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虽得到较大改善，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已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是环境治理的主体，其绿色发展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尤为关键。环境规制作为政府进行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文章将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利于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高社会效益。

　　关键词：环境规制,企业环境绩效,研究综述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有目共睹，然而，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采取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使我国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尤其在重工业发达地区，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益的生产情况时有发生。各种污染物超标、大规模雾霾天气、自然环境破坏等等给我们敲响了发展的警钟。2020年9月，我国首次提出了“双碳”目标。为此，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政策和规章制度，通过政府调节等手段遏制企业生产活动与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我国对环保问题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出台一系列法规政策，措施有力，效果显著。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在现在的条件下，推动企业自主减排仍阻力重重，提升企业自身环境绩效仍需外部政策的制约。为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不断优化完善对企业环境方面的监督管理，企业在严苛的环境规制之下，必须按照规定的标准进行污染物处理，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提供政策支持。环境规制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减少环境污染，另外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更容易脱颖而出。但有学者研究发现环境处罚在责令企业环境整改方面效果并不乐观，因此，研究环境规制的影响效果是有必要的。

　　二、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的研究现状

　　(一)环境规制的定义及测量方法

　　1.环境规制的定义。规制一般被分为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环境规制就属于典型的社会性规制。环境规制由于现代对生存环境的严苛要求而逐步被大众熟知，但环境规制的具体定义，不同研究者给出了不一样的定义。从限制污染物排放角度出发，黄清煌等（2017）对环境规制的定义是政府为限制企业排污，硬性要求企业达到环境保护标准，而出台的一系列行业标准、处罚措施和监管手段等[1]。从经济主体环境污染具有外部不经济性角度出发，学者将环境规制定义为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即政府为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采取法律或行政管理等强制性手段，规范企业的排污行为。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角度出发，学者将环境规制定义为政府为了实现减排，针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调节、实现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

　　2.环境规制的测量方法。目前，关于环境规制的衡量方式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种是用地方有效环境法规数和行政规章数来衡量。第二种是用排污费和环境补贴来衡量。第三种是通过构建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治理投资额的指标体系来衡量。

　　（二）企业环境绩效的定义及测量方法

　　1.企业环境绩效的定义。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将环境绩效定义为：企业将节能减排作为企业发展目标，自主对环境要素进行优化，从而实现对环境友好型企业转变。世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则认为，企业环境绩效可通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不断优化，降低企业对资源的依赖，实现技术转型，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Klassen和McLaughlin（1996）指出，环境绩效一般由生产这一过程为分界线，分为事前与事后，事前主要指在生产前通过改善工艺力求使污染达到较低水准，事后即为在企业生产完毕后对废料、污染物进行的二次回收利用，减少对环境的危害，企业环境绩效的核心就是企业为环保事业所付出的投入[2]。胡耘通等(2018)认为企业环境绩效是综合评价一个企业是否具有环保意识的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表现，是评判一个企业的标杆，为企业实现增效减排提供依据和指导意见[3]。

　　2.企业环境绩效的测量方法。关于企业环境绩效的衡量方法，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利用和讯网环境社会责任得分来衡量企业环境绩效。第二类是生态效益法，即用企业营业总收入/排污费来衡量。第三类是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来衡量。第四类是构建指标体系，从环境治理能力、环境管理能力以及环境监管认证等综合维度测度企业环境绩效。

　　（三）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现在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影响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的重重压力之下，更容易针对环境保护问题上投入更大精力和经济，更注重研发投入，以降低环境污染、避免处罚以及提高经济效益，倒逼企业为环境保护工作贡献力量。Bye B等（2018）基于大量数据，研究了不同的环境规制手段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包括环境税及各种污染排放在内的直接和间接的环境规制，结果发现直接和间接的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潘红波等（2019）以我国企业排污量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2015年实施的环保法是否起到了一定的正向作用，研究表明新环保法极大减少了企业的污染排量，并且这个作用在政府干预少、经济发达和媒体覆盖面广的地区尤为显著[5]。于连超等（2019）认为环境规制通过罚款、关停整改等多种途径方法，提高企业污染成本，鼓励和影响企业在环保问题上投入更多资金，在资金倾斜的影响下，提高企业环境绩效[6]。张欣（2019）以A股制造业为样本进行研究，为波特假说提供支持，证明了环境规制不仅可以直接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还可以通过可持续创业导向作用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7]。陈艳莹等（2020）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不仅能够减少企业排污水平和能源消耗量，还可以实现环保目标和经济收益持续提高的双赢[8]。孙颖等（2020）通过验证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证明了环境规制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9]。

