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传统翻译研究中，译者总是处于边缘地位。但随着翻译文化转向的兴起，译者主体性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本文以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著名作品《追风筝的人》为例，聚焦被动语态转换，深入探讨李继宏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表明，译者主体性体现为对源语文本的创造性转化，受语言表达规范、读者接受度及文学意境传递需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追风筝的人》；李继宏；被动语态

　　1研究背景

　　英汉两种语言在主动与被动表达上存在显著差异：英语倾向于使用形态标记明确的被动语态；汉语则偏好主动句式，且其被动含义的表达方式更为灵活多样。张晋林（2009）指出，被动语态和主动语态相互对立，二者是英汉两种语言都具有的语法范畴，因此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之间的转换是一种结构上的转换。这一观点与卡特福德转换理论不谋而合，其中“结构转换”正是最常用的转换方法之一（Munday，2022）。

　　基于此，本文以《追风筝的人》李继宏汉译本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李继宏在处理被动语态时采用的策略与方法，探究其中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以期为《追风筝的人》的翻译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2《追风筝的人》简介

　　小说《追风筝的人》为卡勒德·胡赛尼所著，首次出版于2003年。该书以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的阿富汗和美国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关于背叛与救赎的故事。主人公阿米尔出身富贵之家，与仆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1975年的一场风筝比赛却成为他们命运的转折点。阿米尔在比赛中如愿夺冠，哈桑却在追逐风筝的途中惨遭恶霸阿塞夫等人的凌辱。目睹这一切的阿米尔因怯懦选择沉默与逃避。此后，愧疚与自责始终折磨着阿米尔，最终他做出错误决定，迫使哈桑父子离开了家。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阿米尔与父亲逃往美国。几年后，阿米尔接到好友拉希德·汗的电话，得知哈桑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且已去世，只留下儿子索拉博一人。为了赎罪，阿米尔在经历痛苦挣扎后选择重回阿富汗，不顾艰险找到索拉博，并将他带回美国。这部作品通过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宏大的历史背景，探讨了人性、战争、阶级差异和父子关系等深刻主题。

　　3译者主体性概述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与核心要素，长期以来却处于尴尬地位，他们被视为“仆人”“媒婆”“戴着镣铐的舞者”等。直至20世纪70年代，勒菲弗尔（Lefevere）和巴斯奈特（Bassnett）提出“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译者的地位才逐步提升，其主体性研究也得到大众关注。关于译者主体性的内涵界定，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查明建（2003）提出，译者主体性是翻译主体（即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基础上，为达成翻译目标，在翻译实践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作用，其核心特征包括翻译主体清晰的文化自觉、人文品格以及文化和审美创造性。许钧（2003）则认为，译者主体性体现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觉人格意识，以及其在此过程中展现的创造意识。

　　劳伦斯·韦努蒂（Ven uti，1995）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指出，译者的选择和行为受到其个人历史、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且这种影响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各个阶段。

　　在译前阶段，译者的主体性直接决定了文本选择。比如，许渊冲（2014）认为，我国要建设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则是要实现中国文化梦，因此他致力于古诗词英译，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严复则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翻译《天演论》，借“物竞天择”的思想启迪民智。

　　在译中阶段，译者主体性首先体现于文本理解层面。受社会环境、教育背景等因素影响，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存在个体差异。基于对原文的理解，译者综合考虑文本特征与翻译目的，再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与语言表达。

　　在译后阶段，译者主体性则集中体现于文本修订环节。需要注意的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并非绝对自由，而是受到目标语文化规范、语言特征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4被动语态转换中的译者主体性分析

　　4.1被动语态转为主动形式

　　例1：But at the moment,I watched with horror as one of the chapandaz fell offhis saddle and was trampled under a score of hooves.

　　译文：但在那个时刻，我目睹了可怕的一幕：一名骑士从鞍上跌落，数十只马蹄从他身上践踏而过。

　　李继宏并未拘泥于原文形式，将was trampled under a score of hooves直译为“被数十只马蹄践踏”。他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将原文的被动语态转换为“数十只马蹄从他身上践踏而过”的主动句式。这一处理不仅明确了动作执行主体（马），更通过“践踏而过”这一动态表达强化了场景的视觉冲击力，使读者能够更直观地体会到该场景的紧张氛围。正如张培基（2009）指出，在英汉翻译中，部分句子能够逐字译出，而另一些句子因两种语言在表达习惯上存在差异而不能逐字翻译。相较之下，若保留被动语态，译文虽语义完整，但在语言表现力和画面感方面则略显逊色。李继宏的这一决策彰显了译者作为“文化中介者”的主体性——他并非机械地传递语言形式，而是基于目标语读者的认知习惯与审美需求，对文本进行创造性重构。

　　例2：When the headaches hit,the general went to his room,took off clothes,switched off the light,locked the door,and didn’t come out until the pain eased.No one was allowed to go in,no one was allowed to knock.

　　译文：当头痛发作时，将军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脱下衣服，熄灭电灯，关上房门，直到疼痛缓解才出来。他不许任何人进去，不许任何人敲门。

　　Biber et al.（2021）将被动语态分为四类：长被动、短被动、中介被动以及非人称被动。例2原文中的两处被动语态“No one was allowed to go in,no one was allowed to knock.”均为短被动，其特点是省略了by him，导致动作执行者缺失。译者若采用直译，译为“没人被允许进去，没人被允许敲门”，不仅生硬拗口，更违背了汉语表达习惯。在翻译被动语态时，译者不应局限于原文的形式，而应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灵活处理句式（刘明东，2001）。译文中，李继宏将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句式，并将主语no one转换为“他”。此调整不仅突显了动作主体，也使译文简洁流畅，符合汉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译文通过重复“不许”形成排比句式，在节奏上强化禁令的不可违抗性，在文本张力上超越了原文。

　　例3：Kamal and Wali each gripped an arm,twisted and bent at the elbow so that Hassan’s hands were pressed to his back.

