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无疑是“一部关于人性弱点的百科全书”，也是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的缩影，其中的叙事艺术也初步展露出现代人性叙事的端倪：将非道德的“人性”作为书写对象，揭示“欲望”与“想象”的关系。那么，福楼拜的叙事是如何揭示人的“本性”、潜意识以及表现人性背后欲望的丰富性、复杂性的过程？其笔下的人物的欲望书写又展现了作者怎样的关于时代、社会和文明的认知？我们早已告别了爱玛和包法利先生的时代，到了现在这个世纪，我们该如何对待该部作品？而上述命题与当代小说创作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纠葛和精神关联？

　　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社会转型加速、经济分化日趋严重，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矛盾割裂加剧，个体欲望与想象也随之膨胀。福楼拜对爱玛等人的欲望书写、人性探究牵连着自身对所处时代和文明的体认，《包法利夫人》中的道特镇和永镇即为法国外省的肉身形象的缩微式呈现。本文立足于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关于“人性”的书写，试从多角度分析其笔下爱玛和其他小人物的欲望与想象，并探究人性叙事背后的意义价值及其对当代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

　　人性叙事下的欲望与想象的交织

　　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却无不在枷锁之中。可生命无不充满着对自由的渴望，同时，又与外部世界构成必然的冲突和对峙。作家在面对这种生命、人性的“枷锁”时，不断地在写作中探索人性、欲望的“突破口”，在叙事中表达有关“欲望”的隐喻，挖掘有关生命的真实状态，体现出作家试图接近人性本质的种种可能。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即是通过“想象”激活“欲望”等元素以抵达人性底部的完美诠释——人性的嬗变以及欲望的生成、维系与中止贯穿于书中的每一个角色，而解读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人性叙事下的“欲望”的核心与困难就在于想象问题。

　　1892年，戈尔蒂耶试图从病理学角度理解爱玛身上“将自己想象为非其所是的他者之能力”；法国学者勒内·基拉尔则以“三角欲望”这一构型阐述爱玛怀有欲望的方式，不仅包含欲望主体和欲望客体，还包含欲望介体，即爱玛对客体的欲望不是自发和线性的，而是在介体“想象”的作用下生成的；玛丽埃尔·马瑟追随罗兰·巴特学说，将爱玛的阅读行为理解为营造“重新主体化的空间”，即在想象中去改变自我的能力。笔者试从马瑟的观点出发，探究爱玛的想象与欲望是如何相互交织，并深度参与到我们的主体建构之中的模式。

　　在《包法利夫人》的第一部中，爱玛如愿实现曾经自己想象中的幸福——成为“包法利夫人”，然而婚后应当从爱情中获得的幸福却并未降临，“快乐、迷恋和陶醉这些字眼，从前在书本里读到，是那样美，但这些在人生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她十分想要弄明白。”现实中婚姻的无趣与幻象中爱情的幸福之间的巨大差异无法满足爱玛的欲望，于是她转向追求婚姻之外的刺激。在第二部中，欲望激发想象，想象维系欲望，互相助燃而愈为炽烈：当爱玛与莱昂的精神出轨后，她再也无法停留于想象层面，在想象的推动下，将欲望付诸行动，与罗道尔夫的肉体出轨终使爱玛“窥见了诱人而又变幻莫测的感情世界”。爱玛的欲望与想象愈演愈烈，结果却丧失了所有：在对奢华的追求中慢慢丧失了金钱，在对自由的追求中丧失了别人对她的尊重，在对性的追求中慢慢丧失了母爱，结果她没有得到奢华，没有得到自由，甚至连她最狂热的爱情，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随着故事的深入，爱玛在福楼拜的想象中绽开了人性之花——浪漫、虚荣、自私、叛逆、不甘平庸。

