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1990-2020年CNKI数据库中文期刊相关文献为数据基础，使用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对红山文化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出红山文化研究发文作者、发文机构、高频关键词等知识图谱。通过知识图谱聚类分析、研究学者与机构特点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红山文化研究学者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特点，研究团队较少、规模较小；②研究机构集中于高校、研究院所、文物局，缺少合作；③研究成果集中在文明探源、社会崇拜、区域文化方面。基于以上分析，对红山文化未来研究提供建议与思路。

　　关键词：红山文化；CiteSpace；知识图谱

　　红山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左右，核心区分布在内蒙古赤峰和辽宁朝阳地区，其边界北过西拉木伦河，东到下辽河西岸，南至渤海之滨，西达河北北部，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红山文化遗存自1935年进入人们视野，已走过80多年发展历程。1954年，尹达先生根据梁思永先生意见，首次正式提出红山文化命名[1]。

　　20世纪后半叶，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极大丰富了考古材料，研究文献数量不断增加。学者吕军等（2000）总结了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现状，指出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2]；滕海键（2009）对红山文化的石器、陶器和玉器制作技术以及建筑状况进行系统概述，以期推进红山文化研究[3]；吕富华等（2013）对红山文化先民的宗教信仰研究进行梳理[4]；田野（2015）将红山文化研究80年发展分为探索期、确立期和兴盛期并述评[5]；王斯文（2016）从文献数量、作者、关键词、研究主题对红山文化研究进展简要分析[6]；曹彩霞等（2020）提出红山文化研究要加强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和体系建设[7]。本文基于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红山文化研究进行定量分析，绘制出红山文化研究知识图谱，对关键词和领域内突发主题进行知识图谱聚类分析，旨在直观展示本领域文献成果、研究热点，发现不足，提出建议。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以CN 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为样本数据源，高级检索设置主题词为“红山文化”，时间跨度为1990~2020年，剔除会议通知等不相关文献，最后选择1287篇以refworks格式导入CiteSpace软件处理。CiteSpace可绘制某一研究领域知识图谱，并通过节点大小、网络连接度等要素，展示前沿热点、知识关联状态。目前，CiteSpace文献综述定量分析方法在历史学、考古学应用极少。

　　二、红山文化研究文献数量统计与分析

　　红山文化研究发文量在3 0年间经历缓慢增长（1990~1999）、稳定增长（2000~2010）和快速增长（2011~2020）三个阶段。1990~1999年处于研究起步阶段，学术群体以考古学、历史学学者为主，发文量较少。2000~2010年敖汉兴隆沟、魏家窝铺、小东山等一系列遗址发掘，考古资料逐渐丰富，文献量稳步增加。2011~2020年发文年均超过60篇，因2011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期正式启动，2012年发文量是2000年四倍，红山文化开始全面、系统的研究。

　　三、红山文化研究可视化分析

　　（一）作者与合作网络分析

　　本文选取第一发文作者进行统计，利用“Author”网络节点生成作者合作图谱（图1）。经计算，共有572个节点，199条连线，密度为0.0012，前三位是郭大顺、孙永刚、田广林，共现次数为21、20、20，其后是索秀芬、刘国祥、滕海键、张星德、叶舒宪，均出现15次以上。合作网络表明红山文化研究呈大分散、小集中特点，学者间联系较弱，初步形成田广林、刘国祥、索秀芬、李少兵等为带头人的研究团队。发文20篇及以上学者有郭大顺、孙永刚和田广林；发文15篇及以上学者共计8人，发文量占论文总数11.3％。

　　（二）发文机构分析

　　第一作者发文机构经计算共有节点521个，连线1条，网络密度为0，说明机构间合作强度较小。赤峰学院发文最多（118篇），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39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35篇）、吉林大学（28篇）、辽宁师范大学（23篇）。红山文化研究机构集中于高校、研究院所，多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北京市、吉林省。发文机构之间存在较少合作，缺乏研究经验与成果交流共享。

　　（三）关键词分析

　　1.热点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呈现文献核心观点与创新之处，以“Keyword”为网络节点，计算出节点826个，1033条连接，密度为0.003（图2）。红山文化研究关键词之间连线较为密集，体现出研究内容紧密性。

　　根据关键词路径计算法，按出现频次排序统计，提取前10个高频关键词，和红山文化共现关键词“玉器”出现频次最高（73次）、“文明起源”（43次）、“牛河梁”（36次）。高频关键词反映出红山文化玉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性。

       2.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知识图谱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共形成10个聚类，826个节点、1021条连接，网络密度为0.003，聚类模块值Q=0.6762（大于0.3），说明聚类结构显著，平均轮廓值S=0.9418（大于0.7），表示在聚类内部关键词相似度较高，聚类结果具有科学性，可以得到以下热点研究主题。

　　（1）文明探源研究。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进，从对红山文化遗存基本情况分析，到运用化石、遗存与神话传说相互印证，有多篇文献进行了论证。滕海键（2015）认为后世中华文化崇龙习俗、尚玉之风、祭天祭祖，这些文化传统源于红山文化[8]。郭大顺（2016）提出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过程中，红山文化具有代表性和全局性，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9]。