　　但也有学者有不同的看法，Wang（2007）提出在落实环境规制过程中存在不完全执行的现象，环境规制与环境绩效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10]，即环境规制给企业一定的限制，但可能存在着处罚过低、标准较高、监管不严等一系列问题，某些企业往往会钻了制度的“空子”，选择无视环境规制，依旧按照老模式生产经营，使环境规制无法发挥真正作用。Sinn(2008)认为当企业意识到规制日益增加的严格性时，会加速化石能源的生产和消耗，从而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并产生“绿色悖论”现象[11]。王丽霞等（2018）认为，企业的环境绩效会随着环境规制的愈发严格而逐步提高，但是一旦环境规制达到了某一“临界值”，环境绩效却出现了负增长现象[12]。

　　三、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本文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主要探讨了以下三方面：一是关于环境规制的概念内涵及衡量方法，环境规制是以政府为主体，带有一定约束性的政策法规和行业标准。其衡量方法有多种，包括单一指标及指标体系。二是关于企业环境绩效的概念内涵及衡量方法，目前对于企业环境绩效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可以从不同角度出发对企业环境绩效进行研究。其衡量方法分为单一指标和指标体系，但存在数据披露不全的问题。三是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目前尚未完全完全统一，但大多数研究者结论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有着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起到负向影响以及倒“U”型影响。

　　（二）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国内外对环境规制和企业环境绩效的相关研究已经趋近成熟并形成了相关的体系，对于此项研究我国起步较晚，但是因为我国对环保问题的重视，所以对于此项研究，我国也有比较成熟的研究体系。目前，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关系的具体研究结论还具有很多不确定性。主要存在以下缺陷：国内关于企业环境绩效的概念内涵还未统一，需要做进一步探讨。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关系已有大量研究，但是不同视角和不同研究对象的研究结果也不一致，没有分析出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是通过何种因素何种路径进行影响的。

　　基于上述不足本文提出以下展望：关注环境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目前，大多数企业可以做到污染排放达标，但鲜有研究关注环境规制可以带来的成本以及收益，在确保企业污染排放达标的基础上，对环境规制的成本以及收益进行分析。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从不同角度对环境规制进行细分，研究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

　参考文献：

　　[1]黄清煌,高明,吴玉.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的门槛效应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03):33-42.

　　[2]Klassen R D,Mclaughlin C P.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n Firm Performance[J].Management Science,1996,42(08):1199-1214.

　　[3]胡耘通,苏东磊.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现状与展望[J].财会通讯,2018(28):40-43.

　　[4]Bye B，Klemetsen M E.The Impacts of Alternative Policy Instruments 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A Firm Level Study of Temporary and Persistent Effects[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18，69(02):317-341.

　　[5]潘红波,饶晓琼.《环境保护法》、制度环境与企业环境绩效[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03):71-86.

　　[6]于连超,张卫国,毕茜.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07):112-120

　　[7]张欣.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D].兰州大学,2019.

　　[8]陈艳莹,张润宇,李鹏升.环境规制的双赢效应真的存在吗?—来自中国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的证据[J].当代经济科学,2020,42(06):96-107

　　[9]孙颖,张佩佩,毛维,张家顺.环境规制可以提高工业企业环境绩效吗[J].产业组织评论,2020,14(01):17-40.

　　[10]Wang,H.,Y.Jin.Industrial Ownership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China[J].Environmental&Resource Economics,2007,36(3):255-273.

　　[11]Sinn,H.W.Public policies against global warming:a supply side approach[J].International Tax&Public Finance,2008,15(04):360-394.

　　[12]王丽霞,陈新国,姚西龙.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绩效影响的门限效应研究[J].经济问题,2018,8(01):7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