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基于中国知网2013—2022年收录的146篇相关论文，从总体态势、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四个方面探析了我国方言区英语语音习得研究十年间的进展与不足。结果显示，在数量上，我国方言区英语语音习得研究在2013—2022年间有所下降；地区分布上，我国方言区英语语音习得研究主要集中官话区；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的数量大于非实证研究的数量，且实证研究多以Audition和Praat为辅助；研究对象上，对象多集中在大学生和中学生；研究内容上，研究主要集中在音段和超音段，硕博论文和期刊文章研究各有重点。

　　[关键词]方言区,英语语音,语音习得

　　语音在任何语言学习中都占有重要地位（Gimson，1989：4）。英语语音包括音段和超音段，音段包括元音和辅音，而超音段主要包括重音、语调、连读、同化、节奏等方面。汉语和英语分属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在语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学习二语时常常会受到来自汉语发音特征的影响（翟红华等，2015）。

　　我国幅员辽阔，多样化的地域文化造就了各具特色的方言文化特征。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正式出版，汉语自此被分为十大分区，依次为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此外还有未分区的非官话方言如畲话、土话、乡话等。官话区作为方言大区，可再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八种次方言。2012年第二版《中国语言地图集》仍然沿用此划分。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CNKI）上收录了首篇关于我国方言区的英语语音习得研究的文章（李振麟等，1957）。近些年来众多学者研究了多种方言区，在该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对各个方言区研究的侧重程度有所不同。本文从研究态势、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四个方面对文献进行梳理分析，整合十年间我国方言区英语语音习得研究的相关文献，对以往研究进行整体概述，并对发展现状提出反思，旨在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

　　1研究态势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CNKI）为检索范围，以“方言”“英语语音”“音段”“超音段”“元音”“辅音”“重音”等为主题检索项，共获取有关我国方言区英语语音习得研究的论文样本146篇，包括58篇硕、博论文（39.7%）和88篇期刊文章（60.3%）。硕、博论文包括57篇硕士论文（39%）和1篇博士论文（0.7%）。期刊文章包括非核心期刊82篇（56.1%），核心期刊6篇（4.1%）。通过对论文数量和发表年份进行比对，获得了整体性分布（见图1）。

　　图1显示，2013—2022年间CNKI收录的有关我国方言区英语语音习得研究的论文在数量上整体呈下降趋势。2013—2017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在2017—2018年和2020—2021年，论文发数量大幅度下跌。十年间整体浮动较大。

　　经过统计，笔者得到十年间我国方言区英语语音习得研究对象的方言区来源分布情况（见图2），可知研究区域集中在官话方言区，其中主要为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吴方言和闽方言也涉及较多。

　　2研究方法

　　根据数据来源特性，应用语言学研究可以分为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文秋芳，2001）。笔者通过对目标文献的数据来源特性进行核查比对，获得了十年间我国方言区英语语音习得研究的方法属性和统计结果。
       根据图3，在146篇论文中，实证类论文93篇，占63.7%；非实证类53篇，占36.3%。十年间除2013年和2014年以外，实证研究的数量均高于非实证研究。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利用Audition、Praat、Mini speechlab和Cool edit进行实验研究，或以调查问卷辅之。

       3研究对象

　　纵观已检索到的我国方言区英语语音习得研究相关论文，实证类论文93篇，其中包括硕、博论文55篇，期刊文章38篇。研究对象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57篇，占61.3%，其中17篇研究对象为英语专业学生，24篇为非英语专业学生，3篇为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生均有，13篇对象不明。这类研究对象的共同点是已经学习英语超过6—10年，在出生地长大，能够自如切换方言和普通话，且没有国外经历；第二类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31篇，占33.3%，其中18篇研究高中生，12篇研究初中生，1篇初高中均有涉及。第三类以小学生为研究对象，2篇，占2.1%。第二、三类研究对象的共同点是学生及其父母均在出生地长大，日常交流采用当地方言，没有系统接受过语音训练，被视为英语初学者。第四类，没有指明具体研究对象，3篇，占3.2%。

　　4研究内容

　　根据研究内容，我国方言区英语语音习得研究可分为三类：英语音段习得、英语超音段习得以及两者协同习得。笔者按照文献类型细分，得到硕、博论文和期刊文章关于以上三类的单独分类（见图4）。