　　不仅仅是爱玛的欲望、人性在福楼拜笔下的想象得以呈现，福楼拜乃至读者“我们”的个体欲望与想象也走进了《包法利夫人》。追求尚不拥有之物的欲望：“我们由虚空肇始”，找寻向往之物，我们学习等待，甚至等待“想望本身”，直至其变得明晰。无论何等现实之人，都不能全然背弃想象；无论何等超然之士，均难以寂灭欲望。青年时代的福楼拜，也曾沉迷于欲望和想象的复合体——白日梦、浪漫主义和异域情调，故福楼拜试图通过以爱玛的身份（“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进入《包法利夫人》，书写爱玛的故事来对抗过去沉湎于浪漫主义的自己，而我们又通过福楼拜的故事来疗愈自我。

　　欲望书写和人性叙事背后的时代隐喻

　　《包法利夫人》这本书中没有一个光明完美的人物形象，除了关于主人公爱玛的欲望剖析与人性书写外，福楼拜不留余地地对笔下各式各样声色犬马的资产阶级形象进行了全面批判，通过丰富二线人物的形象来正面书写人性中的贪婪、虚伪、欺骗，并再次侧面揭露爱玛人性中的欲望。早在“农业展评会”上，唯利是图的布料商人勒候和推崇科学（伪科学）的药剂师奥梅就已洞悉爱玛追求物欲的人性弱点，他们利用该弱点将个人求财求名的欲望施加在爱玛身上：勒候缠着爱玛和罗道尔夫，奥梅也迫不及待要和爱玛打招呼；当奥梅和勒候在未来无形中展开合作时，整个社会就宛若一个巨大的阴谋，是爱玛无法规避的陷阱：药剂师极力怂恿夏尔为伊波利特做足部正畸手术，在手术的失败之后提议向勒候购置假肢以补偿伊波利特，与此同时，爱玛更由于丈夫的无能，彻底决心转向情人，于是向勒候购置更多奢侈的衣服、窗帘以及更多的礼物送给罗道尔夫。一次又一次无形的政商合作终将爱玛推向了死亡，在爱玛的葬礼上，从未正面相见、交流的药剂师和商人终于碰面：

　　“这位好太太真可怜！她丈夫有多伤心啊！”

　　药剂师接口说：“您知道，要不是我，他没准早就寻短见了！”

　　“多好的人儿啊！真是的，上星期六我还在铺子里见着她呢！”

　　“可惜我没空，”奥梅说，“要不我就会准备一下，在她的墓前读悼词。”

　　所谓周六的会面，正是勒候冷若冰霜地拒绝爱玛宽限还债的诉求的一幕，而药剂师的安慰也只让夏尔听着心生烦闷。这两个社会典型的聚合深刻勾勒出法国社会的虚伪和冷酷，而包法利夫人的悲惨结局则暗含着作者对当时文明的深刻体悟。

　　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激起各阶层民众的欲望与想象——物质生活条件的相对提升，时尚的生活方式，漂亮的服饰等等，他们渴望融入工业文明，享受工业文明成果，以结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封闭生活。与此同时，法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由社会门第出身为衡量社会地位唯一标准的传统封闭社会，逐渐转向以资产和个人能力为社会地位升迁依据的开放性的现代社会。这种现代社会结构的突出特征是开放性、流动性的加强，其具体影响之一就是造成了社会成员的垂直流动，这为民众将关于欲望的想象转化为现实提供了可能，即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通过后天奋斗而接近或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

　　福楼拜将目光投向法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人类灵魂的霉斑上，其笔下的奥梅和勒候正是拿破仑三世执政的第二帝国社会下的典型人物，是法国各阶级为在财富、权力、地位的重新分配中获得优势地位的社会状态的缩影——奥梅注重政治利益，渴望得到当局的认可；而勒候寻求的是经济利益、财富的聚敛。在职业与追求的取向上，奥梅和勒候都是在社会规范下的“正道”——“成名致富之道”之上竭力钻营，然而这条道路却是建立在爱玛的挣扎与死亡之上的，包法利夫人死了，奥梅获得了十字勋章，勒候赚得盆满钵满。福楼拜作品中的人性书写不再是古典时代的恶魔，而是在资本主义逻辑下的现代人的冷漠无情或现代生活的冷酷荒凉。

