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向和模式创新。在生成逻辑上，城乡融合发展是一项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将其置于理论溯源、历史演进、中外比较与现实驱动等多维视角之中，全面辩证地阐释这一课题生成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运行阐释上，采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分析视角，对城乡融合发展运行机理进行解析，深化对于城乡融合发展运行优势的科学认识，其中系统的运行优势包括整合优化机制、集成涌现机制和成效保障机制;在价值追求上，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在目标定位、方法运用、动态过程和成效导向四个方面，坚持整体性与渐进性、统筹性与创新性、层次性与开放性、人民性与协调性的辩证统一，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优化和成效提升。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运行机理,系统优化

　　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性、世界性和文明性概念，深刻诠释了数百年来世界各国变革和发展的基本趋向。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识和探索，逐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发展模式，不同于英美式现代化、苏联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概括和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和发展要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关照。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向，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站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新起点，透过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模式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认识，进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梳理及议题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站在崭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也有新的目标和要求，需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视角，全面辩证地审视城乡融合发展的多维向度。当前，学界关于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进行了广泛、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必然选择角度论证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学界主要论点有:刘彦随［1］认为，构建完善的城乡融合发展体系既是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对国家现代化战略的切实遵循;文丰安、王星［2］认为，我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平衡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一方面要推动各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通，另一方面要推进城市与乡村的协同发展;高增安、何兴隆［3］认为，城市和乡村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场域，二者之间的融合发展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总体来看，城乡融合发展是关系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要素，需要站在发展的历史高度，认识城乡融合发展出场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第二，从目标方向角度阐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学界主要论点有:刘合光［4］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共同富裕则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驱动;陈志钢、茅锐、张云飞［5］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就须解决城乡发展的失衡问题，努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良序局面的形成;张明皓、叶敬忠［6］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文丰安［7］认为，促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的时代任务，然而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影响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完成进度;孙绍勇［8］认为，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总的来说，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旨在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通过城乡一体化发展扎实推进实现城乡共同富裕。

      第三，从科学内涵角度解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主要观点包括:许彩玲、李建建［9］认为，城乡既是一个有机体、也是一个共同体，通过构筑一个开放、公正、融合的发展环境来促使城乡之间的要素流通、产业融合、功能互补，进而形成协调发展、和谐稳定的城乡新发展格局;张洪新［10］认为，城乡融合发展是平衡城乡两端发展差距的举措，有利于推动城乡之间的区域协调发展;高帆［11］认为，由城乡对立到城乡融合是我国城乡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转向，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趋向。由此可知，城乡融合发展既是破解城乡失衡问题的应对举措，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发展的新模式。

      第四，从问题研究角度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李爱民［12］认为，城乡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城乡之间发展的差距、城乡公共服务未实现均等化、农村人居环境较差、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和区域性的差异;徐宏潇［13］认为，我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挑战，国内层面存在要素流动结构的失衡、产业多样化发展的欠缺、城乡融合方式的单一等问题，国际层面存在全球化、逆全球化对城乡关系转型的限制;王绍琛、周飞舟［14］认为，“小城镇模式”的衰落征示着城乡之间的关系失调，而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冯永泰［15］认为，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发展制度的区隔性、要素流动的单向性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偏向性等问题。依此来看，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仍存在许多发展难题，具体到现实层面就是要素流动的单向互动、城乡的结构对立、资源失衡等问题，对中国城乡关系的调整转型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第五，从发展路径角度解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学界主要论点有:韩文龙、吴丰华［16］认为，城乡融合发展要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将解放、发展和保护农村生产力作为导向，从思想、方法论、生产力和制度等路径向度出发，推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姚毓春、梁梦宇［17］认为，要从政策方面助推城乡融合发展，即从政策方面发力来打通城乡要素的双向流通、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强化政府的主体责任和拓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杨骞、金华丽［18］认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化融合发展机制建设、健全城乡公共基础设施、推动公共服务共享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文丰安［19］认为，要通过促动城乡区域之间制度、经济、文化及社会的融合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总体来看，学界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的推进路径: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推进城乡之间各要素的融合;三是健全城乡发展的制度机制来激活城乡融合发展的内驱动力。

