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纪念类博物馆是具有纪念革命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意义的社会历史类博物馆，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革命纪念类博物馆存在展陈理念和设备陈旧、理论研究成果匮乏、教育服务偏重说教、文创产品研发滞后等发展困境。利用革命纪念类博物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需从研、学、产三个方面逐层推进。学理研究是基础，课程研发是保障，科学分众是关键，文旅文创是必由之路。

　　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发展现状

　　革命纪念类博物馆是博物馆从题材类型角度进行分类的一种重要类型，在具体命名上包括革命博物馆（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等）和革命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等）。《博物馆条例》对博物馆下的定义是：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性组织。以藏品性质和博物馆所反映的内容来划分，可以将博物馆划分为社会历史类、自然科学类和综合类三个大类。革命纪念类博物馆反映了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时期历史，具有纪念革命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意义的社会历史类博物馆，以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等思想教育为教育目的，研究、保护、收藏并向公众展示有关革命史、革命军事史和党史的红色文物、革命遗址和资料记录。

　　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发展困境。管理展陈理念旧，设施建设不完备。展览展陈是博物馆的工作核心。相对于故宫博物院、敦煌博物馆等数字化展陈理念和设施先进的历史文化类和综合类博物馆，革命纪念类博物馆多采用传统静态展陈，在理念和设施方面均显得陈旧，在展陈内容方面同质化、碎片化问题尖锐，严重制约了革命精神、红色文化精髓的传播，遑论对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性的服务。该问题背后反映的是革命纪念类博物馆普遍存在的展陈专业性和经费支撑不足的深层次问题。

　　理论研究薄弱，科研产出缺少精品。展品收藏和研究是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受限于展览展陈题材，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并未被置于工作重心，导致理论水平相对薄弱。从中国知网近10年的文章发表情况来看，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相关学术文章数量显著低于其他题材类型博物馆。其中，仅重庆红岩历史博物的文章数量在3篇以上，其他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缺少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且整体缺乏核心及以上级别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从主题词和关键词可见，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相关学术文章集中于主题策展和讲解内容的个案分析，鲜少涉及红色文化传播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实现。

　　教育服务水平亟待创新，讲解偏重说教。教育是博物馆的核心功能。在中国博物馆协会2018年发布的《2014年—2016年度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报告》中，25家革命纪念类一级博物馆仅2家评分高于一级博物馆的平均分，社会教育和公众传播的公众评价明显低于一级博物馆的平均水平。根据国家文物局公布数据，我国革命纪念类博物馆总数在2021年已超1600家，2016年—2020年平均每年举办革命文物展览4000多次，即每家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年均革命文物展览次数低于4次。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讲解工作关系到是否能“讲好中国故事”，解读好“红色基因”，是调动观众情感记忆、激发爱国热情的关键。然而，当前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由于在数据统计、观众反馈和理论研究上的根基匮乏，对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类型和不同接受水平的观众缺少讲解内容和讲解模式的区分对待。说教式的革命故事讲解和革命文物介绍，制约了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红色主题学习和价值观培养的教育发挥。

　　社会影响低，文创产品研发滞后。社会影响辐射度是博物馆坚守社会价值的体现。2019年发布的《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试行）》进一步规范了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相关授权工作，鼓励博物馆在盘活用好馆藏文物资源和开放共享文物资源信息方面进行创新。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金面具水杯和川蜀麻将摆件、甘肃省博物馆的铜奔马主题摆件“绿马”、湖北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U盘不断涌现，不仅带动了博物馆经济，更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迅速提升了博物馆和相关文化主题的社会影响力。随着各大历史文化类博物馆的文创产品纷纷“火出圈”，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文创产品研发滞后，未见打动人心的代表作品，也无法带来建设经费方面的助力。

　　革命纪念类博物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革命纪念类博物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类型主要为革命文物，这些文物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我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录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物教材。《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指出，我国革命文物家底基本摸清，普查登记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6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00多万件/套，具有极其巨大的思政教育教材开发空间。考虑革命纪念类文物需保护的特殊性，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搬进革命纪念类博物馆，通过博物馆的第二课堂还原历史环境，模拟真实历史情境打造沉浸式教学，增强课程的感染力。现场观摩学习可以唤醒文物本身的在场记忆，便于参观者更好地体会其精神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与革命文物的近距离接触，辅以丰富的教学、解说内容，使基本史实生动化，便于接收者与文物承载的革命精神形成深层次共鸣，从而实现接受与铭记革命精神的教育目的。现代化的博物馆采用与科学技术结合的手段，用数字孪生技术展陈革命文物，用虚拟仿真技术模拟还原历史事件，帮助师生更精准地体会革命文化展示的历史细节，增强课程的吸引力。