　　（2）社会崇拜研究。学界认为玉器反映了红山文化崇拜现象，并具有凝聚群体力量的社会组织功能，在会盟、墓葬等活动中起到作用[10]。“勾云形玉器”造型、内涵、功用、神格、原生形态问题的探讨，推断勾云形玉器不是一般性装饰品，而是宗教媒介[11]；本质上属于神面鸟纹透雕玉器，是红山文化先民崇鸟礼俗的产物[12]；玉器表现为猫头鹰形象，是寻找商人玄鸟崇拜的重要史前渊源[13]。玉器还具有社会功能，红山文化用玉制度与北方地区宗教信仰关系问题[14]；红山文化玉器是当时社会政教礼仪生活的产物[15]。关于红山文化祭祀探讨主要包括红山文化女神像与原始宗教之间的关系、龙图腾与女神崇拜之间的关系、原始宗教的发展等。关于人物塑像研究，张星德（1996）考证了红山文化女神的性质及女神像与史前宗教中土地神的关系[16]；田广林提出早在史前时期世界东西之间就有人群互动与文化交流[17]。关于红山文化图腾研究，叶舒宪（2006）引入国际考古学女神宗教研究视野,对红山文化各种龙造型的象征意义及其同女神崇拜关系给予系统阐释[18]；田广林（2010）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龙的崇拜最早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时期[19]；吕昕娱（2011）认为红山文化图腾崇拜与氏族社会发展一同演变[20]；辛学飞（2016）指出原始宗教已经由最初对自然的崇拜发展到了人文崇拜的过程[21]。

　　（3）区域文化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聚落出现、居住方式、古国发展探讨、自然环境与聚落分布关系等。田广林（2005）从西辽河地区早期居住方式变化论证中心聚落出现，认为红山文化时期步入古国发展阶段[22]；滕海键（2014）从自然环境角度考察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与地理环境互动关系[23]、探析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及历时性变化[24]。

　　3.突现词分析

　　CiteSpace软件对关键词突现分析，可知某一时段研究热点，突现强度越大，则研究热度越高。红山文化研究突发主题共14个，2000年前研究初期阶段，工作重点在遗址点发掘、成果整理分析方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2002年突现“玉文化”研究热点，对文明起源、文化特点、文化内涵研究更为关注。2015年后，对聚落形态、文化功能、文化分期开展多学科研究。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红山文化研究仍存在不足：1.发文量少，前期研究基础薄弱，研究人员及其机构缺乏交流与合作，没有实现学术成果共享。2.研究视角单一，发表成果主要集中于考古学、历史学科，缺乏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的深度。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红山文化研究未来可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开展交叉学科创新研究，加强研究者及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国家层面应积极搭建学术资源共享平台，吸纳地理学、第四纪、地理信息科学等学者参与进来，将文化遗产影像、VR、GIS等方法应用到红山文化领域中。高校、研究院所应创新管理机制，给予科研奖励，成果互认，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提高科研成果数量与质量。

　　第二，提升红山文化研究深度。虽然红山文化相关主题引起广大学者关注与讨论，新的研究问题仍不断出现，需要与考古发掘新材料印证，既要对已往主题深度研究，又要对新的问题横向联系、纵深探讨，均对科研工作者提出了高要求。

　　第三，加大红山文化研究力度。红山文化作为冷门绝学研究，需要更多的学者加入，应重视专业人才培养、专业团队建设，营造红山文化学术研究氛围，同时应加大经费投入，提供合理的评价体系与机制，鼓励学者提升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尹达.新石器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142-146.

　　[2]吕军,栾兆鹏.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综述[J].北方文物,2000(3):6-11.

　　[3]滕海键.红山文化的生产技术状况及生产力水平述论[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3-8.

　　[4]吕富华,薛巍.红山文化先民的宗教信仰研究综述[J]赤峰学·文化综合·大众文艺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2):10-12.

　　[5]田野.红山文化80年——评述与展望[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426-432.

　　[6]王斯文.红山文化研究现状综述[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3):4-7.

　　[7]曹彩霞,孙永刚.赤峰地区红山文化研究现状与思考[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1-14.

　　[8]滕海键.论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文化源流中的地位[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0):1-5.

　　[9]郭大顺.为什么说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9(2):121-131.

　　[10]雷广臻.红山文化玉器的社会组织功能[J].理论界,2012(11):195-197.

　　[11]刘国祥.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研究[J].考古,1998(5):65-79.

　　[12]田广林.红山文化“勾云形玉佩”的再解读[J].北方文物,2005(2):18-21.

　　[13]叶舒宪,祖晓伟.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为“鸮形玉牌”说——玄鸟原型的图像学探源续篇[J].民族艺术,2009(4):74-81.

　　[14]孙永刚.红山文化玉器与原初形态萨满教[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17-18+79.

　　[15]张国强,田广林.西辽河史前玉器与中华礼制文明[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4):116-119.

　　[16]张星德.红山文化女神像与史前宗教中的土地神[J].社会科学辑刊,1996(2):98-100.

　　[17]田广林,任妮娜,周政.红山文化正坐造像与亚非欧大陆的早期中西交通[J].黑河学院学报,2020,11(5):6-10+23.

　　[18]叶舒宪.“猪龙”与“熊龙”——“中国维纳斯”与龙之原型的艺术人类学通观[J].文艺研究,2006(4):23-33+158.

　　[19]田广林.红山文化与中国古代崇龙礼俗的起源[J].文化学刊,2010(1):135-139.

　　[20]吕昕娱.红山文化图腾崇拜的产生和发展初探[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2(8):1-3.

　　[21]辛学飞.从红山文化的遗存浅析红山文化中的祖先崇拜[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9):5-9.

　　[22]田广林.论史前中国东北地区的文明进程——以西辽河地区为中心[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5(1):106-111.

　　[23]滕海键.论燕北西辽河地区的经济形态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从环境史角度考察[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7(5):142-148.

　　[24]滕海键.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及历时性变化探析[J].北方文物,2014(3):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