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印太经济框架”（IPEF）作为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其成立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成了亟须研究的问题。利用动态GTAP模型模拟分析了IPEF在四种不同情境下给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各国所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印太经济框架”的成立会给以美国为首的IPEF成员国带来极大的贸易利得和福利改善，但是会给中国等非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带来较大程度的损害；随着IPEF的深入实施，其所带来的区域内贸易转移效应也将愈发明显，并造成中国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最后，提出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完整产业链，积极培育本国高端制造业，以积极应对IPEF的负面冲击。

　　【关键词】印太经济框架；经济效应；技术性壁垒；跨国资本流动

　　一、引言

　　在对亚经贸问题上，拜登当局面临着两难境地：既不能简单地重新加入美国已经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又迫切需要巩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鉴于此，拜登政府设计出另一替代方案，这就是“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2022年5月23日，“印太经济框架”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首批参与国包括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等13个国家。作为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印太经济框架”无论从出台背景还是合作内容看，都贯穿着明显的针对中国的色彩，该协议旨在利用新的地区经贸规则不断弱化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并通过拉拢印度和东盟国家在供应链上对中国形成“替代”，同时进一步加大在半导体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对中国的遏制。正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所声称，IPEF的重点是“围绕印度－太平洋经济体的进一步整合，以数字经济等新领域为重点，制定标准和规则，并致力于确保安全和有弹性的供应链”。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也宣称，“印太经济框架”是“独立于中国的安排，其目的在于有效反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

　　目前，IPEF区域内总产值合约占全球GDP的40%，主要合作围绕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脱碳和清洁能源以及公平和反腐败等四大领域展开，其核心是通过构建高标准的数字经济规则来不断完善IPEF区域内供应链体系建设，并不断增强印太地区的区域内产业链韧性，从而达到在产业链内部“去中国化”的目的。可以预见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的实施将给中国等非缔约国的经贸利益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冲击，并不断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因此，明确IPEF的成立会给中国的GDP、居民福利、进出口以及产业结构带来何种程度的负面影响则成了亟须研究的问题，本文运用动态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Dyn模型）模拟在不同情景IPEF对中国宏观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对中国应采取何种措施来有效应对IPEF的负面冲击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和模型设定

　　目前关于亚太区域一体化的研究主要围绕TPP/CPTPP和RCEP这两大自贸协定展开，且多采用静态的GTAP模型。由于IPEF成立时间尚短，相应定量研究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印太经济框架”与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有着明显的区别，区别在于“印太经济框架”更偏向于对新贸易规则的制定，而并不包含传统自贸协定中关于关税减免和市场准入等优惠政策。此外，“印太经济框架”成立之初为了加大对亚太各国的经济吸引力，更多侧重于通过加大对印度和东盟等成员国的产业投资和技术转让，以谋求实现在产业链上“去中国化”，并形成对中国的技术遏制。因此本文在设置模拟情景时，更多考虑跨国投资的累积效应和技术性壁垒的削减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并对以通信行业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和高科技产业进行重点考察，以期更加精确地评估IPEF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为我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提供参考。

　　（一）动态GTAP模型简介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最早是1991年由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教授Thomas W.Hertel在领导全球贸易项目时建立，作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tion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CGE）的代表，被广泛应用于国际经济和贸易的模拟分析和研究。GTAP模型由主程序（RunGTAP）和数据库（GTAPAgg）两个部分组成，前者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设定了一系列经济方程，后者涵盖了全球各个地区的真实经济数据。GTAP模型主要是通过模拟政策变动来预测各项经济效应。目前GTAP模型最新的第10版数据库以2014年为基期，共包含141个国家和地区、65个产业部门、8种生产要素。GTAP的递归动态模型（GTAP-dyn）是Iancichina和McDougall（1999）在标准静态GTAP模型（Hertel，1997）上的递归动态扩展[1]。其保留了标准静态GTAP的所有特征，同时引入了跨国资本流动、资本积累等机制，综合考虑了投资、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的相互关系，能更好地反映区域内不同国家在中长期的经济效应变动情况。