　　思想政治教育是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重要功能。博物馆的功能包括收藏、研究和教育三个方面。革命纪念类博物馆记录着革命战斗史和党史，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具有政治教育功能。革命纪念类博物馆中展览陈列的革命文物和宣讲的先进个人事迹，具有道德示范和思想引导的功能。对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将红色基因与新时代新形势相结合，有助于加快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常态化和长效化机制，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氛围。

　　新形势下利用革命纪念类博物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虽然“产学研”中“产”排在首位，但是“产”和“学”都建立在“研”的先决基础条件上。此处，“研”包括“研究”和“研发”。革命纪念类博物馆是思政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红色文化旅游的重要实体空间，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然而，当前学术理论研究的欠缺是制约革命纪念类博物馆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红色基因阐释、思想价值引导和思政教育理论辨析的相关研究主题成果丰硕，如何将其与博物馆教育功能实现的理论成果相结合是相关研究的核心发力点。只有基于扎实的理论研究成果，才能准确把握利用红色资源进行思政教育的教育规律，从而制定规范完善、科学可行的常态化长效化学习机制和考核评价办法。

　　在“研发”方面，科学规范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计，组建高水平课程研发团队，培养革命纪念类博物馆专门人才，扩充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师资及管理队伍，提高思政教育的教学水平。革命纪念类博物馆作为思政教育的第二课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基于博物馆红色文化资源设立的地方性、主题性思政课程体系必不可少。课程体系围绕展览主题进行系统性构建，如历史事件类、先进人物类、通史类等。除常设展览的主题需要课程研发外，临时展览也需要相应的讲解内容研发，从“主流叙事”“生硬宣教”的单一枯燥，转向“多元故事”“身临其境”的丰富生动。

　　学：学生和学习，于场景中分类施策，提升思政教育吸引力。在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发挥方面，“学”的主体是走进博物馆的观众。思想政治教育面向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学生”同样存在多样性，不仅包括党员领导干部、一般党员干部，还包括大中小学在校学生、社会大众等。不同年龄特点、职业特点和思想情况，对于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参观心理预期是截然不同的。科学、精准地分众化学习，方能提高革命纪念类博物馆场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吸引力。

　　个体思想觉悟的提高和理想信念的明确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个学习的过程不只是历史知识的记忆，更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刻理解之上的久久为功，具有内隐性和时代性。思想政治教育是终身课题，观众在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参观学习过程是短时的。如何在短则数十分钟，长不过数小时的观展过程中，让这些“学生”感受到革命精神的鼓舞和红色文化的熏陶，有效检验思政教育实效性，十分关键。策展方面，结合时政热点、重要历史事件（如建党百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革命人物忌辰等）的时间节点，配合各类媒体进行推介。学习效果评估方面，科学设计调研问卷，及时收集观众反馈，并将其作为博物馆年度考核、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合理设置该类考核指标与权重，增强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产：文旅和文创，服务国家战略，助推思政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经费的自我造血能力不足是制约革命纪念类博物馆功能实现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试行）》等相关政策的支持下，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产”至少可包括文化旅游产品和文化创意产品两大类。红色文化旅游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并能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联动。许多民众耳熟能详的革命纪念类博物馆坐落于贫困县、贫困村，如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遗址地等。红色文化资源是当地重要甚至主要的文旅资源，以革命纪念类博物馆为核心地标或“打卡地”的红色旅游是改善当地民生的有力举措。井冈山、瑞金已逐渐依托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等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完善思政新媒体建设，构建立体传播模式，成功打造红色文旅名片。

　　革命纪念类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和运营在模式上的守正创新体现在红色文化元素的挖掘、红色文化故事的研判、红色文化消费的定位，以及实施主体的协同上。相关博物馆研究团队明确本馆自身特色，相关设计团队把握产品在实际生活中的文化性和实用性，相关管理运营机构落实好市场推广和反馈情况收集，即可在讲好红色故事，实现思政教育目标的前提下，为博物馆发展吸引资金和人才，形成良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纪念类文创产品仍需深耕红色内容，警惕泛娱乐化，避免严肃性被消解，相关监督部门的介入是必要之策。

　　革命纪念类博物馆传播语态的革新，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宣教形式的创新。创意来源于新时代新风貌下的新生活，常态化长效性的“常”和“长”也植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提升受众参与度，在创作主体和监督主体上，从“官方解读”调整为“民众互动”，让革命纪念类博物馆的参观者在红色文化的回溯和认同之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方可真正助推思政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