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政府监管日益严格的现实背景下，环境规制政策对促进上市企业提高环保投入水平，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成为解决当前企业环境的污染的重要性措施。然而，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因此，文章立足于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特点和上市企业环保投入的实际情况，选取2010—2019年中国246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在样本区间内，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会显著的降低上市企业环保投入水平，证明环境规制政策的趋严对上市企业环保投入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与此同时，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随着环保投入水平的提高，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环保投入的负向影响越来越明显。

　　关键词：环保投入,环境规制政策,重污染行业,政府监管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稳步向前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以及生态环境破坏问题，这些问题成为阻碍了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

　　为了有效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中国政府在2015年8月对《大气污染防治法》进行了修订，主要在加强地方政府环境责任的考核与监督以及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等方面做出了修改和完善。可是，过于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可能对中国企业经济增长产生不可忽视的压力，进一步对企业环保投入产生显著影响。

　　企业作为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主要源头，理应承担相应的污染治理的主要责任，加大环保投入研发新的生产环境规制对上市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研究技术，优化生产流程，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随着中国工业行业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政府日益重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加大对工业行业企业环境规制的强度，短期内对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

　　国内外研究学者针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关系的文献已有很多讨论，主要集中在要素禀赋假说、波特假说以及污染天堂假说三个方面[1-3]。要素禀赋假说理论认为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对环境保护的意愿和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企业会在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下采取不同的态度应对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当企业利用的资源要素可以应用到生产活动中形成市场竞争力，为企业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环境遵守成本时，此时企业才会愿意接受政府严格的环境监管，扩大环境保护投资。但是当企业环境规制成本高于企业资源禀赋所获得的收益时，企业进行环保投资的积极性就会大大降低，此时环境规制政策抑制企业的环保投资[4]。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尤其是激励企业开发新的生产工艺和清洁生产技术，在满足政府的环境监管要求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并且创新带来的生产率的提升可以补偿企业的部分或全部环保投入成本[5]。而此时环保技术创新的资金来源于主要来源于企业的环保投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环境规制促进了企业的环保投资。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发展中国家拥有相对宽松的环境标准，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更倾向于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生产基地，以降低环境遵守成本和增加利润[6]。因为在环境规制标准严格的国家或者地区企业的环境遵守生产成本大大增加，导致企业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金受到挤压，使得企业的竞争力下降，进一步导致企业对环保投资意愿不足。因而，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

　　由此可见，现有文献围绕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做了很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出的研究结果对于丰富企业环保投入行为的影响机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环境规制作为政府约束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度，其对企业的环境保护投资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现有文献研究环境规制对环保投资影响时主要在国家或者行业层面出发，研究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财务绩效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较少从微观企业层面分析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环保投入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得出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并不适用于企业层面的环保投资决策。

　　基于上述研究的不足和现实问题的重要性，本文首先将研究的对象聚焦于微观上市企业层面，分析环境规制对上市企业环保投入行为的影响，试图探究上市企业环境投资方面的决策受国家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从而为政府深入了解企业环保投入决策的实际影响因素提供新的证据。这将扩展当前环境规制与企业投资行为关系的研究广度，也丰富了企业环保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消除异常的数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研究样本做如下处理：剔除金融业公司样本、ST、*ST和PT的公司样本；剔除了既发行A股又发行B股的上市公司；剔除未披露环保投入金额以及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为减少离群值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进行缩尾处理。最终研究样本是由246家上市公司共2460个观察值构成的年度面板数据。

　　在数据来源方面，环保投入的数据来源于每年度企业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该报告是深交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6年）和上交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2008年）的强制规定企业对外公布的数据，确保了环保投入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并通过手工收集和整理获得。环境规制强度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CEIdata），其他变量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部分变量的缺失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

　　为了探索环境规制政策对上市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政策通过政治关联的影响环保投入水平的影响机制，本文以波特假说理论为基础[2]，本文构建如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

　　
       其中，ERi,t表示环境规制政策的强度；EnvirExpendi,t表示上市企业的环保投入水平，ΣControli，t代表影响环保投入水平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性质（SOE）、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公司资产规模（Size）、净资产收益率（ROE）、独立董事占比（Indep）、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μi表示可能存在的时间效应和公司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选取与说明
       1.环保投入（EnvirExpend）。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公布的环保投入主要包括环保技术研发投入、环保设备购建与改造投入、污染治理投入、清洁生产投入、环境管理支出、生态保护投入等，本文参考Zhang et al.(2019)[7]的研究，将这些环保投入指标加总，并用环保投入/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表示上市企业的环保投入强度，以此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EnvirExpend)。本文之所以采用环保投入的相对比值是为了消除企业规模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2.环境规制强度（ER）。随着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企业需要遵守更为严格的环保法规和标准，以满足政府的监管要求并降低环境风险。因此，环境规制可以影响企业的环保投资决策，推动企业采用更加环保的生产方式和设备。本文参考Wang and Zhang(2022)[8]的做法，采用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占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来衡量环境规制政策强度。