　　人性叙事的延展与发展

　　我们早已告别了爱玛和包法利先生的时代，但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的欲望剖析和人性书写依旧影响着当代小说创作。20世纪80年代，大量西方文化、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思想涌入，为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建立起新的参照系，其中福楼拜现实主义笔法与人性叙事策略的融合，残酷与温情的平衡，这种艺术手法深刻影响到苏童、余华等人的当代小说的创作，他们不再只是从人的心理内驱力或性格的角度挖掘生命自身的张力，而是深入“欲望”的层次，在细碎的世俗生活背景下“合逻辑”地展现出一个人走向“极端”和“狂躁”，从而挖掘、展现时代背景下人性的“共振”。

　　苏童执着地把探索人物的“极致状态”作为呈现人间世相和人性驳杂状态的入口，凸显世俗空间里人性存在着的声光色相。苏童的《妻妾成群》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有诸多类似之处：内容上，它讲述了家道中落的女大学生颂莲，无奈“做小”，嫁入大家族陈府，最终因对欲望渴求未果，在明争暗斗中走向毁灭的悲惨命运；叙述艺术上，苏童选择以“欲望”作为展现人性幽暗之处的出发点，所设置的每一个人物命运的转折点，都与欲望、情欲的追逐相关，一步步将人物拉向崩溃的结局。作品中的每一个卑微而又可怜的小人物，其命运如风中之烛、水中之萍，时时都可能在“陈府”中被“欲望”吞噬、毁损。除了刻画人性的挣扎外，苏童和福楼拜一样，深度挖掘女性欲望的被遏制和困厄中的反抗。18世纪法国社会道德要求女性的身体要在束身衣的裹束之下，维持自己的贞洁形象，女性被禁闭在传统的社会氛围中“按部就班”地扮演着“女儿”“妻子”乃至“母亲”的角色，爱玛与莱昂的偷情成为她对父权制最直接的报复，她以肉体的欢愉嘲弄父权制对女性的压抑，以与莱昂关系中的主导身份蔑视男性的权威；苏童在《妻妾成群》中也未直接控诉专制家长陈佐千的奢侈和糜烂，而是舒缓地、详细地铺述两性之间的纠结，通过对颂莲悲剧命运的描绘，表现四个女人如何将自己的生存，共同拴在一个男人的身上而互相绞杀，从而表达由罪恶、死亡、欲望等构成的人性的存在之“痒”，折射出社会历史、人性历史的本相以及女性的挣扎与反抗。

　　在福楼拜的潜移默化下，余华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性叙事的“高手”，他在比较“现代”的叙述中，注入相对“适度”的“现实主义”书写策略，以欲望的展现为“切入点”来挖掘人的无意识、非理性、反逻辑，甚至道德的冲动，延展出文本对人性的深度剖析。长篇小说《兄弟》讲述小镇上一个重组家庭的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80年代初期所经历的种种重大变故。余华以荒诞的手法再现荒谬年代，展现每个个体“本能”的力量又使欲望越发无法控制，人们的道德底线和社会价值体系愈发会遭到摧毁的情形，深刻讨论人性、欲望与社会、时代的关系，表达了对20世纪80年代人们精神生活匮乏的担忧和人性关切。可以说，余华将匮乏年代社会的物质需求和欲望的压抑，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乱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我们从“欲望”“想象”与“人性叙事”的视域，以《包法利夫人》为立足点，分析了福楼拜的人性叙事以及人性背后欲望的丰富性、复杂性，强调“人”作为文学叙述之核心的重要性；同时，通过对作品中小人物的人性分析，折射出19世纪中叶法国的社会缩影、时代特征；从而进一步考量其写作深度、美学价值以及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强调以人为表现中心，挖掘人性的隐秘、禁忌和困境，旨在重新唤醒文学深度，呈现人性的自觉。

　　在人性、人本身的表现方面，除本文所论及的作家和作品外，还有很多小说家都在“文学是人学”以及人性挖掘的道路上，有着自己不凡的艺术探索。他们共同担当并建构着能够表现历史和当代世界现实的文化、文学语境。人性的母题目及其“人性叙事”，已成为文学进入生活和存在世界的重要途径，它使文学成为表现历史、时代和现实的核心和关键。因此，文学的张力也产生更加丰富的指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