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西青铜资源丰富，出土了铜鼓等大量青铜乐器，青铜音乐文化广为流传。20世纪70年代以来，田野考古工作全面展开，相关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广西古代青铜乐器研究进入新阶段。现有研究多从考古学角度出发，在出土概况整理、年代和族属判断、分布地区、形制纹饰等方面已有较多成果。但从音乐学、乐器学、声学、乐律学等角度探索广西古代青铜乐器及其音乐性能等方面的成果尚不多见，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在关注古代青铜乐器音乐本体的基础上，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等视野讨论古代青铜乐器的音乐文化功能、兴衰之由和传播演变，并结合当今社会语境探索古代青铜乐器的当代文化价值与传承保护等问题，也是今后研究的可行方向。

　　关键词：青铜乐器；音乐性能；铜鼓；羊角钮钟；甬钟

　　广西拥有丰富的青铜资源，在历史上曾有大量青铜器出土，其中就包括铜鼓、钮钟、甬钟、铜锣、铜铃、铙和镈等青铜乐器，反映出古代广西先进的冶炼技术与灿烂的青铜文明。青铜音乐文化也一直流传至今，特别是铜鼓文化，仍然活跃在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新中国成立前，对于以铜鼓为主的青铜乐器的研究主要见诸地方志。经过20世纪6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动乱后，一度陷入中断的铜鼓田野考古工作在70年代又逐渐兴起，研究成果不断问世。70年代后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成立铜鼓调查组，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铜鼓资料大普查，搜集到一千多面铜鼓实物。1980年，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成立，标志着我国铜鼓研究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开始，此后以铜鼓为主的古代青铜乐器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笔者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于广西古代青铜乐器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现有研究成果，以进一步思考广西古代青铜乐器研究领域的未来空间。

　　1972年，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在开辟晒场时，发现一座以铜鼓作为葬具的古墓，墓中铜鼓共四件，分内外两组套合，随葬品中有2件羊角钮钟。1976年，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发现了迄今为止广西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西汉早期木椁墓葬，被称为“罗泊湾一号汉墓”，其中出土了2面铜鼓、1个羊角钮钟和2件筒形钟。20世纪以来，广西各地出土发现的羊角钮钟已有二十余件。收藏于广西各市、县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所等部门的铜鼓总数达到了六百余面。广西出土的青铜甬钟也已有二十余件。大量青铜乐器的出土为广西古代青铜乐器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经整理发现，其研究主要集中于铜鼓、羊角钮钟和甬钟这三类青铜乐器的年代与族属判断、音乐性能、形制纹饰和社会功能等方面。

　　一、铜鼓

　　广西铜鼓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种类齐全，资料丰富，是广西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产物。总体上基本为通体皆铜、平面收腰、中空无底、侧有鼓耳的形制，饰有青蛙像和太阳纹等。

　　1980年，全国首届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选于广西首府南宁召开，并成立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自成立至今，共举办过6次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古代铜鼓和青铜文化学术讨论会，其中4次为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五十余部铜鼓类专著，发表了三百多篇学术论文，为古代铜鼓、青铜文化、铜鼓文化与现代民族民俗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该研究会出版的专著《中国古代铜鼓》以铜鼓出土地点命名，提出了新的铜鼓分类法“八分法”，将全国铜鼓分成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遵义型和麻江型八类，其中北流型、灵山型和冷水冲型以广西出土铜鼓地点命名，也说明了广西是这三类铜鼓分布的重心。该著从考古学角度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铜鼓的历史源流、分型断代、使用族属、纹饰特点、功能用途与铸造工艺等内容，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古代铜鼓研究资料。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还创办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持续报道各地铜鼓新发现和铜鼓研究新成果。对广西古代铜鼓作整体性研究的还有洪声的《广西古代铜鼓研究》，对广西铜鼓的发现、类型系统、历史分期和断代、纹饰和功能作用等问题展开了探讨，并通过比较分析不同系统铜鼓之形制异同，探索了铜鼓的地区分布与传播趋势。汪宁生的《试论中国古代铜鼓》，李伟卿的《中国南方铜鼓的分类和断代》，杨秀昭、卢克刚和何洪等合著的《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都论及了广西古代铜鼓之概况。蒋廷瑜的《广西古代铜鼓》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广西古代铜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广西铜鼓经历了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北流型和灵山型并行—西盟型—麻江型的发展历程。目前，学界对于铜鼓的起源、分类、族属、功能等问题已达成基本共识。我国古代铜鼓由公元前七世纪左右云南中部偏西地区的一种炊具“铜釜”演变而来，现已广泛采用“八分法”对铜鼓进行分类，其使用民族因时代和地区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如铸造和使用石寨山型铜鼓的民族包括滇、句町、夜郎和骆越，濮人系统和越人系统相互交融。中国古代铜鼓具有“娱人”和“娱神”的双重属性，既是伴歌伴舞的乐器，又是赛神祭祀的神器，普遍使用于祭祀、庆典等仪式活动中。铜鼓还作为通信工具，击鼓传声，指挥军中作战。后来，铜鼓体型越来越大，成为象征权力和财富的重器。