　　综上所述，学界围绕上述五个方面内容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多重视角。回归现实范畴，城乡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所以需要继续深化对城乡融合发展这一课题的学理研究，为现阶段城乡关系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指向。站在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认识，本选题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理论立场，透过系统分析框架深入把握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与价值追求，为新时代城乡关系发展提供学理思索和系统分析。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的生成逻辑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作为解决城乡发展失衡的应对举措，是旨在促动城乡区域协同发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指导下，本研究通过理论溯源、历史演进、中外比较与现实驱动等多个系统分析视角，全面辩证地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的出场逻辑，深化我们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认识和科学把握。

　　(一)理论溯源: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阐发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视野高度，对城乡关系的未来趋向作出科学预判。他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反杜林论》《资本论》等多本著述中就表达出对城乡关系的深刻省思与本质追问。因此，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沿循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系统阐释，进而深入把握城乡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向。

　　1.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思想回溯

　　站在思想的出场语境中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城乡关系的研究思索，一方面是基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对立”现象的科学审视，另一方面又是基于他们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思想观念的辩证吸收。伴随工业革命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模式从手工工场逐渐走向机器大工业，推动生产、市场和资本等要素都往城市聚集，城市生产力突破以往的固有能级，促使城乡结构发生了格局重塑和转换，使得城市逐步成为城乡关系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乡村则日渐边缘化依附化。从理论研究的向度来看，城乡基本格局的变化也吸引了当时许多学者的关注，亚当·斯密指出，“农村以生活资料及制造原材料供给城镇，城镇则以一部分制造品供给农村居民”［20］359，这表示城乡之间应是合理的分工与协作，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不是呈现能量递减式的“中心－边缘”城乡格局。此后，李嘉图对斯密的观点进行了继续深化，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强调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城乡之间的断裂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通过将城市里一部分产业向乡村进行转移，形成城乡之间的产业协同、分工协作，才能恢复城乡结构之间的平衡态势。

　　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城乡关系思想廓清，我们不仅能够从事实上明晰思想观念的演变趋向，而且还能够追溯到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勾勒出美好社会的基本图景，具体表现在:所有人都在城市居住生活，而乡村成为每个人生产的区域，在这一“美好社会”里没有剥削与被剥削、压榨与被压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整个社会和睦相处、井然有序。此后，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继承了莫尔的城乡一体、城乡无差别思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对立现象进行犀利的批判。傅立叶指出，“工业生产将遍布于全球乡村的法郎吉中”［21］259，而欧文尝试通过建立“新和谐村”来解决城乡之间的对立，因为“新村将保持乡村的一切优点”［22］263并且能够克服许多不利因素。但是，无论是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莫尔的《乌托邦》等历史文本，还是在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著述里，他们关于城乡关系的构思更多是停留在空想而并未深入对本质问题进行思索与批判。

　　2.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文本证成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示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23］556。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城乡发展演进趋向和推进举措。一方面，对于城乡发展演进趋向的预判。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立场，预判未来城乡关系会历经三个阶段:“混沌一体”→“对立分离”→“融合发展”。当城乡关系呈现出一种混沌一体的状态，其原因在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落后和社会分工尚未形成;当城乡关系日趋对立分离，是源于社会分工“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23］520;当城乡关系趋向于融合发展，是因为城乡对立分离既造成了城市的发展停滞、成本上升、环境恶化等城市病症，又造成了农村土壤肥力下降、生产条件破坏、农业发展停滞等农村病症，严重影响城乡关系的良序发展，“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24］313来实现对这些病症的诊治。另一方面，对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举措。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城乡之间的融合“单靠意志是无法实现的”［23］557，需要从生产力、制度和模式来破解失衡格局、促成融合发展。第一，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城乡关系发展夯实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消灭城乡对立“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23］557，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才能够建立充裕的物质基础，为破解城乡对立创造前提性的物质条件。第二，终结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预判，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城乡对立现象将不复存在，转而随之替代的就是城乡融合发展。因为在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能够做到将“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23］686，这可防止城乡各要素之间的内耗与抵牾，推动城乡融合向纵深拓宽。第三，工农结合的发展模式，为城乡关系发展提供机制创新。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23］571。然而，城乡对立会造成城乡间要素流通的停滞，城乡居民只能孤立地从事于各自领域的生产劳作，这就在无形之中斩断城乡之间的有机互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提出“工农结合”发展模式，通过增强城乡之间的产业合作、分工协同，保持城乡之间的良序融通、耦合联动，为推动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机制支撑。