　　4.1方言对于英语音段习得的影响

　　据图4所示，研究英语音段习得的文章有66篇，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针对元音方面，研究内容主要为方言对于英语元音习得的迁移影响（李蓉，2018）；对元音感知与产出偏误分析的声学研究（廖春红，2020）。第二类是针对辅音方面，研究内容主要为方言对习得辅音中的边音鼻音、摩擦音、塞擦音以及龈腭擦音的负迁移（吴联恺，2020）；方言对辅音习得迁移影响（刘保华等，2014）；对辅音感知与产出偏误分析的声学研究（方小兵，2014）。第三类兼顾元音及辅音，研究内容主要为方言与RP英语音段系统对比（李征亚，2016）；探究方言对于英语音段习得的负迁移（吴磊，2015）。

　　4.2方言对于英语超音段习得的影响

　　研究英语超音段习得的文章有30篇，其中研究重音15篇，硕、博论文13篇，占8.9%，期刊文章2篇，占1.4%；8篇研究语调，硕、博论文和期刊文章均4篇，各占2.7%；2篇研究节奏，均为期刊文章，占1.4%；5篇对超音段进行了整体研究，硕、博论文1篇，占0.7%，期刊文章4篇，占2.7%。涉及英语重音习得的研究内容集中在方言区学生重音产出和感知的声学研究（杨桦，2017）；探究方言在英语重音习得中的正负迁移（丁雪扬，2020）。关于英语语调习得的研究内容集中在对比方言区方言语调和RP英语语调的异同，研究方言区英语学习者语调产出状况（薛永辉，2020）。唐颖等（2021）对比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朗读英语句子时的差异，探究方言对于英语节奏习得的负迁移影响。对超音段进行综合研究的文章主要是从节奏、重音、语调对英语语音和具体方言区进行差异分析，探究其迁移影响（曾雨桐，2020）。

　　4.3方言对于英语音段与超音段习得的影响

　　探究英语音段与超音段协同习得的文章有50篇，其中硕、博论文9篇，占6.2%；期刊文章41篇，占28.1%。这些研究内容更全面，但不深入，主要是探讨方言对于习得英语语音的负迁移影响（吴磊，2 01 5；苗雨姣，2016）。

　　5相关讨论

　　在音段方面，英语元音习得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因为方言区英语学习者的发音与本族语者差别较大，存在产出时舌位高低、前后不分的问题。其次，元音发音混淆。由于方言带来的负迁移影响，有三类元音产出容易混淆，即单元音间的混淆、双元音间的混淆和单双元音的混淆，会出现长短元音发音区分不明显及双元音滑动部分不明显的情况。此外，单元音的感知听辨也容易混淆（廖春红，2020）。有些英语音素在汉语及方言地区没有相似音素，二语学习者就以母语中的相似音素来代替，造成语音歧义。如在晋语中，盂县地区的英语学习者常用舌尖前音取代英语中的舌叶音。胶辽官话、客家方言等也有该问题（曾雨桐，2020；袁水鑫，2022）。

　　在超音段方面，研究发现集中在重音、语调、节奏。首先，在重音方面，不同的地区有明显差异，如在东北官话和西南官话中，学习者倾向于把每个词都重读，不能很好区分重读和非重读音节（苗雨姣，2016；丁雪扬，2020）。此外，汉语为声调语言，音高是方言中最主要的声学特征。英语是音调语言，英语重音的主要声学特征为音高、时长和音强。研究发现，本族语者和二语学习者都会使用音高、时长及音强来区分重音与非重音，只是利用三种声学参数的方式、程度不同。如长沙话组对三个声学参数的使用程度排序为“时长>音高>音强”，而英语组的排序为“音高>音强>时长”（杨桦，2017）。其次，在语调方面，在晋方言中，习得者在读英语时以降调为主，语调较平因而读句子时韵律非常不明显（吴磊，2015）；在闽方言中，在句末边界调调型方面，学习者会出现降调个数多且调值不够的现象（薛永辉，2020）；在西南官话中，存在升降调混淆或完全没有语调等问题（苗雨姣，2016）。最后，在节奏方面，习得者存在轻重节拍的时长失调和对话语内部停延规律的随意处置以及音高起伏度的调控不足等问题（于珏等，2022）。

　　6结语

　　本研究阐述了方言区各年龄段学习者习得英语语音的现状。国内英语教师应该关注方言区英语语音习得的难点，提供有针对性的语音训练和指导，帮助学生克服方言的负迁移影响。本研究成果可以指导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进一步完善方言区英语语音习得的教学策略与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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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吴联恺.重庆话母语者的英语擦音/塞擦音习得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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