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是一种以价值为导向的修辞性话语行为。译者之所以偏离原文的言说路径，往往基于特定文化语境中的价值诉求和修辞考量，旨在赢得译语读者对译文话语的认同，达到劝说或诱导读者之目的。鉴于此，翻译教学中有必要引入以修辞为核心、价值为导向的评价方式，将学生的关注重点从单纯的技巧维度转向与价值相关的修辞情境维度以及策略运作维度，就译者如何针对情境中的价值诉求做出有效回应，译者的积极作为在引导价值、争取受众认同、促进理解与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功效等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唯有如此，才能深化学生对翻译实践的认识，有效提高学生的汉英转换能力。

　　关键词：翻译教学；修辞；价值导向

　　Abstract: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rhetorical discourse and behavior with specific value orientation.To persuade or induce the target readers to identify with the translated text,the translator tends to 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text,with value appeals of the recipient culture and the rhetorical respons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In view of this,it is of necessity to introduce the way of evaluation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with rhetoric as the core and value as the orientation.The focus is no longer translation skills,but the value appeals in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and the translator’s rhetorical strategies to respond to the situation so as to identify with the target readers,facilitating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cooperation.Following this way,students can gain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of translation shift.

　　Key words:translation teaching;rhetoric;value orientation

　　一、引言

　　当前翻译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注重翻译变通技巧的讲解，轻视技巧背后的考量因素的分析，学生面对翻译中的变通、改写问题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汉英翻译教学为例，译者所用的增译、缩译、编译、阐译等策略中往往映射出“技”与“道”的内在关联，在修辞性地再现文本信息、争取译语受众认同、促进社会良性互动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然而这种与价值导向紧密相关的修辞策略在传统翻译教学中常常被简化、等同于语言层面的转换技巧，致使译者的修辞意识、价值考量无法进入学生的认知视野，语篇翻译中的全局意识难以形成。鉴于此，文章提出在汉英翻译教学中，尤其是语篇分析中引入以修辞为核心、价值为导向的评价方式，将学生的关注重点从单纯的技巧维度转向与价值相关的修辞情境维度以及策略运作维度，以深化学生对翻译实践的认识，提供其汉英转换能力。

　　二、翻译教学中为何引入以修辞为核心、价值为导向的评价方式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旨在克服语言差异与文化隔阂，使原语文本的意义为译语读者所领会，从而促进原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的交流。其最大的困境在于，来自原语文化的语词、语段中承载的精神与译语文化的读者所持有的价值观念之间常常存在差异与分歧，影响了原文意义的理解和领会。要想令译文读者对原语文本产生认同感，作为复述者的译者需要充分考虑翻译的价值诉求和受众的文化背景，以译语受众认可的价值作为理据，在此基础上调整原文的表意方式，使原作者和译语读者消除分歧隔阂，达成契合性交流。这就涉及修辞的作用，或者说对原文信息的修辞性再现。事实上，“认同”本是新修辞学的一个核心术语，由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在《关于动机的修辞》一书中首次提出，用于指人与人在社会交往中由于修辞的作用而形成的相互认可、互为同体的认知心理。比如，A与B本是相互分离、观点不同的个体，因为认识到彼此拥有共同的信念、价值、态度、情感，或者相信彼此面临共同的竞争对手而消除分歧、达成共识，结为利益共同体。

　　修辞在争取受众认同的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已经成为修辞学界以及其他人文学科领域的共识性观点。其主要功能是为人们提供论辩说理的工具和方法，借助符号手段的运用争取受众对某一特定观点的认同。换言之，人的修辞行为往往包含一系列与道德相关的价值陈述，诸如什么是应该的，什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什么有更大的价值等。修辞者以此为理据展开论述，借助灵活多样的话语策略激发受众的想象力，引导受众的认识或态度。也正因如此，修辞摆脱“文饰技巧”的固化标签，被重新定义为一种“认同艺术”。如刘亚猛所言：“在通过想象确定异同，区分内外，分清彼我，从而使千千万万完全不相识、从来没有联系的人扭成一团，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修辞的作用是带根本性的。”[1]

　　从当代修辞的角度看待翻译，可以对翻译中的变通和改写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与其他含有价值取向，投射出修辞意蕴的符号行为一样，翻译的过程是“译者根据预期目的，精心分析和构筑语境，选择有效的话语和表现形式，影响受众的修辞过程”[2];是一种跨越语言文化边界，修辞性地再现文本信息以促进社会良性互动的话语行为。美国学者兼翻译家贝罗斯认为：译者手头的原语文本不过是“缺乏最终固定形态的素材”，而翻译则是译者基于这些素材的一种话语“施事”[3]。刘亚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翻译应被理解为一种“个性化营创”，译者则是“从异己文化发掘说服手段的修辞者”，利用翻译的言说空间诱导读者接受异己观点，在译语文化开创新的修辞局面。[3]换句话说，正是这种修辞层面的考量使译者在翻译中以言行事，偏离原文的言说路径，以实现翻译的价值诉求。这一新视点对翻译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在分析、评价翻译语篇时不应仅仅着眼于增译、省译、转换、切分、合并等变通技巧的讲解，还应关注翻译之“技”与翻译之“道”的关系，让学生对变通、改写背后的修辞考量及其价值诉求有全面深入的认识。为此，有必要引入以修辞为核心、以价值为导向的评价方式，将评价重点转向语言转换技巧背后的修辞布局，使价值导向与译者话语行为之间的关系为学生所领会、把握。