　　(二)历史演进:党百年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

　　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城乡关系的探索伴随着中国社会形态变迁的全过程，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作出的探索和努力。站在历史演进的角度，中国共产党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分为四个阶段:以农村为依托的救国阶段、从农村到城市的兴国阶段、城乡统筹发展的富国阶段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国阶段。

　　1.以农村为依托的救国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探索城乡关系的实践(1921—1949年)

　　从党的建立到新中国成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党认识到如何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是关乎党自身兴衰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党对城乡关系的探索有助于党明确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之一，即“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25］84－85。面对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毛泽东指出，“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26］336，党确定了在这一时期的城乡工作方略:建立农村根据地，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对城市的领导权。具体到现实的演绎历程中，国内革命战争阶段，党认识到乡村发展能够有效拓宽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如瞿秋白在对苏联考察城乡发展模式后指出，“扩充财政，技术的影响于乡间”是为“创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27］246;土地革命战争阶段，党意识到“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28］590的城乡基本状况，进而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抗日战争阶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经济纲领，也就是“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29］678，这有效激活农村经济的内在活力;解放战争阶段，党对城市关系作出进一步探索，毛泽东指出，“城乡必须兼顾”，要“紧密地联系起来”［30］1427，保证党对城乡工作的双向兼顾，有助于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的胜利。历史地看，党依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不断进行城乡政策的动态调适，保证党对城乡关系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和全场域的贯通。

　　2.从农村到城市的兴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探索城乡关系的实践(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城乡关系的探索，但是工作重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农村转移至城市，以此聚合城乡整体力量为推进国家战略服务。在此阶段，毛泽东强调“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31］24，这为党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提供了方向指引。但是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党对城乡关系探索出现了方向性偏差，即违背经济运行的发展规律，错误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意味着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阻断了城乡之间劳动力要素的流通，尤其是隔断了乡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从深层逻辑来看，户籍制度有助于深化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随后，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又致使党对城乡关系探索陷入停滞状态。回顾此阶段党对城乡关系的探索要旨，一方面是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目标，另一方面是基于推动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发展目标。事实上，城乡建设在此阶段也发生显著的变化，呈现出一种失衡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在城市向度，我国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0.64%增加至1960年的19.75%［32］;另一方面在乡村向度，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业产品的统购统销等因素的影响，致使乡村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

　　3.城乡统筹发展的富国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探索城乡关系的实践(1978—2012年)

　　随着国家结束十年动乱，党对城乡关系探索的主要任务就是聚焦于统筹城乡发展的课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拉开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帷幕。在此历史阶段，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三次趋向变化:从1978—1984年城乡关系趋于好转，到1984—2003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再次扩大，再到2003—2012年城乡统筹发展。第一次变化，1978—1984年城乡关系趋于好转。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逐渐由城市向乡村转移、乡村改革率先发力，如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乡村居民土地经营权，极大调动乡村居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提高土地、产品、劳动力等要素的合理配置，进而这一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快速推广。1983年，《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的颁布标志着乡村人民公社体制的结束，破除行政管理对乡村的束缚、激发乡村发展的内在活力，为畅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了法理基础。在这一历史时期，乡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克服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封闭限制，城乡关系也趋于好转。第二次变化，1984—2003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再次扩大。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向城市转移，标志着进入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建设。经过政策以及市场机制的引导，城乡关系之间出现了要素的单向度流动，如1978—2012年城镇常住人口由1.72亿增至7.12亿［32］，生产资源、劳动力、市场等要素不断向城市聚拢，致使乡村区域出现资本流失、劳动力减少以及市场萎缩等现象，这也再一次扩大了城乡发展差距。第三次变化，2003—2012年城乡统筹发展。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理念，旨在通过建立统筹一体的城乡关系，促动城乡关系发展水平契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同时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为“融合发展”的理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4.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国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党探索城乡关系的实践(2012年以来)

　　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新时代党探索城乡关系发展模式的创新，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促动城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33］23;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34］32的要求;到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进一步系统规划、科学部署，促动城乡融合发展走深走实;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35］31，构建一个功能互补、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新型城乡关系。经过新时代十年的纵深推进，党对城乡关系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创造了一个既具“中国特色”又具“中国风格”的城乡关系发展模式，促成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36］156－159的融合发展。

