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提出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七大体系，并将精准资助育人纳入管理服务体系中。随着相关文件陆续出台，资助育人的体系归属、内涵界定和价值意蕴日益明晰，为进一步构建精准资助育人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资助育人工作守正创新提供了指导思路。本文聚焦精准资助体系的教育、社会及实践价值，在精准资助体系现实困境研究基础上，从内驱性、实效性、协同性三个方面构建高校精准资助体系。

　　构建精准资助体系的价值意蕴

　　新时代高校资助工作被赋予了新的价值意蕴，早已不止于“帮扶”的原始要义。我们要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和更深邃的战略眼光，深刻理解资助工作的教育价值、社会价值和实践价值，这是实现教育内涵式发展、全社会共商共建共治、政府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教育价值—实现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与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思路不同，传统的资助是“外延式发展”理念，从我国资助历史看，普惠性资助阶段、奖学金与贷学金并存阶段、多元资助体系并存阶段都是强调资助数量增加、规模扩张、种类拓展，呈现粗放式发展特征，表现为重“资助”轻“育人”；重“输血”轻“造血”；重“规模扩张”轻“结构优化”；重“外驱力推动”轻“内驱力生成”，然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这决定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应适时转变发展方式，由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资助育人的概念应运而生，此概念进一步丰富了资助工作内涵，其中资助是手段，育人是目的；资助强调扶困，育人强调扶智与扶志，资助意在授人以鱼，育人意在授人以渔。因此，精准资助要实现扶困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助人和自助相统一，这破除了传统资助“外延式发展”弊端，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由“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由“外部输血”转向“内部造血”，这恰好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应有之义。

　　二、社会价值—实现全社会共商共建共治的必然要求

　　精准资助不能单靠政府力量，需要政府、高校、社会共商、共建、共治，其中社会参与是精准资助的薄弱环节和必由之路。

　　全社会资源整合联动所带来的社会红利已超越了资助本身，有利于实现社会效益的良性循环。如：企业面向优秀贫困生定向就业；搭建贫困生志愿服务平台能够衍生出新型创业机会，兼具社会公益价值和盈利价值；研发贫困生信息管理系统和消费跟踪系统，能够提升全社会的数字化、智能化治理水平；探索社会资助中的校企互惠机制，能够促进校地共建在“创业就业、党建团建、科研合作”等方面持续纵深发展，达到“一花引来万花开”的效果。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营造良好企业文化，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实践价值—实现政府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资助工作涉及政府和高校等不同主体，包括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银行、村委或乡政府、街道民政部门、高校资助管理中心等。牵一发而动全身，管理的链条越长出现纰漏空间越大，因此不同地域、部门的协同联动和信息对称极为重要，这对政府、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发展要求。

　　上游资助认定的可信度直接决定了下游资助开展的有效性，这里涉及“横向空间”和“纵向空间”两个维度的协同，包括：政府与高校上下游“纵向协同”、不同生源地政府的政策“横向协同”等，在协同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生源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因此资助工作面临“种类杂、因素多、链条长”等问题。这项大工程的稳步推进将积累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于我国其他民生工程的推进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有利于提升政府和高校治理能力“科学化、智能化、数字化、系统化”，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

　　构建精准资助体系的现实困境

　　一、育人功能精准挖掘不足

　　与快速发展的物质资助相比，当前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挖掘明显不足，资助与育人未能形成协同效应，具体表现为“三重三轻”。

　　第一，重资助轻自助。当前资助形式更多为无偿资助，而无偿资助容易让学生滋生不劳而获、懒惰“躺平”心理，不利于自立自强品格形成，可能造成受助后返贫现象；第二，重结果轻过程。高校资助工作常注重结果，但轻视育人全程。资助的学生数量多少、资助金额多少、资金是否拨付到位、宣传材料是否齐全是工作重点，资助过程中的人生观教育、消费观教育、诚信教育、感恩教育、法律教育不足，引发大学生过度维权、恶意举报、铺张浪费等现象；第三，重救助轻关怀。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学生的现实需求呈现出多元化、高层次和新形态特征，尤其在心理层面需求日益突出，仅靠“物资帮扶”已经无法满足大学生新的现实需求。而高校资助工作常常重视“物资帮扶”，忽略“精神关怀”，贫困生由经济问题引发学业和心理问题的现象普遍，表现为：弃学厌学、心理承受弱、自卑与封闭并存、焦虑与迷茫并存等。

　　二、资助方法精准把握不当

　　精准资助主要包括三个内容：资助对象精准、资助标准精准和资金发放精准，但实际操作中存在资助对象不清晰、资助标准不科学、资金发放不合理等问题。

　　资助对象不清晰表现为：第一，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的可信度与有效度较低。受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社会风气影响，认定部门在开具相关证明时存在审查和盖章不严谨，甚至弄虚作假问题；第二，高校囿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制约，难以对贫困生证明材料真实性进行实地溯源核查。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处于信息链上游，高校处于下游，一旦上游认定出现问题将直接导致高校的资助对象认定出错。

　　资助标准不科学表现为：第一，从认定的上游看，由于生源地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区域的民政部门针对贫困家庭的认定指标也不同，但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欠缺高度统一且合理的认定指标；第二，从认定的下游看，贫困生入库一般在大一入校后不久，此时老师对新生不了解，且缺乏有效指标量化困难级别，因此在操作过程中资助专干只能默认班级民主评议意见，甚至简单以“家庭年收入”复核困难等级，但家庭年收入具有地域性差异，一刀切将导致复核结果失去合理性与科学性。

