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明经西康摄影谈民族影像实践与抗战边区劳动景观论文

2024-12-26 11:43:49 来源: 作者:dingchenxi
摘要:20世纪30年代,在川康边区劳动建设的场景中,人们不辞辛苦为前线输送物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20世纪30年代,在川康边区劳动建设的场景中,人们不辞辛苦为前线输送物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本文结合1939—1944年孙明经两次入康所拍摄的摄影作品,以历史史料为佐证,探讨孙明经西康摄影中拍摄少数民族人们劳动场景和个人生活空间的视觉面貌和生成逻辑,并分析其是如何建立起民族影像实践与抗战边区劳动景观的视觉表征的。
一、生产者形象和“劳工神圣”银幕浪潮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工业进一步发展,这使原有的工人群体变得更加壮大,不少电影开始有意识地反映和刻画这种关于劳动者生活和工作的形象。此时的劳工角色涵盖面较广,概念也比较模糊,其包含了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的市民阶级,如这时的“劳工”更多指向“劳动的人”,它融合了矿工、鞋匠、纱厂工等类目繁多的工人身份,但并没有对劳动者的工种和阶级等做出更清晰、深刻的阐释和定义。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工人阶级的劳动场面成为工人力量的象征,而这也被反映到了同时期上海的电影产业中。这种通过沿海城市电影所传递的工人形象刻画,或许对孙明经在深入西南大后方边区时的拍摄人物选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孙明经两次进入西康拍摄的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摄影作品来看,他所遵循的理论指导更多的来源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思想。孙明经与蔡元培曾有过一段交游,其“鸟瞰美学”的拍摄方式便是直接受蔡氏影响。笔者认为,两者的关系使得这种影响显得尤为显著。在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中,工人形象多聚焦于底层人的苦难,强调阶级和反抗。然而,孙明经镜头下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人们的生产场景却展现了他们满怀希望的一面,与这种苦难形象有所不同。蔡元培主张打破劳力者和劳心者的界限,推崇“以工代兵”,表达了对劳动者的尊重,认为知识分子应与工人阶级融合。孙明经的影像似乎直接受制于这种对劳工主体价值的强调的影响,避开了底层劳动者悲惨遭遇的讲述。因而,他镜头下的劳动者形象既不同于时期相近的都市电影中底层的、悲惨的、以引起观者同情的劳工形象,又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崇高工人形象,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是过渡时期劳动者的形象表述。这些形象既展现了劳动者工作的辛酸,又体现了他们奋发向上、朝气蓬勃和乐观的气质。
这种对工人形象的瞬间捕捉与刻画,能反映出大后方西南边区工业生产的一个侧面。一方面,西康工人的干劲十足,呈现了西南边区工业生产的繁荣景象,为前线的军备物资输送提供有力支撑,展现了我国长期抗战的底气。另一方面,西康地区民族众多,劳工群体并非单一民族。对少数民族人们一同劳动情景的拍摄,不仅是对他们抗战贡献的肯定,还积极响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映了各民族合力建设后方的和睦场面。20世纪30年代,“劳工神圣”的荧幕热潮更多了一份电影人以精英姿态介入的成分。知识分子借由工人阶级,展现了对国家发展、新型社会结构建立的未来愿景。孙明经镜头下的劳工形象更具特殊性,他摄入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人们共同劳作的生产场景。同时,少数民族参与大后方边区建设,其辛勤劳动的场面也展现了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摄影图像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不分男女老少、民族,人们积极响应号召,积极投身到抗战中。1938年,博古发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困难及其前途》一文,他以肺腑之言感召不论哪个阶级、党派、性别、年龄、民族的国民奋起抗日。由此可见,团结抗战中一切能够发动起来的力量,无疑是战时最首要、最核心的内容,其中自然也就囊括和涵盖了所有的年龄、性别、阶层和民族。
西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国家、政府的号召下,这些民族也成为大后方建设队伍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在孙明经拍摄的西康建设、生产的劳动场景中,多次出现了少数民族人们的身影。他们加入全民抗战的队伍,与汉族人们一起生产前线所需的军备物资。在孙明经拍摄的西康毛革公司制革厂车间照片中,可看到在成年工人群体中还混有个头不高的少年,他们拿着针线缝补鞋底。这些被称为“娃娃工”的少年,是抗战时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动员口号下为国家出力的具象表现。孙明经似乎特意将焦距拉近,将头戴布巾的劳动者工作的场景定格。经过图像比对可以发现,男子的头巾服饰并非汉族传统,而是与康地定居的羌族民俗服装相吻合,体现了其少数民族身份。此外,由于西康金矿资源丰富,金矿厂生产繁忙。在孙明经留存的图像中,可看到淘金现场也有少数民族人们工作的场景。照片中的少数民族女性工人,双脚泡在水中辛勤劳作,虽艰辛却依然咬牙坚持。这些劳动场景中的少数民族人们的身影,在过去的摄影表达中极为少见。孙明经在拍摄川康边区建设劳动场景时,有意识地将少数民族人们参与生产的形象置于画面主体,彰显了他们在大后方建设中的积极性,也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的视觉回应。