　　(三)中外比较:不同现代化之间城乡发展的差异

　　在任何一个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城乡关系发展状况是关乎其经济社会能否维持良序运行的关键。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探索实施过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措施”［37］。究其根本原因，社会制度、地域以及历史文化基因等因素的差异，决定了城乡发展的模式、运行的逻辑，尤其是不同类型社会制度下的城乡发展模式具有不同的目标指向和运行逻辑。反观各自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自身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而导致的城市危机，即城市的人口过度密集、交通拥堵、生态破坏等问题，引发了城市内部危机和民众不满。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为赢得选举、保持执政，便开始逐渐通过大力推进乡村建设来缓解城市的内在危机与抚平民众的不满，如20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一系列乡村建设计划，法国“农村振兴计划”、美国“新城镇开发建设”、英国“农村中心村建设”、日本“村镇综合建设示范工程”以及韩国“新农村运动”，等等。上述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乡村建设运动，旨在通过乡村的创新建设，升级乡村的基础设施，吸引更多人口向乡村回流，努力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相较之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历史性，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发展模式不同于其他现代化的城乡关系发展模式。第一，从历史文化来看。在传统中国的历史视野中，城乡关系一直处于一个不对等的状态，郡县制通过地方官僚和民间士绅来统合地方治理，形成“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格局。“皇权不下县”是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官僚体系只延伸到县域一层，然而“皇权不下县”并非征示着“皇权”失去对乡村的控制。关键在于，“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双轨制治理模式［38］343－364，确保了乡村治理仍要依附于以皇权体系为核心的绅权和族权，使得乡村无法摆脱国家权力的控制辐射。相比历史因素，文化因素更像一个“束缚”城乡关系的隐形工具。千百年来，“重农抑商”的传统封建统治思想在客观上影响城乡关系的良序发展，居住在城市的官僚士绅为攫取更多的利益，会通过威权交易来兼并乡村村民的土地，无休止的乡村土地兼并极大挤压了乡村的发展空间与民众的生存空间。第二，从经济结构来看。1947年，费孝通先生对中国城乡关系进行提炼式概括，即“相消相成”“相成相克”［39］。中国古代社会作为一个超静态的社会结构，是以小农经济的家庭经营模式为基础，形成了以家庭为主导的城乡结构形态，并通过家庭来连接城乡之间的互动。因此，“家”在古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发展中具有社会性、结构性的意涵特质，支撑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资源互补。伴随着中国传统式小农经济的瓦解，靠着亲属关系、朋友网络维持的城乡互动模式日趋式微，不过家庭本位的思想属性对民众依然有着深刻影响，所以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旨在搭建一个正向、良性的城乡家庭互动模式，保障城乡各要素之间健康、有序和稳定的互动流通。

　　在中外城乡关系发展的比较视阈下，如果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城乡关系发展核心驱动归类为“资本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则可被视为“人民驱动”。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挑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创造了城乡关系发展的新模式，为世界各国的城乡关系发展贡献多元的智力资源，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城乡关系发展模式的一种超越。

　　(四)现实驱动: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城乡融合发展

　　风险社会与现代化是一体两面的互嵌关系。乌尔里希·贝克于《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阐述了“风险社会”概念，即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40］15。随着现代化的系统展开，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衍生出各种复杂性、非线性及不确定性的社会风险。因此，要促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就须对社会风险进行系统性规避和科学性应对。从风险社会的具体化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风险样态:第一，城乡关系陷入失控的高风险题域。吉登斯将风险社会定义为一个“失控的世界”［41］3，意指风险社会不受人类所控制，而是一个失控的世界。处于风险社会中的城乡关系，面临着内外矛盾、风险挑战的交织叠加，却缺乏对风险危机的责任勘定、良序管控，进而造成城乡关系趋向分离、对立和冲突的异化态势。第二，城乡关系陷入终结的现代化题域。风险社会作为一个现代性概念，而风险社会源起于两个终结，即“自然界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42］191。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各种风险也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中不断地积累、叠加和延伸，产生了诸多不确定性、非特定性及普遍性的风险危机。在此背景下，城乡作为一个交叉特质的空间载体，会遭受来自于现代性的“终结”风险，如乡村的文化习俗、生态屏障、集体记忆的空间作用遭到弱化与终结，而城市则逐渐沦为生产劳作的空间区域，城乡关系从互补联动变为彼此独立的空间场域。第三，城乡关系陷入失衡的结构性题域。在现代化进程中，风险会呈现出“结构性”的危害特质。具体到现实层面，“城进村退”、乡村“空心化”、城乡发展的“两极分化”等结构性问题，长期以往会导致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出现停滞，造成城乡之间的结构隔断与发展脱节。在现实复杂的风险环境下，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发展的实践创举，是促进城乡联动发展、防范不确定性风险的新模式，有助于城乡之间要素的双向流通、资源的合理配置、结构的协同联动，破解现代性条件下的城乡风险危机，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发展提供新的模式借鉴。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的运行阐释