　　资金发放不合理表现为：重平等轻公平。高校奖助学金的资助比例由政府按照学生人数确定，学校再按学生人数的比例分配至各院系班级，这样看似平等，实则公平性不足，因为分配指标和实际需要资助的学生人数不完全匹配，会引发奖助学金评定发放的“轮流坐庄”“平均主义”等隐性规则，不利于德育工作全面推进。

　　三、资助主体精准协同不均

　　当前，高校资助育人经费投入过多依赖政府、银行和高校，社会参与不足。即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未充分调动起来，造成这一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分别源于三对矛盾：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矛盾、高校与社会力量的矛盾、社会力量的内生性矛盾。

　　一是政策激励不足。由于对主动资助单位的优惠力度、表彰程度较小，政策激励不足，光靠道德自觉和呼吁倡导难以调动社会力量投入的积极性；二是校企合作滞后。校企互惠双赢路径不清晰，长效机制未构建，表现为校方未有效加强资助企业的宣传推介和人才引进，导致企业长期单向资助却未收到校方的反向回馈，导致“互惠”变为“独惠”、“双赢”变为“单赢”，长期合作基础难以维持；三是义利观念偏差。全社会普遍存在“非利不资”现象，表现为“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行为，企业只追求单位经济效益，忽略社会效益，不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构建精准资助体系的优化路径

　　一、内驱性建设—挖掘隐性资源，彰显育人功能

　　育人功能挖掘不足集中表现为“三重三轻”现象，因此资助工作要深入挖掘隐性育人资源，实现资助育人由“外部输血”向“内部造血”转型，形成“物资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的资助育人长效机制。

　　一是资助自助相统一，面向贫困生开展励志教育，涵养自立自强精神。高校应打造励志教育精品课程体系，将学生榜样、典型教师、劳动模范融入“课程思政”建设中，推动自立自强教育常态化。同时发挥社会实践育人功能，引导贫困生积极参与勤工助学、创新创业、校园兼职，破除不劳而获、懒惰“躺平”心理。

　　二是结果过程相统一，通过网络思政、校园文化活动发掘思政元素，面向贫困生开展人生观教育、消费观教育、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培育艰苦奋斗意识、勤俭节约意识、诚实守信意识、知恩感恩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三是救助关怀相统一，面向贫困生开展学困帮扶和心理疏导。聚焦贫困学生中的重点群体、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注重分类指导。一方面，精准掌握贫困生不同心理特征，分类建立贫困生心理档案，宣传和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传授心理调适方法、开展专业心理咨询；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学习标兵力量，面向贫困生开展“一对一”学困帮扶，宣传“知识改变命运”观念，同时，进一步统筹数字平台建设，实现贫困生校内消费平台、教务考务平台、心理晴雨平台等数据共通共享。

　　二、实效性建设—创新资助方法，全程精准管理

　　针对资助对象不清晰、资助标准不科学、资金发放不合理等问题，高校要进行全程精准管理，在以下三个方面改革创新：

　　一是精准识别资助对象。首先，可以采用建档立卡和“常回头”的补录和剔除方法，通过调查家访、民主评议、量化评估等方式实现贫困生数据库动态更新，让资助对象有进有出。其次，高校可嵌入大数据技术，建设数字校园，通过云技术实现平台信息共享，通过导出学生的“校园一卡通”日常消费数据，进一步识别复核贫困生身份。

　　二是精准制定资助标准。在资助申请表的设计上要创新标准，充分考虑区域性经济发展差异，破除以“家庭年收入”为标准，拒绝以“绝对数指标”一刀切。因此可以借助经济学中的“恩格尔系数”这一概念设计“家庭恩格尔系数”指标，或者将“家庭年收入”除以“家庭所在地的居民平均年收入”，以相对数指标衡量该生的家庭经济状况。

　　三是精准发放资助资金。高校可建立“教育融资担保银行”，贫困生作为“持卡人”以学业成绩和综合表现做信用担保，在其需要资金使用时可随时“取款”，还可建立资金进出动态跟踪系统，让每一笔资金落实有时效、去向有标明，并由专人负责，动态掌握学生资金发放使用上的精准度，确保资金发放时间、发放额度和消费去向精准。

　　三、协同性建设—注入社会动能，推进主体协同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指出：“要构建国家资助、学校奖助、社会捐助、学生自助四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体系。”其中，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学校发挥联动性作用、社会发挥支持性作用、学生发挥基础性作用，社会力量参与少是资助体系协同性建设的重点问题和薄弱环节。

　　针对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矛盾、高校与社会力量的矛盾、社会力量的内生性矛盾，政府、高校和社会应完善“三个路径”。第一，完善政策激励路径，政府应给予主动资助的个人和单位荣誉表彰和宣传报道，还要在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以此提高企业单位和个人对教育捐赠的积极性；第二，完善校企合作路径，深化产教融合，在“就业创业、人才引进、党建团建、科研合作、推介宣传”等方面探索互惠双赢路径。同时深入挖掘优秀校友资源，对给予资助的优秀校友进行报道，既提升本校社会影响力，又为优秀校友及所属单位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第三，完善“义利观”培育路径，在企业弘扬“扶贫济困、造福桑梓、重义轻利”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借用新媒体平台或纸质传媒为社会捐助造势，培育正确的义利观与和谐的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