　　研究古代铜鼓个别种类的有姚舜安、万辅彬和蒋廷瑜的《论灵山型铜鼓》，通过测定铜鼓中的铅同位素比值，找到了灵山型铜鼓铸造矿料的来源。采用此种方法，可确定古代铜鼓铸造使用的分布区域，进而探索铜鼓文化的传播与流变。万辅彬、田丰和蒋廷瑜的《论田东出土万家坝型铜鼓的意义》，探讨了万家坝型铜鼓从云南向东、向南和向东南传播和发展的轨迹，认为万家坝型铜鼓填补了广西铜鼓发展序列的空白，使广西拥有了铜鼓全部八个类型的实物。蒋廷瑜和彭书琳的《试论句町铜鼓》讨论了句町铜鼓的流布与形制特点。其将铜鼓置于特定时代和区域之中展开研究，能较好地体现铜鼓背后的文化内涵。这些文献主要采用考古学研究法，关注古代铜鼓个案的整体性研究。

　　此外，研究古代铜鼓形制纹饰的有潘世雄的《广西铜鼓纹饰的意义》，梁庭望的《铜鼓的纹饰、造型和壮族祖先的宇宙观》和《壮族铜鼓与东南亚铜鼓造型及纹饰之比较研究》，蒋廷瑜的《西林普驮铜鼓再研究》，陈凤梅、樊道智和万辅彬的《西汉时期岭南越人的航海证据——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铜鼓（M1:10）船纹解析》等，分析或比较了不同铜鼓的形制与纹饰特点，解读其时代背景、审美观念、传播路径与文化交流等内涵。蒋廷瑜的《左江岩画区的铜鼓文化》将左江岩画中的铜鼓图像、左江流域的铜鼓实物和历史文献所载左江岩画区内的铜鼓文化习俗进行互证研究。其图像学研究视角可延伸至其他青铜乐器的研究，从壁画、画作、雕塑等其他艺术造型中发现青铜乐器的存在证据，丰富研究史料。

　　研究古代铜鼓音乐性能的有吴钊的《广西贵县罗泊湾M1墓青铜乐器的音高测定及相关问题》，采用声学测量法，测定了铜鼓、直筒形编钟、羊角钮钟和铜锣的发音性能与音高，发现各件乐器均以E为宫，可在同一调高上进行合奏。该研究结合各件出土乐器的声学性能与律制，探究其文化属性与相邻地区的联系和区别，论证有据，是为数不多的广西古代青铜乐器音乐研究成果。潘汁的《翔鹭纹铜鼓》，其对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乐器进行测音，发现敲击铜鼓鼓心与鼓边所产生的两音间的音程关系接近五度，并结合其他乐器的测音情况推断出土乐器可能为一套完整的乐器组合。但该文仅简单介绍了出土乐器概况与测音结论，并没有展开具体详细的分析论证，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刘金喜的《从广西古代铜鼓类型分期看铜鼓乐之衍变——滥觞期铜鼓乐》和《从古代铜鼓类型分期看广西铜鼓乐之衍变——成熟期铜鼓乐》，总结了前人研究成果中的铜鼓测音数据，提出古代铜鼓已具有良好的音乐性能，乐器属性与礼乐功能显著。但作者本人并未对乐器实物进行测音，前人研究数据也已年代久远，广西铜鼓的测音数据缺失，并不能很好地支撑其研究结论。

　　二、羊角钮钟

　　羊角钮钟是中国西南地区古代青铜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兴起于战国至西汉初期，于东汉后逐渐消亡。其全身用青铜铸造，形制为上小下大的半椭圆体，中空，横截面呈橄榄形，顶端伸出两片羊角形鋬钮。因其原名已不可考，蒋廷瑜在《羊角钮铜钟初论》中首次提出“羊角钮钟”之称谓，并初步探讨了其年代、分布地域和族属等问题。