　　认识城乡融合发展的运行机理和运行优势，不能只局限于对发展事实的陈述，而是需要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认识中追寻背后的“运行过程”。为此，需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与系统分析法的理论立场，透过对城乡融合发展运行模型的立体构建，有助于廓清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和运行逻辑，深化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认识。

　　(一)运行机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的模型释义

　　系统思维与系统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构成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科学方法论。回望人类思想史，中西方关于系统论观点有着丰富的哲学思考。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等学者对系统论作出过系统的阐释，德谟克利特撰写的《宇宙大系统》《宇宙小系统》更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的著作。在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里，关于系统的哲学思考更是多得数不胜数，诸如《道德经》《孙子兵法》《黄帝内经》《易经》等古籍著述就蕴含着朴素且丰富的系统观念。进入19世纪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对系统论作出进一步的提炼和深化，马克思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一文中指出，“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43］23，恩格斯则提出，社会历史发展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构成“一个总的合力”［44］593所促成的结论。20世纪以来，伴随着量子论和相对论等自然科学理论的发现与发展，促使现代系统科学得以建立、运用和普及。1937年，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首次提出一般系统论的分析框架，随后他的著述《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被学界视为系统论学科的重要代表作。从应用领域的演进来看，系统论逐渐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领域拓展，如政治学领域形成了政治系统理论，以阿尔蒙德(ALMOND GABRIAL)和伊斯顿(DAVID EASTON)为代表;社会学领域形成了社会系统理论，以帕森斯(T．PARSONS)等为代表;等等。这为解决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多元化的系统分析法。回到现实层面，习近平提出，要通过“增强辩证思维能力”［45］来提高解决问题的本领。马克思主义系统思维与分析法贯穿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全过程，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系统”一词被提及18次之多，并且明确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35］20的方法要求。系统地看，城乡关系发展是一个非线性的、运行复杂的、远离平衡状态的耗散结构系统，这就需要置于系统分析的框架中审视城乡融合发展的动态运行过程，为我们深入把握城乡融合发展提供辩证认识与系统应对，进而更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发展。

　　1.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设计

　　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设计关涉城市和乡村两大空间场域，包含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结构交融及功能互补，呈现出城乡之间相互渗透、融通、交换的循环运行态势。从系统设计主线来讲，城乡之间通过“要素—结构—功能”的传导机制，打破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结构交融、功能互补的壁垒，促成城乡融合发展系统的稳序运行和良性循环。在历时性维度，城乡融合发展系统的“平衡—熵减—变换”演进态势，决定了系统的合理性与适应力，应减少城乡融合发展系统运行过程中的熵，保持系统运行的长效化规范化，如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战略举措不断促动城乡融合发展走深走实。因此，笔者搭建的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模型(见图1)是从宏观视角出发进行的理解与构建，旨在展现出我国城乡发展渐趋融合的整体态势。

　　2.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的运行模型

　　置于系统论的分析框架下，城乡融合发展的良序运行、步调一致和成效转换，是基于系统输入、平台整合、系统输出等多个环节之间的耦合联动、协同配合。为此，要促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理想的成效，就须深化对城乡融合发展运行的科学认识，从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模型解构其自身的动态运行过程，科学地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运行机理。相较于城乡融合发展系统模型，笔者搭建的城乡融合发展的运行模型(见图2)，是基于微观视角的具体化系统分析，立体式呈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动态运行流程。