诚然,坚守西南大后方这道民族生命线和为前方战场提供物资支撑这两项艰巨任务,单靠哪一个民族、阶级、性别等都难以实现,需要团结中华大地上每个人的力量。孙明经于1944年再度进入西康时,拍摄了一系列令人动容的画面。在雅安街头,妇女们齐心协力为抗日前线的川军士兵赶制棉制军装。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画面前景中的妇女穿着汉族衣物,留有汉族发型,而她们身后则有戴着羌族头巾的妇女也在忙于手中的一针一线,没有丝毫懈怠。这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合力支持抗战、为抗日战争前线出力的具象性表现。从年龄上看,这批妇女队伍中既有青年也有老年人,切实反映了“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坚定抗战决心和强大的民众力量。
三、家庭合照式拍摄下的汉藏两族
孙明经对藏、彝、羌等少数民族的拍摄方式独具匠心。他倾向于将少数民族置于其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即与他们的生存语境融合在一起。譬如,在拍摄少数民族人们打谷的场景时,他会将打谷的动作和特色民居矮房共同安排在画面里。较为典型的是,孙明经惯用以合照式拍摄方式来记录汉藏两族的场景。这里的“合影照”不仅包含任务和人情交往中的集体大合照,还包括更为日常、类似于家庭成员的三两个或五六个少数民族人们的合影。这种拍摄方式使得少数民族人们在神情上更加放松、自然,也使得他们在照片中表现出的视觉形象更为亲切和睦。这种无戒备的神情与家庭式的拍摄形式,无疑拉近了少数民族人们与汉族人们之间的距离。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合影照”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95年开设在上海的中国第一家照相馆。“合影”最初源于照相馆的一种服务于家庭拍摄的商业行为,由于19世纪摄像机的稀缺和昂贵,这种服务更多面向达官贵人、政府高官等显赫人物。但也正因为“合影”家庭式的记录照片,其关涉的需求较大、市场较广,自然也发展成为照相馆常用的商业拍摄形式,而逐渐面向大众。随着照相馆数量的增多,“合影”这种从前专属于精英特权阶层的日常娱乐方式逐渐成为大众视觉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孙明经作为生长在南京、有着长期的都市生活经验的大学教师,自然对这种拍摄朋友、家人等亲密关系的摄影方式非常熟悉。这种亲密的、家庭式的合照与记录数几十人的、严肃的功能性集体照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考察途中,他也与妻子、朋友留下过这种类型的合影照片。照片中的人物表情轻松、自然,他们或开怀大笑,或意气风发,透过照片也能感受到一种温馨和谐的氛围。这种带有轻松表情的少数人合照,正是朋友、伴侣、家庭等亲密关系间常见的合影记录方式。
孙明经在记录少数民族老少时,也运用了这种“合影”方式。譬如,在他拍摄的康定藏族夫妻的照片中,夫妻二人身着民族服饰,妻子佩戴珠玉耳环,丈夫腰间系挂牛皮镶缎饰品,二人神情温和、甜蜜,让人感受到他们与汉族夫妻并无二致。孙明经以这种方式展现了他们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并非带着冰冷的视角和他者的立场对其进行边缘的、对立的划分和形象建构。除了合照本身带来的亲切感,更为重要的是孙明经对少数民族人们一视同仁的态度和他的信念。此外,孙明经还特意拍摄了巴安一位汉族牧师的特殊家庭。照片中的牧师李国光是汉族人,但他的妻子是巴安当地的康人。从他们的合影照中,可见其育有六个子女,长女如母亲一样穿着康人的传统服饰,其余几个孩子则穿着汉人的服装。众人脸上皆喜笑眉开,展现了和谐的氛围。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孙明经拍摄的这张照片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他以家庭的融合来隐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同心同力,彰显各民族为一家的理念。有学者提出“合影的可探讨性在于,同一生活群体的人在同一空间中文化的同构性,人们能够对他们统一的族群身份和生活环境一目了然……它外在的视觉表现方式是‘影’,也就是影像民族志中的合照。本质其实是‘合’,也就是照片中人物的家庭、宗族、社区、族群关系。”孙明经并没有采用庄学本那种严谨科学态度的体质人类学方法来着重记录少数民族人们的正、侧面人体样态,而是选择了更为鲜活的方式,以与汉族人相同的方式记录下来。他也没有带有同时期西方摄影的审视的、对立的目光,而是像拍摄身边的每一户汉族家庭那样,将藏、羌等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景观呈现在对边区带有刻板印象的人们面前。
在抗战时期,学术界开启了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全方位考察,借助摄影、绘画等媒介进行记录与表现,建构了丰富的图像资料库。通过有效的传播,这些图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史上的一大重要现象。其中,孙明经为川康边区采录的摄影图像,以其独有的真实客观、传播迅速的现代媒介特性,为打破对边区的认知壁垒和建设想象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镜头下的生产者和边区人们的形象涵盖了不同民族、性别、年龄等多元化因素,也从侧面反映了孙明经的西康摄影图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下的视觉实践。他捕捉康地民风民俗的真实场景,通过摄影等现代媒介,不断转述大后方建设场景及面貌,让我们看到了在川康边区加紧生产建设,为前方战线提供经济、物资等支撑的场景,为进行长久艰苦的抗日持久战增强了信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表现少数民族人们和蔼亲近的面貌、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和谐的视觉记录,为人们带来了民族观念上的正确认知,对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启发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