项目考察标准，不能从单一角度策划项目方案，默认项目参与体验者文化背景与审美偏好。

　　二、逆城市化艺术空间的发展现状

　　在城市化艺术公共空间设计过程中，由于权利和资本的快速重复生产行为，使得部分艺术空间的出现过于机械复制，缺乏对其产权与空间人权的思考，导致了其在大众视角中存在冷漠和消极的印象，但空间作为泛型的场所容器，需要承载人们日常的实践活动和精神的慰藉，需要实现全新的社会对话、行动与互动，需要进行当代的在地化转译[3]。故而在逆城市化阶段下的新型艺术项目创建时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抛弃当前的城市空间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不真实与平庸，使艺术介入日常生活的方式更加轻柔。

　　以博物馆为例，长期以来博物馆的概念一直在两种模式之间摇摆不定：圣殿和学校。博物馆-圣殿模型将博物馆的象征功能置于文化功能之上，将收藏置于公众之上，将审美层面置于认知层面之上。博物馆-学校模型将所有功能都归于教育功能，以教育公众的思想和品味为导向，把藏品归于公众，把感觉和情感方面归于理性方面，强调博物馆的社会作用和责任。这两种模式都有可能歪曲博物馆的具体性质，不仅因为它们将博物馆同化为实质上不同的机构，而且还因为每一种模式都只强调博物馆的某些特点，而掩盖了其他同样重要的特点。我们需要敬仰，需要知识，但博物馆或美术馆在成为寺庙或学校之前，它需要作为协助沟通的工具消除人们对于艺术的畏惧。

　　目前除传统的博物馆画廊空间外，地区性双年展、三年展、文献展等以艺术活动的形式入驻边缘空间，构成了新的艺术空间。依照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德国卡塞尔文献展等标志性国际展览的成功模型，目前全球五大洲300多个地区竞相举办双年展。这类活动大多以所在地命名，目标是提升艺术活动与地区的黏合度，创建地域符号带动当地经济，提升知名度。如自2010年起始的日本濑户内三年展，每三年在濑户内海的各个岛屿和日本沿海区域举办，大多选择岛屿上的废弃建筑作为展览空间，其目的在于在不改变地区风貌的前提下改善当地人口老龄化问题；自2016年发起的中国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在古建筑群中开展大型当代艺术展览，使艺术嵌入当地生态环境，融入旅游业与地产。这些与当地生态相关联的展览与节日形式的艺术介入形式，在边缘空间内的在地化转译更加清晰，更易被公众接受。

　　更进一步的是一些强在地性艺术项目，进一步改变原有地区的原始模式，建立艺术生态，集结梦想者集中精神遐想并付诸实践。例如，2013年在意大利开始的普利亚大地艺术节，截至2025年共参与艺术家89位，提出项目254项，参与国家70个，艺术家旨在通过环境艺术进一步改善该场地，促进年轻的当代艺术、对被排除在被熟知的旅游线路之外的边缘土地进行估价引起人们对自然及其生态系统的关注；2023年中国新兴的阿那亚大地艺术节，将作品与自然融合，“抛入”草坪、树林、湖泊等自然场域，模糊人造与非人造的界限，艺术家们通过驻地展览计划根据对不同地貌生态的自我认知创作专属于阿那亚本土的艺术品。

　　除此外还有一些更深入于地区的活动，如由CivitArt文化协会组织发起的CVTà街头节，以小镇内四百多居民为发起人的壁画创作项目，无论居民是否有艺术经验都可参与壁画项目，为墙壁和共享空间着色，以集体创作抵消边缘小镇被遗弃和人口退化的负面趋势，将小镇的过去与未来、起源与重新发现结合在一起；以及，由艺术家胡尹萍创造的“小芳的帽子”艺术项目，用虚构的经销商“小芳”促使偏远乡村的妇女通过自由创作编织纤维艺术品，不断打破与拓宽原先固有的生活边界，学习与现代接轨的智能应用程序，将艺术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相链接，通过改变生活状态为乡镇妇女建立身份认同。这些逆城市化优秀项目案例的共通点是将当地村民作为艺术项目开展的主体，将艺术教育在审美累积中自如得穿插进去。

　　三、逆城市化艺术空间内的教育功能

　　不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画廊或是艺术节日、艺术项目，如何避免艺术成为某一小部分群体的独唱，是边缘地区艺术建设无法逃避的问题，部分艺术项目在介入大众社区时审美存在精致的犬儒主义倾向，他们试图满足精英主义知识分子的趣味，期望从喧嚣都市的物质沙漠短暂离开后能看到理想化的“宁静的绿洲”，带有东方避世主义倾向。但是如果期望存在空间内的“绿洲”能够永久留存，仅保存外来者对于原始土地与自然的依恋是不够的，需要找到一种循环途径：一种教育，可以理解为一种将艺术“游牧化”的手段，即把艺术传播到与之相关的传统空间之外。

　　（一）逆城市化影响下艺术教育功能的作用

　　艺术教育是消除现有的文化差异，帮助原住民认识自己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奥地利教育家维克托·洛文菲尔德在谈论艺术在教育上的含义时，提出艺术教育对教育系统和社会的主要贡献，在于强调个人和自我创造的潜能[4]。亚里士多德定义的人，就其本质而言，必须与社会发生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是对人的整体知识的教育，因此，它需要与我们的灵性，与我们的心理、思想、灵魂有密切的联系，这样，这种形式的内在知识我们就能找到建立我们身份、我们人格和给予他人的基本价值。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使人理解创造，学会创造，并在创造过程中变得更富创造力。在边缘地区开展的艺术教育不单单指美学课程、艺术史课程或是其他哲学理论基础，更强调的是实践的诱导以及多方面培养。