　　对于运行模型的系统认识和科学分析，是聚焦在目标、主体和过程三个维度，即运行模型的输出目标、执行主体以及推进策略。第一，城乡融合发展运行模型的输出目标。该运行模型的输出端先后分别是“城乡融合发展”“城乡共同富裕成效”，通过明确运行模型的输出目标保障系统闭环运行的稳序性，防止系统运行出现输出随机性和程序混乱性等问题，维护系统输入指令与输出成效的协调一致。第二，城乡融合发展运行模型的执行主体。党和国家、人民群众作为运行模型的执行主体，是促动、保持及优化系统运行的主体力量，执行主体通过设计、参与城乡融合发展系统平台，为模型运转建构一个指令输入、功能调适的平台，促动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结构交融和功能互补，进而实现输出端的成效提升。第三，城乡融合发展运行模型的推进策略。纵观整个城乡融合发展的运行模型，它是一个层次衔接、良序运行的闭环系统，以“系统输入—系统输出—信息反馈”为运行框架，构建全链条自动优化的程序，并通过程序优化破除系统运行过程中隐性、显性的障碍，减少要素之间的相互抵牾、运行之中的效能内耗，促使城乡融合发展取得预先性的现实成效。
       (二)运行优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机制

承续上文，城乡融合发展运行模型立体式呈现出系统的运行优势，具体到现实场域就是整合优化、集成涌现和成效保障三大优势机制(见图3)，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强大的机制护航和动力供给，不断彰显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性、优越性、系统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充分释放城乡关系发展的新势能。

　　1.优势之一:城乡融合发展的整合优化机制

　　整合城乡要素资源、优化城乡发展机制是促成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历经“对立—兼顾—分治—统筹—融合”多个阶段，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是对百年以来我国探索城乡发展模式的系统化总结与创新式提升，通过整合优化城乡之间的各要素资源，为城乡发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和机制依托。具体到实践场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整合优化机制有助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要素等的双向流动，极大地拓宽城乡居民的就业形式、提升城乡居民的基本收入，扭转了长期以来城乡关系的失衡现象，推动城乡结构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融通，促成城乡功能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向度的互补，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结构—功能”的支撑。

　　2.优势之二:城乡融合发展的集成涌现机制

　　涌现机制是指通过各部分要素联动而形成的整体合力，产生各部分要素所不具备的发展效能，展现各部分要素所不具备的发展属性和特质。以目标引领成效涌现，将实现城乡发展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指向，既是着重于城乡融合发展全局的方向定位，体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又是着重于城乡融合发展趋势的未来预判，体现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性和联动性。因此，需要透过发展目标来促成发展成效的集成涌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理想的效果集成。面对目前城乡之间存在的发展差距，习近平指出，“‘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46］35。所以，新时代城乡关系发展要在解决发展差距问题的同时深化融合发展，规避城乡之间出现对立分离，推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进而促成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成效的全面提升和集成联动。

　　3.优势之三: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效保障机制

　　站在系统论的分析角度，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效保障机制大致体现在构造与主体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构造支撑方面。系统是由若干要素组合而成的有机体，具有坚实稳固的整体性和载体作用。城乡融合发展系统包括城市、乡村两大空间场域，其中涉及城乡之间要素、结构、功能的双向互动，形成系统化的空间屏障和架构支撑，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系统支撑，保障系统的良性运行和成效转换。另一方面，在主体支持方面。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城乡发展模式，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的显著特色同时也是独特优势，就是一以贯之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促成城乡关系由对立走向融合，开辟了城乡关系发展的新模式，为促动城乡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追求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超越性优势不仅是发韧于自身生成逻辑、运行模式上的独特性，更是缘于城乡融合发展在价值层面的追求。系统科学认为，任何系统都有其自身的基本属性和特殊属性，而系统属性在维系系统有序运行的同时还能保障其结构功能的最优化。作为一项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是由党和人民在长期历史探索中形成的城乡关系发展新模式，它在经验事实上呈现出的系统属性不是单一特质，而是包含了渐进性、创新性、层次性、开放性、人民性等多个属性特质，并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方法、过程和成效四个维度的价值追求。

　　(一)从目标定位的视角上看，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坚持整体性与渐进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的城乡发展目标定位，而是将人民幸福、民族复兴设为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指向，即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是旨在促动城乡现代化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强调，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46］13。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定位充分体现出城乡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态势，从党的十八大将“城乡发展一体化”［47］作为发展目标，到党的十九大明确“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34］32的时代任务，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发展要求。这充分表明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定位随着时代发展而日趋完善，彰显发展的系统性、连贯性及科学性。新时代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既确定目标的整体性，更在实现目标进程中坚持和把握渐进性特质。依据客观的经验事实，习近平指出，我国“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48］257。城乡融合发展绝非轻而易举就能够完成，而是需要顶层谋划、系统推进，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46］65。面对复杂性、非线性、不确定性相互交织的经济社会环境，我国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坚持和把握目标的渐进性，在发展过程中根据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应对性调适，增强发展的稳序性、适应性与科学性，防范隐性或显性、内部或外部、突发或长期的风险挑战。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在目标定位上坚持整体性与渐进性的辩证统一，有效保证城乡发展的稳定性、有序性和科学性，进而有助于推动实现城乡关系的现代化发展。