　　（二）模型的设定

　　由于GTAP10.0版本的数据库基准年份是2014年，本文参考Walmsley等（2000）的动态递归方法，利用各国（地区）历史和预测的宏观数据，首先将GDP转化为外生变量，其次对GDP、人口、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等外生变量进行逐年冲击，将数据更新至2022年，形成基准情景，以分析IPEF给亚太各国带来的长期经济影响。其中，动态递推所采用的GDP和人口数据来自IMF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各国资本存量、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数据来自CEPII的EconMap数据库，关税率数据则来源于WITS关税数据库。在变量选取上，本文参考刘冰和陈淑梅（2014）的研究，将ams变量作为技术性壁垒削减和技术差距缩减的冲击变量，ams变量的提高代表着两国之间技术性壁垒或技术差距的缩减，而ams变量的降低则代表着两国之间技术性壁垒或技术差距的加大；针对跨国资本流动问题，本文参考张帅（2021）的研究，选择cgdslcak（r）变量作为冲击变量，给予cgdslack（r）以负向（正向）冲击，可相应模拟出该国（r）资本流入增加（资本流出减少）的情形。在使用动态GTAP模型对贸易协定进行模拟分析前，需要根据研究目的划分区域和产业部门，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不同的政策模拟情景。

　　1.区域和产业部门的设定。GTAP第10版数据库中的141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11个区域：中国、欧盟27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印度、加入IPEF的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未加入IPEF的东盟国家（老挝、缅甸、柬埔寨）和世界其他地区，详情见表1。

　　将GTAP第10版数据库内置的65个产业划分为15类（见表2）。其中，汽车产业是美国、日本、韩国三国的传统优势产业，而农业、金属制品、轻工业、纺织和服装业、基建行业则是中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为了更加精确地评估IPEF给中国高科技领域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对以计算机与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科技行业以及通信业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产业进行了单独划分，予以重点考察。

　　2.模拟情景的设定。由于“印太经济框架”与一般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不同，其并不包含关税减免与市场准入等优惠政策，更多侧重于通过加大对印度和东盟等成员国的跨国投资和技术转让，以谋求实现在产业链上的“去中国化”。因此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了表3中的4种情景。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完成模型的区域和部门的设定之后，利用RunGTAP 3.70软件模拟分析在4种不同的模拟情境下“印太经济框架”对亚太地区各国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

　　（一）不同情境下亚太各国GDP和福利水平的变动

　　IPEF对印太地区主要经济体GDP和福利水平的影响见表4。结合情景一至情景四可知，IPEF的成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随着美国对IPEF成员国跨国投资和技术转让的加大，这种负向影响也在不断增加。其中，由情景一可知，“印太经济框架”实施后，美国加大对IPEF成员国的投资，各成员国资本流入增加5%时，美国的GDP增幅达到1.43%，并且随着各成员国间技术性壁垒的不断削减，美国GDP的增幅由情景一的1.43%增长到了情景四的2.79%，而同在情景四下，中国的GDP变动率则相应下降了2.51%，受到了更大程度的损害。除美国之外，IPEF的成立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印度以及IPEF中的东盟成员国的GDP增长有着不同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情景四的条件下，韩国的获益最大，其GDP增长了6.53个百分点，随后为日本、澳大利亚以及IPEF中的东盟成员国，以上国家在情景四实施后GDP增幅分别达到了5.68%、4.89%和4.41%。由此可知，美国将中国排除在IPEF框架之外会极大损害中国的经贸利益，同时对欧盟等非成员国GDP的损害也进一步加深。

　　从各国福利水平的变动来看，“印太经济框架”的成立对中国福利水平的损害最为明显，其次为欧盟国家。由情景一和情景二可知，随着美国对IPEF成员国投资的加大，以美国为代表的IPEF成员国的福利水平（EV）也在不断提高，美国的福利改进由情景一的407.15亿美元增长到了情景二的814.30亿美元，并且随着成员国间技术性壁垒的进一步削弱，美国的最终福利水平改进达到了情景四的1100.85亿美元，而中国的福利水平在情景四条件下则下降了732.60亿美元，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与此同时，虽然“印太经济框架”其他成员国的福利水平均有所提高，但不同国家之间福利提升的程度差异巨大：在情景四条件下，日本的福利增加了775.18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最大受益国；加入IPEF的东盟国家福利也增加了676.80亿美元，而新西兰在此情景下仅增加了45.37亿美元的福利。综合来看，“印太经济框架”的成立会给美国在内的IPEF成员国经济增长带来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会给中国等非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带来较大程度的损害，并且随着IPEF的深入实施，其所带来的区域内贸易转移效应也会愈发明显。

　　（二）不同情境下各区域进出口规模和贸易条件的变化

　　1.各区域进出口规模的变动。“印太经济框架”的实施过程中，美国对成员国的跨国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助于降低成员国的贸易成本，促进成员国间贸易的增长。表5展示了四种不同情景下亚太各区域进出口的变动。

