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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破洞牛仔裤到新式马面裙 ——服饰语言的奴性与自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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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07 14:24:16    来源:    作者:xuling

摘要:吃、穿、住、行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化需求,而随着吃穿住行行为的改变则往往传达出人类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大众生活的转变。

  摘要:吃、穿、住、行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化需求,而随着吃穿住行行为的改变则往往传达出人类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大众生活的转变。服饰是最为外化的符号传达,在某些方面它代表着大众生活质量与审美品位的提高,所以服饰伦理的背后暗含着一场深刻的社会性变革,它表示任何人都有选择穿着的权利,而这种权利也丰富着大众的精神世界,彰显着每个个体的价值,使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关键词:汉服;传播;马面裙;媒介


  马面裙是兴起于宋,盛行于明清的一种传统服饰,是中国古代女子的裙式之一,最初为方便骑行而作,而今则有多种改良、创新款式,因其独特的造型、古典的风格而受到年轻人喜爱。在21世纪初期,有学者认为服饰作为一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是跨时空的产物。[1]可惜的是近年对于服饰与服制的研究鲜少有放在文化传播语境下的发展性研究,对服饰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基础美观设计表达层面上,而传统服饰的迭代实质也是传统文化复兴的标志之一。


  自2022年以来,我国汉服产业明显勃兴,据艾瑞咨询《2024—2025年中国汉服产业现状及消费行为数据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汉服市场规模呈现持续上升扩大趋势,2023年达到144.7亿元,2027年中国汉服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41.8亿元。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当前汉服市场规模仍较小,未来仍有较大的上行空间。对比2022-2023消费报告来看,2022年消费者购买汉服的主要原因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占比高达68.7%;其次为衣服好看和喜欢汉服文化,占比分别为46.2%和46.7%;因为特殊场合需要和表达个性购买汉服的消费者占比分别为36.7%和34.8%。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汉服独特的文化属性是其受到消费者和市场青睐的原因之一。[2]


  而到2024-2025年,受众对于汉服的需求更为多样化,根据电商平台购买力统计,网购汉服的消费者有72%都为女性用户。随着“国潮”风席卷而来,汉服潮流的兴起也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汉服写真、汉服租赁、汉服体验馆将成为其必不可少的一环。汉服品牌与博物馆、游戏、影视剧、漫画等跨界IP合作成为汉服品牌打破原有用户圈层、提升品牌知名度的重要方法。[3]华服日常化成为新趋势,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体验汉服,穿着汉服,这是不同时代大众个性的媒介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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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今人不见古时月:新中式的符号表达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纵向来看,服饰语言是一种跨时空的媒介交互,穿着古装体验古人宽袖交领的大气中和之美,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穿衣风格的限制而与众不同。今天的汉服与以往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其受到年轻人青睐的原因则不完全是因为衣着设计等因素,还由于穿着向来是表达和彰显个性的主要媒介。


  (一)盘扣: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自2023年以来,新中式风格的服装越来越多地涌现在各电商平台,网络博主通过直播、视频等方式向受众讲解设计巧思。且随着汉服产业的兴起,对传统中式服装的改良也成为不同店铺的新卖点。一个盘扣,一种情怀,一处相思,最早盘扣只是用来固定衣襟或作装饰之用,今天的盘扣不仅形态更加丰富,其装饰性、观赏性也更强,在新中式的服装中通常不起到功能性作用,而风格指向性更强。任意的服装类型都可以使用盘扣来进行点缀,从而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东方元素与西方文化的交融,组合成为符合时代潮流的符号表达。


  (二)扎染:水墨丹青,自在山水


  扎染起源于黄河流域,是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属我国国家级非遗技艺,而今多应用于T恤、裙装的布艺制作中,其色彩的随机变幻是其主要特点。在新中式服装中,竹、水墨、彩墨等元素也较为多见,构成东方特有的审美意象。在扎染的图案选择中,山川万物都可包含其中,每一个元素都具有一种言说感、表达感,仿佛在召唤能够欣赏此物的人,在这种非语言的互动中,制衣与穿衣何尝不是在交换中寻求交流,以期达成精神共鸣。


  (三)新中式:文化认同,融合之美


  像上文提到的盘扣、扎染都是非常具有中式特色的元素,而T恤、连衣裙、西服则是现代人常会选择的服饰,二者的结合集美观、便利、独特性于一体,新中式也便由此诞生,且愈发多元化。总体来看,新中式是在传统服饰的基础上叠加了现代元素,它并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是一种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融、碰撞之美。因而穿着新中式风格的服饰有利于促进文化认同,彰显文化自信,侧面反映出在这个时代审美的包容度与接纳度,从而服饰之美与个人审美融合、与大众审美碰撞,成为传达个性,输出自我的有效媒介。