　　(二)从方法运用的视角上看，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坚持统筹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作为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工作方法论的建设与挖掘。统筹性与创新性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城乡发展的方法论特质，在动态推进城乡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有效确保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稳序进行、全域贯通，促动实现了城乡融合发展成效的集成提升。对于方法嵌入来说，统筹性是党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取得实际效果的方法要旨，统筹性的方法论供给有助于调整城乡关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格局，重新形塑城乡发展的结构形态，确保城乡之间的资源禀赋、文化平台、功能效用等异质特性能够在差异化的融合发展中实现融通、互补与协调，为城乡共同富裕建设提供一个方法论支撑。

　　相对于统筹性而言，创新性是一个工具性概念。从方法嵌入到现实场域的实践，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在流动机制、产业体系、公共服务以及数字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举措创新，破除城乡之间二元结构体系、促动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第一，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在流动机制上的创新。新时代以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相互配合，通过市场配置、宏观调控等合力举措，促使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产业要素的自由流动日趋增多，扩展了城乡之间要素往来的频次、领域与合作，有效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隔断，推动了城乡发展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第二，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在公共服务上的创新。长久以来，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领域存在一定的差距。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举措，努力解决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领域的弊病，推动乡村社会公共服务向城市社会公共服务靠拢，合理配置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实现城乡社会的大融合。第三，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在数字化建设上的创新。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数字化建设可以为城乡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近年来，国务院通过财政补贴和专项投资，提高乡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增加5G基站在乡村地区的覆盖率等举措，通过数字化赋能乡村发展，将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向乡村建设的范式嵌入，形成“5G+乡村振兴”的新发展模式，促使城乡一体化数字智能化发展。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在“统筹中创新、创新中统筹”，通过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实践效能的全面提升，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理想的成效。

　　(三)从动态过程的视角上看，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层次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

　　在系统论中，层次(Level)是指系统中的要素按照内部排列组合方式规律构成互相联动的聚合体。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层次性推动城乡结构要素的分化与重组，指涉地域、居民、功能等多层次的复合性结构，使城乡关系发展愈加趋向全面、立体和多维。对于层次而言，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是包含城市与乡村、市民与村民、理论与实践、经济与社会、生态与文化等多个不同的层次领域，这较之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城乡发展模式，更具有科学性、合法性与公正性。如果城乡融合发展的动态过程中缺乏层次性，则会造成城乡社会一体化框架的散落，甚至会严重影响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为此，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和把握层次性，是旨在建构一个稳定有序、全面覆盖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给予中国式现代化更多的实践支持。相较于层次性来说，开放性是系统对于外部环境的动态适应。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在外界条件达到某一特定阈值时，渐变便可能引起突变，使系统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都有序的状态［49］117。因此，系统与环境形成开放、互动的联系，为系统的输入、输出、反馈、再输入等过程提供稳定的力量供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绝不能故步自封、闭门造车，要有选择地学习、吸收其他国家先进的城乡关系发展的长处和经验，但也不能无视客观事实、实际国情地盲目照搬，做到“要有所取”也“要有所不取”。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既要注重系统的内部层次性，也要强调系统的运行开放性;既要坚持层次的复合性结构，也要坚持开放的多维度环境;既要把握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层次性，也要把握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开放性，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发展创造前提条件。

　　(四)从成效导向的视角上看，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民性与协调性的辩证统一

　　在系统运行模型中，成效作为系统运行的终端输出，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和涌现性的特质。人民性和协调性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两大成效导向，关系到城乡关系发展的实际成效，影响着城乡关系发展的整体趋势。一方面，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在成效导向上坚持人民性。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50］。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探索城乡关系发展的全过程实践始终坚持人民性的成效导向，积极带领全体人民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为实现城乡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在成效导向上坚持协调性。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31］228，这一前瞻性的见解认识，为我国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35］22，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就是旨在解决城乡发展的失衡现象，通过城乡之间的人、物、制度等要素的融合来促成城乡协调发展，进而向城乡共同富裕的宏伟图景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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