　　（二）边缘地区艺术空间教育功能的实施方向

　　1.发掘与传承本土文化，推动地方文化振兴

　　在当下的研究讨论中，在地性一直是地方与全球之间冲突和协调的产物，与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具有特色的“本土”(native-ness)与“他者”(otherness)的辩证关系相似。在地性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地方回应全球化的策略，而是一种带有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创新性实践。这种实践建立在对地缘政治、文化历史以及空间结构的理解下，由行动的发起方主动打破并重新定义领土疆界与文化疆界，从而实现资源的重新分配与意义的再生。但过程中存在的最大矛盾是，发起方默认了每个地区都想要成为国际城市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想要成为资源再分配中的受益者，这种中心化的预设忽视了地方主体的多样性，我们默认了岛屿上的每个居民都希望将“岛屿”融入界限交错的、跨地域的全球重构的海洋中却忽略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抵抗、反思与重新定义。

　　由此，将出现一种去中心化的思考。不能否认的是，加入海洋能够获得的收益是可预见的，并且是大多数岛屿居民所乐于参与的，对于地区的未来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不能忽视的是岛屿上仍然存在处于保守状态的居民，他们对于现有的生活状态与周围环境、文化背景都并无异议，对于改变和“提升”都处于怀疑的状态。全球化、再分配、与去城市化是属于“入侵者”的理论，我们不能把他们主观强加于“地方”之上，但这并不代表“本土”与“他者”间不能建立联系，不能存在干涉行为，而是说我们不能主观地把逆城市化再分配视为一个强烈而迫切的紧急问题，不能以全球化下的视野胁迫地方发展，我们需要给地方“选择”的主导权利与足够的适应时间，并在此基础上优先发掘与传承本土文化，推动地方文化振兴。

　　2.塑造文化认同，提升社群融合度

　　艺术体验绝不是无利害关心的审美享受，而是改变人生，为人们重新打开伊甸园之门[5]。不论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的关系如何，在边缘地区对审美经验进行教育之前，我们必须对人与他的存在的内在关系进行教育，然后是人与空间、时间、自然的关系。康德说，教育人走向与他人的关系，不仅是教育人对存在的认识，而是从灵性到人性，也就是掌握人所具有的所有理性、想象力的品质，并将其与他人的关系相结合。这是社群建设的关键之处。因此，在教育功能中除落实到个体自身的文化导向外还需建设一种带有地方文化自主性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能够帮助当地居民在艺术空间活动中成为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提升多元社群融合度。

　　3.激发个体创造力，缓步推动产业创新

　　艺术教育功能使当地居民具备一定的艺术知识技能，从而能够参与地方文化经济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中，需要考虑弥补当地教育资源的短板，多元化开展跨学科活动尝试，塑造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如中国荷风艺术基金会下的“田埂上的梦想——艺术行动音乐会”，中国美术学院引导下的“前汾村乡野艺术学校”等等，都从优化边缘地区年轻孩子的受教育条件出发，开展艺术教育，激发个体创造力，建立地区产业创新的基础条件。

　　边缘地区乡村艺术教育建设中，经常被质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在乡村进行艺术普及，而非直接给他们更匮乏的物质条件?这个问题与2011年的艺术项目“碧山计划”的争议点相似：当乡村居民的诉求是拥有路灯时，教他们观赏星星是否合适。荷风艺术基金会创始人李风在采访时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应是，他认为我国现在的乡村现状艺术教育反而是最需要的。固然物质条件是发展基础，但艺术教育与物质给予并非行于对抗路，在大众基础需求逐步满足的现在，帮助边缘地区改善基础设施与优化生活条件一直是行走中的状态，层出不穷的艺术下乡项目并非在阻拦物质的建设，而是将物质与精神并行。这些边缘地带的艺术教育项目是用最柔和的方式介入地方环境，引导人们关注地方以外的讯息，从原住民出发，以他们为主导解决问题更新转换地方环境。因此，艺术教育是答案，是打开地域限制的钥匙。

　　四、结语

　　全球化是当下世界的发展背景与前提，逆城市化指的是全球化下发展趋势下诞生的一种城市人口移动趋势，再分配则是在该趋势下的经济与资源重组现象。所以，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我们不能去除全球性来讨论艺术空间中在地性的问题，同样也不能去除在地性来讨论全球化问题。再分配、全球化和去城市化背景下的人、空间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相作用下的共生关系。我们鼓励在空间内开展与人的日常生活相关联的艺术活动，但不支持将欣赏艺术作为一种压力施加在环境。艺术需要介入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人们的生活与思维方式，这是“信息”与“知识”的不同，也是“介入”与“插入”的差异，就如同卡维尔所言:哲学在于“将我自己的语言和生活带入想象”在于“召集我的文化标准，以便用我的言语和生活面对它们，同时也面对我的言语。[6]”艺术与哲学相似，它需要一个向内转化的过程，这种道德与美学教育应该逐步遍布大众文化，而不仅仅是以高雅艺术的基础形式出现。

　参考文献：

　　[1]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M].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冯博一.当代艺术在公共空间中的嵌入[J].建筑实践,2019.

　　[3]Henri Lefebvre.La produzione dello spazio[M].Pgreco,2018.

　　[4]Viktor Lowenfeld.Creativitàe sviluppo mentale[M].Giunti-Barbera,1967.

　　[5]Giorgio Agamben.The man without content[M].杜可可,译.Marvellous Rooms,2015.

　　[6]林云柯.斯坦利·卡维尔日常语言文艺思想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