　　译文：卡莫和瓦里一人抓住他一只手，将其从手肘扭转，压在哈桑背后。

　　奈达（Nida，2010）提出，翻译的要义在于在目标语中找到与源语信息最为贴近的自然对等表达，这首先是针对意义层面，其次则关乎文体层面。例3中，基于汉语在描述具体动作时偏好主动形式的表达习惯，李继宏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语态转换，使表达更加简洁凝练。同时，李继宏通过连续使用三个动词“抓”“扭转”“压”，不仅增强了译文的连贯性与节奏感，还生动再现了哈桑受制的场景。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来看，李继宏的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其语言敏感性与读者导向思维，展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同时也是对奈达所强调的“自然对等表达”的实践。

　　4.2被动语态转为被动形式

　　例4：A chapandaz,a highly skilled horseman usually patronized by wealthy enthusiasts,has to seize a goat or cattle carcass from the midst of a melee,carry that carcass with him around the stadium at full gallop,and drop it in a scoring circle.

　　译文：技艺娴熟的骑士通常会得到富商的赞助，他必须在混战中夺得一只屠宰后的羊或牛，驮着它全速绕看台奔跑，接着将其扔进得分圈。

　　汉语中“被”的使用频率低于英语被动语态（王蕙，2007）。为规避“被”的使用，译者常借助“遭”“挨”“受”“加以”以及“为……所”等词或短语来表达被动意义（傅勇林等，2012）。在翻译实践中，李继宏并未将patronized机械地译为“被赞助”，而是创造性地将其译为“得到赞助”。“得到赞助”在意义和功能上构成了一个地道的汉语被动式，准确地传达了骑士受富商资助的被动关系。这种语态转换契合了汉语“以结果为导向”的表达习惯，使译文自然流畅。在信息传递方面，“得到赞助”忠实保留了原文的被动逻辑与信息重心。这一案例中，李继宏基于对源语和目标语的深刻理解，在翻译过程中灵活地对原文进行优化处理，生动展现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例5：It is me who needs to be forgiven.

　　译文：需要得到原谅的人是我。

　　在英语中，被动语态反映了主语和谓语之间的语法关系，而在汉语中，动词没有屈折变化，被动语态是通过词汇手段来实现的（秦洪武等，2010）。在例5中，李继宏选择用“得到”替代显性被动标记“被”，既保留了“需要被宽恕”的核心语义，又通过积极动词的使用弱化了被动语态的直接性，从而更好地契合汉语注重主体互动性的文化语境。同时，李继宏对原文的强调句进行了创造性重构，将原文的焦点“我”置于句末，顺应了汉语句尾焦点的信息结构特征。这种语态转换与句式重构不仅展现了译者对双语特征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双语差异的敏锐洞察，更实现了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的适应性转化，最终使译文在忠实性与可接受性之间达到动态平衡。

　　例6：I had done my share of talking in class too,but my father was wealthy and everyone knew him,so I was spared the metal rod treatment.

　　译文：我也在课堂上讲话，但我的父亲非常富有，大家都认识他，所以我免受铁棍的刑罚。

　　在处理语态问题时，译者需要研究被动语态和主动语态之间的转换形式，以及不同语言中特定语态的使用频率、适用范围、句法特征和语义功能（谭载喜，1999）。从译者主体性的视角分析，李继宏将原文被动结构“I was spared the metal rod treatment.”译为“我免受铁棍的刑罚”，这一处理方式充分体现了译者在语言转换与文化调适中的能动性选择。首先，从表达习惯来看，汉语中被动句很少出现（赵芙蓉，2016）。李继宏选用“免受”一词，既保留了spared隐含的被动意义，又通过“免”弱化了被动语态的突兀感，使译文符合汉语“隐性被动”的表达传统。其次，从语义传达角度来看，“免受”暗含“因外部因素而避免遭受负面结果”的语义，相较于直译为“被免除”，这种译法更贴近原文“我”因特殊身份而免遭惩罚的语境。

　　5结语

　　翻译是一项综合性的跨文化实践，其复杂性源于作者、译者与读者等多方主体的互动。翻译旨在寻求语言符号、文化内涵及美学价值等多个维度的协调统一。在此过程中，译者居于翻译活动的中心位置，其角色至关重要。本研究以《追风筝的人》汉译本为研究对象，聚焦被动语态转换这一语言现象，深入剖析译者主体性的具体体现。研究表明，为向目标读者提供最佳阅读体验，李继宏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采用多元化的处理策略。具体而言，其翻译策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原文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形式；二是将原文被动语态转换为汉语被动形式，通过运用“得到”“免受”等蕴含被动意义的词汇代替显性被动标记“被”，使句子在整体语义上仍保有被动色彩。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使译文更清晰简洁，契合汉语表达习惯，在情感表达上也更具感染力。

　　李继宏的翻译实践充分表明，译者主体性并非对原文的背离，而是译者基于对原文的深刻理解和对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的充分考虑，所做出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更体现在文化层面和情感层面。通过其独特的翻译策略，李继宏成功地将原文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传递给了中文读者，为《追风筝的人》这部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范围仅聚焦于被动语态这一语言现象，未能全面考察李继宏在其他方面的翻译策略，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从更多维度探讨其在翻译活动中体现的译者主体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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