　　广西出土的羊角钮钟数量最多，且多与铜鼓伴出，体现“钟鼓齐鸣”的礼乐文化。目前已有对羊角钮钟与铜鼓等其他青铜乐器组合的研究。蒋廷瑜的《广西贵县罗泊湾出土的乐器》对各件出土乐器进行了测音，并探讨了乐器分类组合，提出铜鼓、羊角钮钟和筒形钟等青铜乐器为岭南土著民族乐器。别志安的《羊角钮钟和广西古代瓯骆音乐》探讨了羊角钮钟与铜鼓、甬钟等其他瓯骆礼乐器组成的铜鼓乐及其礼乐功能，认为羊角钮钟与铜鼓乐不是民间音乐，而是贵族的庙堂音乐，其只能用于统治阶级的祭祀和庆典。李莉的《从罗泊湾汉墓音乐文物看南越国礼乐》分析了罗泊湾汉墓出土的由铜鼓、铜锣、羊角钮钟及直筒形半环钮钟所组成的青铜乐器乐队，认为其是吸收了中原乐钟礼乐体制而形成的南越王侯礼乐规格。这些文献关注到了羊角钮钟与其他乐器相伴使用的关系，将其置于乐队组合之中进行研究，体现区域民族色彩的青铜音乐文化。

　　对羊角钮钟的起源、年代、类型、族属、音乐性能、使用方法和分布等问题做系统探讨的，有蒋廷瑜的《羊角钮铜钟补述》，订正了前述《羊角钮铜钟初论》中羊角钮钟的使用民族和分布地域，认为羊角钮钟是濮越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分布范围已向北伸展，包括红河流域、西江流域和湘江流域。并根据测音数据补充讨论了发音情况、音程关系、声律法等音乐性能问题，提出羊角钮钟可自身成编，也可与其他乐器杂凑成编或合奏。

　　羊角钮钟具有“一钟双音”的特点。但“一钟双音是由有意识、规律性的乐器乐音构成的，那种混乱的、无规律可循的双音钟，虽可奏出双音，却非真正意义上的双音钟”。吴钊认为贵县罗泊湾羊角钮钟“敲击鼓部正中节线位置与鼓部右侧节线位置，可发两个不同频率的基音。音色圆润清澈，居目前出土羊角钟之冠”。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庞缵武和李世红在《浦北羊角钮铜钟声学特性》中对浦北县博物馆收藏的6件羊角钮钟进行了录音和声谱测定，发现羊角钮钟的调音效果远不及湖北随县曾侯乙编钟，其正鼓音和侧鼓音不能很好地分开，因而不能准确地发出两个乐音。袁华韬的《羊角钮钟若干问题研究》认为羊角钮钟没有应用“一钟双音”技术，属于主观单音钟。别志安在《测音数据映证羊角钮钟非双音钟》中也提出羊角钮钟是主观单音钟，虽然合瓦形钟体会自然形成可击出两个音的状态，但羊角钮钟在当时并不作为双音钟存在。关于羊角钮钟是否为双音钟的问题，学界还未有定论，仍有进一步的研究空间。

　　此外，还有对羊角钮钟形制纹饰进行研究的。罗坤馨的《广西汉代饰羊青铜器考》和《人面纹羊角钮钟浅议》运用图像学研究视角，分析羊角钮钟是在羊图腾崇拜观念下产生的器物，装饰人面纹主要用于祭祀活动，是“人神合一”的象征，也是古代“猎头”血祭习俗遗留的朦胧印记。

　　三、甬钟

　　甬钟是我国商周以来流行的一种青铜打击乐器，钟体呈合瓦形，顶部正中有柄，钟体铸有柱状突“枚”。广西青铜甬钟主要分布在桂中，少量散落在桂西和桂东，所属时期大量集中在西周、春秋时期，出土以单个为主。

　　目前，广西青铜甬钟的研究成果较少。蒋廷瑜的《略论岭南青铜甬钟》根据钟体有无纹饰，将岭南甬钟分成三类，以墓葬年代分析所属时代，并研究了甬钟乐器组合形式、与其他青铜乐器的关系，认为甬钟乐为百越音乐，是越人贵族的庙堂音乐，用于奴隶主贵族的祭祀和庆典，而铜鼓乐为百濮音乐，甬钟乐受阻于广西中部而没有继续往西传播的原因可能为越、濮两种文化在这一带的接触有关。其研究探讨了岭南青铜甬钟的兴衰过程，对研究岭南古文化、了解岭南先秦礼乐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该文主要是从考古学角度出发，对甬钟的音乐学研究涉及不多。王安潮和李玉的《广西青铜甬钟的历史与形态研究》以广西青铜甬钟为切入点，重点论述其所展现的历史踪迹、形态特征以及文化内涵。在乐器功能方面，其认为广西青铜甬钟没有形成一套律制编列出土而是单个出土的原因是并未用于音乐实践，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器物。在历史文化方面，广西青铜甬钟体现了中原文化、瓯骆文化和楚文化等青铜文化的地域性流变，展现了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其文化内涵体现了不同时期西瓯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意识。该文重点关注广西青铜甬钟的文化内涵，但缺乏对其音乐性能等乐器学的研究。

