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人类美学意识的集中展现，它植根于审美价值的基础，承载着审美教育的功能。当个体沉浸于艺术作品时，生动且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象，以独特的艺术魅力，使他们获得启迪与教育。电影作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直观的银幕形象，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感官，使人们深切地感知电影所传达的核心主题。

　　现实主义电影不仅具备放松心情、娱乐休闲的功能，还能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展现主流价值观，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然而，早期的意大利现实主义电影过于强调对现实的直接反映，主张“将摄影机扛到街上”。尽管这一主张有助于直观地展现现实生活，但也可能导致影片枯燥无味，甚至带有说教色彩。

　　随着现实主义电影的不断发展，这一流派开始在艺术上进行创新与探索。例如，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不是药神》就改变了传统现实题材改编电影的叙事方式。该影片通过深刻的叙事主题、典型化的人物塑造、经典的叙事结构，以及隐喻主题的画面构图等手段，引导观众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增加了影片的深度与厚度，也拓展了现实题材电影的内涵与外延。

　　一、叙事主题：以艺术创新反映现实问题

　　社会生活本身便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与基础。正如罗伯特麦基所说：“艺术应当是生活的比喻，是更抽象与凝练的生活。现实主义电影亦是如此。在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导演文牧野将现实与艺术结合，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关注社会现实，运用艺术手法触及生活内核，探究社会现实的深层本质，使观众在观看影片时更有认同感与真实感。

　　艺术从不是静止不变的，其核心价值在于创新。在艺术的发展历程中，现实主义电影的形式随着观众日益变化的审美需求而不断创新。在《我不是药神》中，导演文牧野通过艺术创新的手段表达影片的叙事主题。他将镜头聚焦社会现实，深刻而敏锐地反映了现实问题，还巧妙地运用了戏剧化的冲突和矛盾，以强化影片的叙事主题，扩大了影片的戏剧张力。例如，在《我不是药神》中，导演巧妙地利用了病友与主角程勇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推动了剧情的不断发展，让观众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白血病病人的不易。

　　除此之外，表达主题的叙事风格也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创新。《我不是药神》抛弃以往单纯的喜剧或悲剧的叙事风格，而是利用亦喜亦悲的叙事手法展现影片叙事主题，使观众对主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影片的前半段用喜剧的叙事方式展现了程勇的出场以及程勇与一系列人物间的关系，同时用极具夸张、族谐的方式构建主角程勇组建卖药团队的喜剧场面。在电影的前半段，导演利用艺术的审美娱乐特点，结合娱乐化的元素，紧紧地抓住观众的视线，为观众带来轻松快乐的观影体验。在后半段，程勇卖药受到阻碍，影片开始朝着悲剧的风格发展，团队在不断激发的矛盾中渐行渐远，最终解散，生动、具体、真实地展现了主人公的心理困境，深化了影片的主题。鲁迅先生曾经谈及悲剧，认为悲剧就是将人们感到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悲剧常常能够使人们更深刻地反思当下。导演将影片的后半段以悲剧的形式处理，可以使观众对影片叙事内容和叙事主题的理解更深刻。

　　影片以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作为蓝本，通过艺术加工将其转化为扣人心弦的故事，呈现在大银幕上。这种多维度的展现方式增强了故事的立体感和层次感，揭示了潜藏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问题，激发了观众对影片主题的深入思考与广泛讨论。

　　二、叙事人物：以艺术典型塑造人物形象

　　所谓艺术典型是指艺术家运用典型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具有相如生的鲜明个性并体现出普遍意义的典型形象。典型形象通常具有强烈的个性与广泛的共性。

　　巴赞曾经评论现实主义电影是对人类精神的真实刻画，是一种超脱物质的精神真实。电影通过典型的人物塑造使每个人物更有温度，在荧幕上更能够打动观众，对观众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和感染力。

　　在《我不是药神》中，程勇的人物形象便是严格遵守着典型人物塑造的原则，在具有典型普遍的环境下建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情感世界，通过真实、具象化的场景与欲望展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在利用艺术典型手法塑造典型人物时，导演文牧野明确人物的职业与个人生活是人物展现在荧幕上的主要元素。因此，在影片开头，导演用程勇的工作环境以及个人生活的片段展现了程勇的个人特点，使观众在影片开幕便对程勇这个人物有了清晰的印象。程勇作为卖印度神油的普通市井小民，代表着普通小商贩的群像。为给父亲筹集医疗费和支付前妻的瞻养费，他不得不冒险去印度“进口”治疗白血病的药物—格列宁。影片在开篇便揭示了程勇的家暴历史，他与前妻的对话中流露出的暴躁与粗鲁，无不凸显着自身的性格。“我不想成为救世主，我只想赚钱”这句话深刻描绘了程勇唯利是图的性格。而当他挥舞着厚厚的一杏钞票，胁迫男服务员跳钢管舞时，一个典型的暴发户形象跃然眼前。

　　与扁平化人物相比，典型化人物具有鲜明的性格以及丰富的内心情感。影片设计了主人公程勇的多重形象，给予角色很大的成长空间。一开始，程勇是为了解决目前的生活困境才答应走私，但随着对白血病群体了解的深人，在看到吕受益、刘思慧等人为求生而挣扎时，他被迫做出执择。影片从写实主义出发，将主人公从一个负面形象转变为置于病患的生死道德命题之中的重要人物。这样的人物形象丰满而符合现实，令观众产生强烈的共情。