　　3.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9-11]，本文选取国有企业性质（SOE）、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公司资产规模（Size）、净资产收益率（ROE）、独立董事占比（Indep）、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作为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可能存在的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本文对模型行业和时间效应进行了控制。
       三、环境规制对上市企业环保投入影响分析

　　为了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本文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Hausman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模型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表1报告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上市企业环保投入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为没有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只考虑公司个体效应，同时添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3)列是在第（2）列基础上，同时考虑公司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通过对基准模型（1）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研究结果：

       首先，环境规制强度（ER）的上升会显著的降低上市企业环保投入水平。通过表1中可以发现模型1、模型2、模型3中环境规制强度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1%以及5%水平下显著为负数，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会导致上市企业减少环保投入水平，这意味着环境规制政策的趋严对企业环保投入具有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与Zhang et al（2019）[7]研究结果不一致，他们认为环境规制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主要是因为企业面对政府的环境监管要求，规模较大和资本密集型的上市企业有很强的资本投资能力引进清洁生产技术，以此来减少其污染物排放。本文之所以出现环境规制阻碍上市企业环保投资与目前中国上市企业重视短期的财务表现有关系，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环保投资会挤占上市公司生产性的资金，加上环保投资的技术创新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性特点，使得企业不愿意进行环保投资清洁生产技术，而是采取直接购买环保设备等末端治理方式满足政府的监管要求，最终导致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其次，公司规模（Size）的扩大对企业环保投入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无论是是否考虑年度时间效应，公司规模（Size）的回归系数都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数，说明上市企业公司规模的提升并没有带来企业环保投入的增加，反而阻碍了上市企业对环保投入的水平。最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占比（Indep）的提升会对企业环保投入水平的增加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表1中，模型2和模型3中独立董事占比（Indep）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4、-0.003，且都在5%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占比的提升并没有有效促进企业重视环保投入，反而对企业的环保投入水平带来明显的阻碍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与边际效应分析
     （一）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环境规制对上市企业环保投入影响机制的稳健性，本文将之前公司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替换为行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估计。通过对面板模型（1）进行估计，得到表2中回归结果。对比表1和表2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变量（ER）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只有变量的t值发生了细微的改变，但是t值的细微变化并没有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产生明显的影响，意味着环境规制对上市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机制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二）进一步讨论：环境规制对上市企业环保投入边际影响效应分析

　　表3报告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环保投入影响的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第（1）—（4）列分别为25%、50%、75%、90%分位点的回归结果。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各分位数点上环境规制政策（E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数，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会显著降低企业环保投入水平。进一步通过比较这四个不同分位数点上环境规制政策强度（ER）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038、-2.002、-8.314、-19.106，发现随着分位数的增加，环境规制政策的系数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些结果说明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随着环保投入水平的提高，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环保投入的负向影响越来越明显。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环境保护和政府监管日益严格的现实背景下，提高上市企业的环保投入水平，成为解决当前企业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行为的重要措施。立足于环境规制政策和上市企业环保投入的实际情况，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246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上市环保投入的影响作用，得到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在样本区间内，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会显著地降低上市企业环保投入水平，意味着环境规制政策的趋严对上市企业环保投入具有抑制作用。

　　第二，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随着环保投入水平的提高，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环保投入的负向影响越来越明显。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可以借助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制定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帮助企业缓解因环境规制带来的经济压力，从而提高上市企业的环保投入水平，以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环保责任。然后，政府可以建立环保激励机制，设立环保技术研发基金，鼓励污染行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积极增加环保投入，以减少环境规制政策趋严对某些特定类型上市企业的环保投入增加产生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Porter,M.E.(1991).Towards a dynamic theory of strateg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2(S2)：9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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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Shen,J.H.,Long,Z.,Lee,C.C.,&Zhang,J.(2022).Comparative advantage,endowment structure,and trade imbalances.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60,365-375.

　　[5]Wang,Y.,Sun,X.,&Guo,X.(2019).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reen productivity growth: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 from OECD industrial sectors.Energy Policy,132,611-619.

　　[6]Wang,H.,&Luo,Q.(2022).Can a colonial legacy explain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A city-level panel analysis.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60,482-495.

　　[7]Zhang,Q.,Yu,Z.,&Kong,D.(2019).The real effect of legal institutions:Environmental courts and fir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penditure.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98,10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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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Ma ung,M.,Wilson,C.,&Tang,X.(2016).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Evidence based on  state ownership and environmental levies in China.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138,649-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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