　　广西青铜甬钟的专题性研究仍然缺乏，涉及音乐艺术文化方面的研究更是鲜少。甬钟作为中国古代乐器的重要代表之一，其音乐属性、乐器存亡与民族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值得继续思索。

　　四、介绍性研究

　　目前，学界除了有各类青铜乐器的专题性研究，还有对广西各地出土青铜乐器作介绍性概况研究的。梁景津的《广西出土的青铜器》，蒋廷瑜和兰日勇的《近年来广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陈紫茹的《广西先秦青铜器及相关问题研究》介绍了甬钟、镈、铙、铃和鼓等先秦青铜乐器在各地的出土情况，分析了其形制特点与归属年代。林聪荣的《广西恭城县秧家出土青铜器研究》将秧家甬钟与四川、安徽、湖北和江苏等地出土的甬钟进行对比，提出恭城县秧家钟文化的来源可能为江淮和皖南地区。但这一领域的研究多从考古学角度出发，仅仅简单介绍了青铜乐器的出土年代、出土地点、形制纹饰和年代判断等方面，很少涉及音乐学、美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视角下音乐性能、社会功用和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研究，其深度和广度仍有进一步伸展的空间。

　　结语

　　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西古代青铜乐器研究在出土概况整理、年代和族属判断、分布地区、形制纹饰等方面已有较多成果，且部分研究已延伸探讨了青铜乐器的社会功用和文化内涵，为后来学者提供了较好的研究范式与资料借鉴。这些研究成果多为考古学方向，也有针对青铜乐器的音乐属性展开乐器学、声学和乐律学等方向的研究，而针对青铜乐器的音乐文化展开音乐学和人类学等研究的甚少。因此，广西古代青铜乐器研究仍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如羊角钮钟是否为“双音钟”？为何铜鼓在民间盛行并流传至今，而羊角钮钟却消亡于民间？为何广西甬钟多为单个出土？等等。此外，广西古代青铜乐器研究主要集中于铜鼓，钮钟和甬钟的专题性研究欠缺。个别青铜乐器如铜铃、铜锣、镈和铙等甚至还未见有专题性研究成果，仅仅在一些总体介绍性研究中一笔带过。

　　笔者认为，今后广西古代青铜乐器的研究重点可以从音乐学、乐器学、声学和乐律学等角度探索其音乐性能，进而从人类学和民族学等角度讨论古代青铜乐器的音乐文化功能、兴衰之由和传播演变。广西古代青铜乐器经历了历史的冲刷，离开了世代相传的环境后，仅有铜鼓仍然活跃于民间生活，并正努力与时代接轨，将浑厚鼓声继续传扬。其他青铜乐器在当今社会的舞台上却鲜有问津，在各高校的艺术教育与传承领域也少见诸实践。因此，还应结合当今社会语境探索古代青铜乐器的当代文化价值与传承保护等问题，让更多的古代青铜乐器在当代“活”起来。

　　参考文献

　　[1]洪声.广西古代铜鼓研究[J].考古学报，1974，（01）.

　　[2]蒋廷瑜.羊角钮铜钟初论[J].文物，1984，（05）.

　　[3]蒋廷瑜.广西贵县罗泊湾出土的乐器[J].中国音乐，1985，（03）.

　　[4]蒋廷瑜.略论岭南青铜甬钟[J].江西文物，1989，（01）.

　　[5]蒋廷瑜.铜鼓研究四十年[J].社会科学探索，1989，（05）.

　　[6]蒋廷瑜.广西古代铜鼓[J].中国文化遗产，2008，（05）.

　　[7]蒋廷瑜.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C].句町国与西林特色文化，2008.

　　[8]林强，蒋廷瑜.贵港罗泊湾汉墓[J].中国文化遗产，2008，（05）.

　　[9]王安潮，李玉.广西青铜甬钟的历史与形态研究[J].艺术探索，2021，（04）.

　　[10]吴钊.广西贵县罗泊湾M1墓青铜乐器的音高测定及相关问题[J].中国音乐学，1987，（04）.

　　[11]杨秀昭，卢克刚，何洪，叶菁.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

　　[12]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中国古代铜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