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舍伍德·安德森《林中之死》中的格里姆夫人为对象，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理论基础，重点考察格里姆夫人的斯德哥尔摩症状及其原因。20世纪初期女性遭受各种歧视造成了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对等，人性的冷漠和关系的疏远，以及格里姆夫人幼年遭受亲生父母的遗弃、养父母无情的剥削，以及生活中的颠沛共同导致了格里姆夫人性格软弱，过度依赖丈夫和儿子的畸形心理，尽管他们对自己造成了身心的双重压榨。借此，安德森表达了其对所处时代弱势女性生存现状的担忧，小说所设置的格里姆夫人唯美之死作为一种理想，寄托了安德森对此类女性美学的拯救。

　　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以一个多世纪前美国社会的迅速转型为背景，重点聚焦中西部小城镇的小人物。面对商品经济的巨大冲击，这些恪守传统、因循不变的小人物找寻不到逃离的方法，身心俱损，最终成为“怪诞”之人。《林中之死》讲述的是一位无名老妇格里姆夫人的悲惨一生，她是一个私生女，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自幼为德裔美国农场主收养，就在德国农场工作，在酷刑和羞辱下，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十几岁时，她遇到了杰克•格里姆，在杰克的帮助下逃脱，随后嫁给了杰克。但已婚的格里姆夫人并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她的丈夫对她漠不关心，总是把养家的重担留给她。她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然而，女儿不幸去世，儿子却像父亲一样生活，于是她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同时忍受着丈夫的殴打和儿子的不孝。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在她从镇上回家的路上，她在树林里休息时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定义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瑞典语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称为人质复合体和人质综合症，是一种心理现象，这意味着受害者对肇事者有感情，同情肇事者，同意肇事者的某些观点和想法，反之亦然，帮助肇事者的情结。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以看作一种创伤束缚，不一定只发生在受害者身上，只要肇事者骚扰了受害者，受害者就可能对加害者产生强烈的情绪。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自卫机制，当受害者相信肇事者的想法时，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再受到威胁。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是精神疾病的官方术语。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更像是一种假设状态，人们用来掩盖他们不想讨论的问题。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症状

　　创伤之下的沉默。受害者必须真正感受到施害者的威胁，并且相信施害者会毫不犹豫地随时加害自己。文中提及“格里姆父子有时会打架，当他们打架时，格里姆太太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她已经养成了沉默的习惯——这是固定的”。从格里姆夫人对父子争吵的反应来看，一方面她的本能反应是恐惧，格里姆太太能感受到他们的暴力威胁，身体自然颤抖起来；另一方面，格里姆夫人在本能的恐惧之后依旧选择保持沉默。在格里姆夫人心目中，父子争斗随时可能伤害她的身体，保持沉默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认为：“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文中并未对格里姆太太的创伤进行细致和有意的刻画，然而，读者却能从格里姆太太极为战栗的动作下，感受出格里姆太太本能恐惧与抑制的激烈冲突，或许只有真的遭受过重大身体创伤或心灵的伤害才能展现出这种自然流露的恐惧，而不是因为格里姆夫人的天性懦弱才产生这种恐惧，由此进一步说明格里姆太太是真正感受到了来源于格里姆父子的暴力威胁与压迫，才造就了她对格里姆父子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产生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下意识躲避。

　　毫不保留的自我牺牲。心理学研究表明，在遇到挫折时，受害者的心理会有一种自动保护机制发挥作用，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从而渡过难关。当格里姆夫人不得不爬过栅栏时，她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行为极其艰难。她本可以选择绕路走，只因绕路要远一英里，只是因为栅栏是越过山丘和树林的捷径，她宁愿选择更危险的树林。格里姆太太在回家的路上，下着大雪，很冷。但她的第一个想法是“我必须回家”，只是因为家是她丈夫和儿子住的地方，所以她无比渴望早日回到他们父子身边。尽管栅栏很高，背包很重，但她总是竭尽全力去克服困难，背着沉重的商品回家，这能够有效证明格里姆夫人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早年生活的流离。首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出：在绑架过程中，受害者必须确定施害者在最危急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一些小的善举，如在绝望的情况下给受害者喝水。文中则提到了“杰克在与德国人沟通后找到了格里姆夫人。她蜷缩在马车座位上，哭泣。她告诉杰克很多事情……”。从中，可以看出格里姆夫人天生性格就是柔和的。从杰克·格里姆的视角看来，他只是从德国人手中救下了格里姆夫人，这不过是举手之劳、不足挂齿的一件小事，但是在格里姆夫人眼中，她仿佛在绝望中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正如施害者在千钧一发之际给受害者喝水。杰克无意中救了她，她就以身相许。当格里姆出现时，格里姆夫人所做出的反应是——哭泣和恐惧。格里姆夫人眼中的他就像一束光，将格里姆夫人从黑暗的泥潭中解救出来。格里姆营救格里姆夫人不过是小事一桩，格里姆夫人却将这放大为义举，将格里姆视为英雄。可以说，格里姆夫人从德国人手中虎口脱险这一经历为其埋下了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种子。