　　三、翻译教学中如何引入以修辞为核心，价值为导向的评价方式

　　具体而言，这一评价方式要求教师在分析讲解翻译语篇中运用的变通技巧时，从宏观入手，以修辞情境为依托，全面把握译者所用变通技巧背后的价值诉求与修辞策略。这里的修辞情境可理解为修辞者所处语境中存在的价值冲突或观念分歧，是修辞者调用话语策略的动机所在，其目的在于借助暗含态度色彩的话语引导受众的认知，使受众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与言说者达成一致。就翻译活动来讲，译者的文化身份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遵循一套与其所属文化相契合的价值观。然而译者的这一价值立场与译语受众的价值观念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可能出现分歧，这就构成了一种待补救的缺失或者待解决的问题，亦即修辞情境。作为修辞者的译者需要审时度势，积极调用话语策略引导受众的态度，诱发其合作意识，并最终使双方在某一价值观念上消除分歧、达成共识。由此可见，修辞情境中包含着译者的价值考量，并促使修辞策略的产生。唯有从分析修辞情境入手，才能充分把握译者的价值立场与其修辞策略之间的关系。

　　以旅游文本汉英翻译的讲解为例。在一段介绍大理的宣传材料中出现了不少四字句和平行对偶结构，如“山清水秀，气候宜人，风光旖旎，民风淳朴，文化发达，人才济济，商贸兴盛，商机无限”，读来朗朗上口、音韵俱佳。不仅如此，介绍中称大理“拥有‘风、花、雪、月’之盛景，素有‘东方瑞士’之美誉”，赞美之情跃然纸上。面对这段诗情画意、辞藻堆砌的景点资料介绍，学生在汉英转换时选择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全部信息，认为文采浓郁的原文理应翻译成文采浓郁的译文。为了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此处使用删减、融合技巧的必要性，教师应从语篇所处的修辞情境入手，对译者需要弥合的认知差异及其所用策略进行全面解析。从根本上讲，使译语读者对英译的旅游信息产生不解或者误解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汉英景点资料介绍在行文风格上的差异，不如说是中西方文化在审美价值上的隔阂。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家主张美学的最高境界是“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模仿”[4],叙事客观、简约、理性，忌行文用字重复堆砌。与之不同的是，中国人的写作美学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结合，呈现对仗工整、音韵和谐之美。教师应引导学生认识这一宏观层面的价值差异，并结合景点资料汉英翻译的价值诉求（即唤起译语读者感受景点之美，产生认同感以及前往旅游之欲望），继而选定适切的修辞策略。具体而言，景点介绍既以打动读者为核心诉求，译者的首要任务便是预估读者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期待，站在读者的立场去揣测其对景点资料介绍的评价态度和接受心理，并以此为理据对原文做出调适，删减冗余的用词（文化发达，人才济济），夸大的宣传（东方瑞士）以及难以激起西方读者审美联想的朦胧化表述（风、花、雪、月），凸显对读者有用的旅游信息，借助修辞中的重点突出法争取读者对译语文本的认同。通过这样的讲解，学生无疑会对旅游文本汉英翻译中删减、融合法的使用及其背后的修辞考量有全面深入的认识。