  二、奴性与自由:服饰伦理背后的人类解放


  一个“奴”字贯穿整个封建王朝,穿衣自由本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但每一个朝代的穿衣恰恰是不自由的,人们想要彰显美、彰显文化、彰显巧思,却又囿于传统禁锢之中、社会凝视之中、大众审判之中。直到现在也焉能说每个人的穿衣选择都是自由的、随心所欲的。从服从性的角度来说,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不同的服制,所以集体意识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对于服饰的选择其实大有讲究。


  (一)文明的开化


  最初人类对于穿衣的需求是基于保暖的需要,从史前史人把动物皮革、杂草编织裹身到开始出现男女服制的分别再到对服制功能性的需求进一步衍生为美观性的需求,服制的美轮美奂让人有了更多选择也成逐步演变为一种民族符号、文化符号、社会符号。可以说服饰的多样性是伴随物种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物质多样性一同进步的,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衣服对身体的遮盖越来越多,裸露之处越来越少,耻感文化就此萌生;而又随着人类对于解放、自由、反传统的呼唤,裸露之处越来越多,遮盖之处越来越少,似乎穿着的大胆代表着某种前卫乖张、符号传达,于是千年流变,意识的改变总是与特定物质形态相关,任何文明的流行与变异都不是空穴来风。


  (二)服制的阶级与束缚


  现在流行的汉服原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它并不局限于某一种类型和样式,而是儒家礼典服制的总和。服饰作为以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男女授受不亲”和“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以其完备的衣冠制度和宽衣形制,把男女通过“服”隔离开来。[4]在古代,服饰的穿着往往与阶级地位有关,汉高祖时期,“士、农、工、商”,“士”“农”并非都有条件买得起丝织品,“商”居四民之末,商贾有钱却没地位,有钱买得起绫罗绸缎,却难以穿出去,至于平民则只准穿布衣,这就是古代的“服禁”。如果有人不遵守这种禁制,恐被认为是一种“僭越”。[5]今日则大不相同,任何人都有平等选择穿着的权利,而不必受到阶层的限制。


  (三)服饰的变异性


  服饰的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显著的社会性,辛亥革命后,时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剪发辫、易服饰、改称谓、禁缠足、倡女权等法令,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向着简易化、方便化的趋势前进,具有民国特色的服饰开始涌现,也自那时起服饰开始出现西化的倾向,容纳中西元素的旗袍、中山装开始越来越多的显现。区别于普通西服与裙装,这些服饰庄重又不失设计,且受“西学东渐”新思潮的击打,服饰的意义往往与身份地位和文明开化程度相关,而新式服装的诞生则充分彰显着在时代浪花中永不丢失的民族源流。比如在近代服饰的变革中,顽固派和保守派认为,中国人就应该穿中式服装,认为穿西式服装是“假洋鬼子”。[6]


  但在近代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以孙*山为代表的革命先辈则率先设计并穿着新式服装,提出“礼服又实与国体攸关,未便轻率从事。且即以现时西式装服言之,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7]于是有了现在人们常看到的中山装作为礼服出现,其口袋的外显和数量在当时都具有不同的象征义。它的出现表明服饰总是随文化的变迁而变迁,随朝代更迭而改头换面,且不论其形式如何变化,民族的元素总是根植于母体文化之上,融合于现代文明之中,穷则思变,服饰的变异与革新也寓以本体态度与风貌的变化。


  三、符号宣泄:既表达自我又隐匿自我


  诚然,现代社会是包容且开放的社会,不惧于多数人的凝视便可以突出重围,表达个性,成为自己。在很多流行文化成为大众文化之前它往往是小众的,只在特定圈层中传播,有些亚文化在破圈后便迅速灭亡,而有些则能为大众所接受进而流行开来。约翰·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开篇明义的表示牛仔裤是社会差别的缺乏,使人有自由成为自己,有自由隐藏自己。[8]当年轻人穿上破洞牛仔裤,与众不同的服饰彰显个性、表达个性,而当穿着破洞牛仔裤的人越来越多变得不再特别之时则失去了这种表达,可以说小众文化的每次破圈都是一次大众思想的跃进,它表示文化元素的多样融合有为更多人所接受的可能。



 参考文献:


  [1]罗微.古代汉族女性服饰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3.


  [2]艾媒咨询|2022-2023年中国汉服产业现状及消费行为数据研究报告.艾媒网.


  [3]艾媒咨询|2024-2025年中国汉服产业现状及消费行为数据研究报告.网易.


  [4]罗微.古代汉族女性服饰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3.


  [5]王维堤.衣冠古国——中国服饰文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0:20-24.


  [6]邸竟峰.中山装产生、演变及其审美特征初探[D].内蒙古大学,2011.


  [7]孙*山.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1912年2月4日).孙*山全集[M].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61-62.


  [8](美)约翰·费斯克著,王晓钰.宋伟杰译.理解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8:6-7.


  [9]陈锋,常蕊.青年女性群体的“美丽羞耻”形成机制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4,(09):49-56.


  [10](法)塔尔德著,(美)克拉克编,何道宽译,传播与社会影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79-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