　　格里姆夫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原因

　　地理环境的隔绝。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原理提到：受害者必须与肇事者观点之外的所有人隔离开来，即受害者被完全孤立，只能获取肇事者给他们的信息和想法。书中，格里姆夫人一旦买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就回家。她和她的丈夫和儿子住在离城镇四英里小溪岸边的一座没有粉刷的小房子里。从空间上看，格里姆夫人的住所偏僻，远离村庄，在现实中几乎与外界隔绝。同时，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远离人群，老妇人与其他人接触很少，几乎不存在从其他人那里获取信息的机会。在这样的条件下，格里姆夫人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得不到别人的情感安慰和爱，渐渐变得沉默，在心理上与外界隔绝。面对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的孤立，格里姆夫人唯一能交流的人就是她的丈夫和儿子。对于作为妻子的格里姆夫人来说，离开自己曾经爱过或仍然爱着的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妻子一般在家庭关系中倾注了很多心血，甚至牺牲了学习或晋升的机会，妻子在家庭中投入的越多，离开就会变得越困难。倾注了格里姆太太毕生心血而苦心经营起来的家庭，对于营造起家庭重要组成部分的丈夫和儿子，自然会占据格里姆夫人心中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的本能是渴望有人能与其进行交流和情感上的宣泄，格里姆夫人在生活中，由于居住僻远，已经丧失了村里人与其交流与沟通的机会，她尝试在她唯一的亲人身上得到情感的宣泄，但答案显而易见是否定的。在精神上，父子二人无形中绑架了格里姆夫人，导致格里姆夫人无法离开他们，以至于她将他们的意志视作自己的意志，从而丧失了表达爱的机会，造成了格里姆夫人逐步走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扭曲之路。

　　幼孤出生。安德森在故事中提及，像格里姆夫人这种孩子往往自幼便受到众多残酷的对待，他们是没有父母的孩子，真的是奴隶。在当时的背景下，孤儿院很少，他们在法律上被约束在某个家中。作为一个孤儿，格里姆夫人没有父母可以依靠。如安德森在文中所述，过早的颠沛流离，造成了格里姆太太对事物有了清醒的认识，她从小就比同龄人更懂得委曲求全，更能忍受生活中所有残酷的折磨，她无条件地承受着所有不公，因为她知道语言的辩解无法给她带来更好的生活和改变窘迫的现状，也不能把她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从此格里姆夫人的心中有了坚定的理解——不要为了获得毫无意义的自由而进行无所畏惧的战斗，任何反抗只会让她失去生命。所以，格里姆夫人从小就抛弃了逃跑的想法，这也映射了在传统社会背景下，女性的力量让她们在对抗社会时无能为力，由此格里姆夫人的思想与行为都不自觉地接受既定命运的操纵。

　　家庭的不幸。正如安德森所描述的一样，杰克极其容易得到了她，要不是那个德国人叫他**，他根本不会娶她，格里姆夫人对杰克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种不对等的感情交流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这也奠定了格里姆夫人不幸婚姻的悲惨基调。结婚后三四年，她瘦削的肩膀已开始耷拉下来。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格里姆夫人对家庭的成本投入巨大，已经对身体造成了巨大的负荷，以至于她尽显老态。家庭的不幸无不体现在格里姆夫人身为女性只能把活动范围局限于房间中，杰克父子则可以在房间之外逍遥，格里姆夫人穷尽心血为家庭付出，而支撑家庭的男性却选择成为家中的寄生虫，这是这个家庭不幸的主要原因。家庭的不幸在丈夫对妻子的施暴过程中，不断释放出负面信号，使格里姆夫人身上带上了一种强加于自我的定义。正如格里姆夫人对杰克父子保持沉默一样，她认为一定是自己付出的不足才使父子产生施暴的行为；相信自己没有能力，所以丈夫才不会深爱自己，她觉得，除了丈夫，更没有人会娶自己。在格里姆夫人眼中，杰克的评价，完全碾碎了她身为一名妇女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她完全以从丈夫那里得到爱的数量来衡量自我。在她看来，杰克就是一位公正的评判者。她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并以此赢得杰克的爱。如果杰克实施了暴力，她认为是自己的失败。

　　时代下的冷漠。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悲剧的产生主要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在传统社会的婚姻文化习俗中，“男主外女主内”被认为是一个普遍现象。20世纪初的女权运动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出现了尝试打破这种非正常的社会现象，使女性群体看到了短暂的曙光与希望。然而，新兴事物的发展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伴随被视为动摇旧势力的异类，于是旧势力对此进行了反扑和扼杀。女性个体的力量在这一时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经历了尝试而最终不可避免由于社会力量的庞大阻击之下，女性群体深感无能为力，于是便出现了像舍伍德·安德森笔下的格里姆夫人，由于女性群体清晰意识到仅靠自我的力量是不足以与社会对抗的，于是她们选择了妥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选择了无条件地对诸如家庭暴力的社会不公屈服和忍让，最终，如同格里姆夫人一样凄美地死在了茫茫的白雪中，预示着女性群体勇敢而伟大的尝试，却无可奈何地走向失败。

　　研究格里姆夫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意义在于，格里姆夫人可视为当时女性群像的代表，借作者安德森运用格里姆夫人在雪地里的凄美坠落，警觉后人女性的脆弱，并寻求唤醒一种不再容忍和纵容男性暴力的自我意识，呼吁女性不要如同格里姆夫人困在一隅，而要自信、自立、自强，在变化的时代里勇敢站出来和敢于向迫害说“不”，摆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毒害，从而走向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