　　除了景点资料翻译，公示语的汉英翻译同样涉及修辞及价值层面的考量。“公示语翻译以诱导说服来自另一种语言文化环境中的特定受众知情、避险、遵规、守矩，采取预期行动或引发其认知或情感意义上的预期反应为话语目的。”[5]这一价值诉求表明，公示语的翻译不单单是文本信息的转换活动，更是一种争取受众认同、与受众实现有效互动的修辞活动，需要译者充分了解汉英两种文化的公示语在价值取向、表意风格方面的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制订适切的修辞方案。教师应引导学生比对分析平行文本，从中发现和认识公示语英译中需要改换的价值标尺。比如，英美人重视对个人资产及权益的保护，在涉及私家通道的问题上通常采取毫不含糊的严肃态度，用标有“NO ENTRY”或者“NO ADMITTANCE”（禁止或严禁入内）的公示语予以警示。而中国人往往秉持礼仪之邦的传统，在公示语中客气地使用“请勿进入”的表述。为消除这一价值分歧，达到说服受众的修辞目的，汉英翻译时有必要调用译语读者公认的价值标尺进行语境重构，将汉语公示语“私家小路，请勿进入”译为“THIS IS A PRIVATE PATH NO ADMMITANCE”。又如，两种文化的公示语在表意风格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英语公示语的价值立场是有法可依、以理服人，力求做到准确、规范、态度鲜明。汉语公示语则与之不同，许多警示性或公益性标牌常常诉诸感性、含蓄的用词，采用隐喻、拟人等辞格，旨在以情动人，通过触动本国游客内心的情愫而打动受众。为此，译者需要运用修辞策略，将温馨有余、规范不足的汉语公示语（比如“由于您的参与，垃圾不会无家可归”）转换成规范化的英文表述(NO LITTERING),以达到化解分歧、促进沟通的目的。概而论之，在分析讲解公示语翻译的技巧时强调译者所用技巧背后价值诉求以及修辞意识，有助于学生从整体层面把握公示语的译写规范，着力关注公示语翻译的服务质量与文化传播效果。

　　再以时政文本汉英翻译的讲解为例。我国的时政语篇中有大量省略了主语、以谓语动词为核心的无主句（比如“要……”“必须……”），我国读者在理解过程中通常根据自身的经验或者预设立场补充缺省的主语。针对这一现象，汉英转换中有两种方法可用：一种是补充泛指人称代词“We”作为施事主语，将汉语的无主句转换为英语的主动句；另一种是继续隐藏看似无关紧要的施事主语，将汉语的无主句译为英语的被动句。仅就翻译技巧而言，无论译成主动句还是被动句都是可行性选择，符合英语的行文习惯。然而从修辞的角度加以分析，会发现译者在翻译中对泛指人称代词“We”的凸显乃是经过精心考量，承载着重要的价值意蕴。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从修辞情境出发，对译者在选择主语时考虑的问题进行一番分析。事实上，时政语篇汉英翻译中的突出问题是使用国外受众不习惯或者倍感陌生的叙事方式进行话语交往，导致受众面对“异己”文化时产生抵触心理，难以消除固有的观念分歧，产生契合性交流。在此情境下，如何“做到设身处地地用当地人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使具有不同价值观点的人群去互相容忍和理解别人的价值观点；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6],无疑是译者着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带着这一情境问题审视原文和译文的表意效果，会让学生意识到看似简单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们”实则具有某种不易察觉的修辞效果。具体而言，“我们”的使用其实是一种重要的认同方式或者修辞策略，如博克所说：“认同的神秘莫测和千奇百怪都集中在这个整天挂在嘴边却鲜为人们注意的人称代词‘我们’上。”[7]究其原因，这一人称代词具有以言行事的交际功能，能够在无形之中拉近说话者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建立一种情感认同。国内读者会因为在某些重要场合听见作为一个国家的“我们”而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国外读者同样会因为读到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我们”而产生某种共情，形成对中国知识和中国话语的接受心态。学生通过对修辞效果的认识，能够深刻理解和把握“亲和翻译”，即“在翻译过程中注重情感引导的翻译观和实践策略”[8]在时政文本翻译中的重要性，从而增强修辞意识，提高翻译能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是一种修辞性的话语行为。一方面，为了获得翻译的资格认定，译文必然向翻译之应然靠近，使原文与译文达成某种程度的等值；另一方面，译文对原文而言不可能具有本质意义上的同一性，一切实然的翻译都是对原文的再认识。译者之所以偏离原文的言说路径，往往基于特定文化语境中的价值诉求和修辞考量，使译文真正“有效”，借以赢得译语读者对译文话语的认同，达到劝说或诱导读者之目的。鉴于此，汉译翻译教学中有必要引入以修辞为核心，以价值为导向的评价方式，将学生的关注点从单纯的技巧维度转向与价值相关的修辞情境维度以及策略运作维度，就译者如何针对情境中的价值诉求做出有效回应，译者的积极作为在引导价值、争取受众认同、促进理解与合作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功效等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唯有如此，才能由“技”入“道”，深化学生对翻译实践的认识，真正提高学生的汉英转换能力。

　　参考文献：

　　[1]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6.

　　[2]陈小慰．翻译教学中修辞意识的培养[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86-90.

　　[3]刘亚猛．修辞是翻译思想的观念母体[J].当代修辞学，2014(3):1-7.

　　[4]方梦之，毛忠明．英汉—汉英应用翻译综合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235.

　　[5]陈小慰．公示语翻译的社会价值与译者的修辞意识[J].中国翻译，2018(1):68-73.

　　[6]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C].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533,250.

　　[7]博克．修辞情景[A].常昌富译．博克．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65.

　　[8]陈小慰．“亲和翻译”：提升公共翻译“有效性”的一个策略[J].上海翻译，2019(4):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