　　影片还塑造了几个具有典型化的角色，如影片中唯一的女性主角刘思慧，她作为病友群体的健康人，是单亲母亲，也是上海各大医院的白血病人QQ群的总群主。作为一个单亲母亲，为了给女儿治病，她做过很多工作，甚至在酒吧里跳脱衣舞，可以说，为筹集高昂的医疗费，她丢下了一切尊严。影片将这样一个坚强却又不得已坠入情色场所的女性刻画得清晰深刻。一个曾经美丽的芭蕾舞者被迫从事不被世俗接受的职业，这个设计衬托出角色的饱满，烘托了影片主题，使观众动容于她人生经历并思考现实中人们对情与理的执择。

　　影片《我不是药神》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通过对各个人物细节的刻画将人物生活的环境、人物语言都最大程度地还原现实。观众在荧幕前如同与主角生活在同一环境，对人物形成强烈认同，引发对影片的思考。

　　三、叙事结构：平衡期待视野的情节设计

　　所谓期待视野是指读者会根据自身经验所形成的思维框架阅读一部作品。《我不是药神》是一部具有商业色彩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它按照好莱坞的经典叙事模式进行创作，符合电影观众的思维逻辑。在影片中，导演运用《救猫咪》的经典叙事模式完成了主人公的塑造与成长。《教猫咪》中有15个经典节拍表，而《我不是药神》完全遵照了每个节拍（见表1）。

　　值得注意的是，《我不是药神》虽然采用的是经典的叙事结构，但是在情节设计上有许多超乎观众的想象。例如，影片一开始就建立了强烈的戏剧矛盾冲突，通过主人公与前妻争夺儿子抚养权的情节，刻画了主人公的处境，之后又借助主人公父亲生病推动主人公进行下一步选择，这种循序渐进的情节设计大多还是处于观众的审美期待视野之中。

　　然而，影片发展到高潮阶段，导演设计主人公解散卖药团队的情节，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化张力、超出了观众的心理期待。主人公在面对法律制裁与病友的期盼时，道德困境凸显了极大的戏剧张力。影片的最后更是超出观众的意料。在得知因自己的离去而使伙伴无药身亡时，主人公程勇深深自责，转而高价进药低价出。这一情节设计超出了观众对此人物的认知。对于观众而言，一开始，主人公程勇是一个奸诈狡猜且没有同情心的人，他起初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卖药而不是帮助病友治病，而这样一个人物在最后却能够放弃自身的利益选择保护病友，让观众深感震撼。

　　四、画面构图：隐喻影片主题的构图形式

　　构图是影片画面的主要元素，是指人物形象占据荧幕空间的大小。现实主义电影往往使用框式构图和分隔式构图来隐喻社会底层人物在面临困境时的艰难和无助，以及普通人与边缘群体之间的隔阅。

　　影片《我不是药神》中的画面构图具有特殊性，在表达主题上也有特殊的含义。在影片中，主角程勇所居住的房屋在画面中体现的是狭小杂乱的环境。狭小、闭塞的环境使影片的故事空间在延展上有较大的局限性，而被现实生活压迫的小人物只能在闭塞的环境下苟且偷生。程勇在与张长林争执时，他的内心充满矛盾。面对张长林的威胁，他选择放弃与病友的情义，保全自己，而这也是作为普通人的无奈与无助。在框式构图中，画面人物不断地被挤压至阴暗的角落，象征社会制度与法律下小人物的底层生活。

　　分割式构图在《我不是药神》中运用的主要目的是展现人物之间的隔阅。在影片最后一幕，程勇被押送上车，画面上程勇位于中心位置，身后是一面有护栏的窗户，窗户外病友们站成一排，目送程勇离开。此时的窗户将车内的程勇与车外的病友分割，也巧妙地将车内外光线分割，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环境。车内光线阴暗，车外则明亮，车外的人物作为虚化的背景更凸显了中心人物程勇，隐喻着此刻的程勇如同病友们的一位独胆英雄，为病友们带来了光明，而自己身处黑暗，也隐喻着程勇从当初的自私自利转变到舍已为人，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蜕变。

　　除此之外，《我不是药神》还采用了不同形式的对比构图来表现隐喻影片的主题。例如，影片采用明暗对比构图的形式，通过光线的不同明暗度突出主题。影片中有一场戏是程勇去医院看望吕受益。程勇与吕受益的妻子同时处于医院长廊，两人被一道光线分割，吕受益的妻子在暗处，而程勇则处于半明半暗的光线下，暗示着他内心的矛盾，他不断纠结是否要继续为这群病友冒险。影片还多处使用大小对比构图，表现了影片的独特性。

　　文艺应当是书写人民实践的文艺，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文艺作品应当聚焦“人”，既谱写人民，又对人民有引导作用，既反映现实生活，又展现当今中国的时代风貌。中国的现实主义电影作为传播的媒介，更应当不断创新，跟随时代的脚步，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好地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艺术教育渗透于艺术之内，充分发扬美善合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