　　结合情景一至情景四可知，IPEF的成立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和欧盟等非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给中国的进出口带来较大程度的负面冲击。从进口角度看，在美国加大对各成员国的投资，各成员国资本流入分别增加5%和10%的条件下，中国的进口额分别下降了0.51%（情景一）和1.03%（情景二），并且伴随着IPEF成员国技术性壁垒的降低和产品技术差距的缩减，中国的进口额也在不断降低。而与此相反，IPEF各成员国的进口规模都在不断扩大，进口增幅排序依次为日本、韩国、新西兰、美国、澳大利亚、加入IPEF的东盟国家以及印度，在情景四实施后，日本进口额增长了18.96%，韩国、新西兰、美国、澳大利亚进口增长幅度分别为9.43%、6.94%、5.42%和4.27%。综合来看，IPEF各成员国的进口规模随着“印太经济框架”的深入实施而不断扩大。

　　从出口角度看，随着IPEF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出口变动率也开始由正转负，从情景一1.53%的增幅下降到了情景四的-0.89%，累计下降了2.42个百分点，而IPEF各成员国的出口贸易规模则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结合情景三、四来看，在美国加大对IPEF成员国的投资和技术转让，使得IPEF各国贸易的技术壁垒不断削减的情况下，加入IPEF中的东盟国家、日本、印度和韩国等的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其中，在情景四条件下，日本出口增长最快，增幅为8.04%，其次则为加入IPEF的东盟国家和印度，其出口规模分别增加了5.95%和4.32%，表明在IPEF成员国技术差距不断缩减的情况下，日本、印度以及IPEF的东盟7国可能会在未来的亚太贸易网络中逐步取代中国，发生较为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

　　2.各区域贸易条件的变化。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tot）是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贸易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由表6的模拟结果可知，从情景一到情景四，随着IPEF协议的深入开展，中国的贸易条件也在进一步恶化。究其主要原因可能是IPEF成立后，中国企业为了争夺全球市场，会通过降低出口价格等方式来维持产品的竞争优势，而伴随着进口成本的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与此相反的是，IPEF生效后会明显改善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所有IPEF成员国的贸易条件，且随着美国加大对IPEF成员国的投资和技术转让，IPEF成员国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提升。其中在情景四下，日本为贸易条件改善幅度最大的国家，其改善幅度为3.94%，其次为澳大利亚（3.07%）和印度（2.85%），而区域外的非IPEF缔约国如欧盟、未加入IPEF的东盟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条件都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

　　（三）IPEF的实施对中国各部门产出的影响

　　表7显示了在4种不同模拟情景下IPEF的实施给我国不同产业部门所带来的影响。从模拟结果可知，IPEF的成立对中国的农业、食品加工业、采掘业以及石油化工业等传统产业的影响不大，而汽车与运输设备、公共设施与基建业、通信业和其他服务业则受到了IPEF实施所带来的负向冲击，行业产出发生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其中，受到最大影响的为公共设施与基建业，在情景四下产出下降了2.86个百分点，其次为汽车与运输设备和通信行业，在情景四下产出分别下降了0.95和0.93个百分点。这也与IPEF成立的目的较为一致，即美国希望在以通信业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产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金融等服务业上进一步扩大同中国的竞争，将印度和越南等IPEF成员国作为中国的替代者，以谋求在产业链中实现“去中国化”。此外，中国的纺织和服装业、其他轻工业等行业产出也随着美国对IPEF成员国的投资和技术转让的加大而呈现出下降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加大对其他IPEF成员国的投资和技术转让的情况下，中国在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产出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表明中国在以半导体为代表的高端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并非如美国所想象那样“无能为力”，美国企图通过IPEF对中国高端技术产业进行遏制，最终会倒逼中国打造出自己具有竞争力的高端电子设备制造业，并逐步在高端电子设备产品上实现进口替代。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动态GTAP模型，定量分析了“印太经济框架”成立给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所带来的经济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成立会给中国的GDP、福利水平、进出口规模和贸易条件等带来较大程度的损害，具体到产业层面，随着IPEF的深入实施，中国在汽车与运输设备业、公共设施与基建业、以通信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产业等都会受到较大程度的负向冲击，而且这种冲击随着美国对IPEF成员国投资和技术转让的加大而增加。第二，美国希望通过“扶持”和“拉拢”IPEF中的东盟国家和印度，在以通信产业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扩大同中国的竞争，以实现对中国的逐步替代。从模拟结果来看，中国的进出口规模和贸易条件随着IPEF的实施都在进一步恶化。中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制造商，面临着制造业外流和去产业链的全面挑战。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拓展贸易领域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中国应该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的契机，积极处理好扩大开放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两者之间“内外联动”的关系，通过对内全面深化改革与对外扩大制度型开放相结合，积极应对IPEF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一方面，在IPEF的倒逼下，中国要加快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开放，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国应参照IPEF与CPTPP等高水平自贸协议，积极推动RCEP在开放领域和规则标准上向IPEF和CPTPP的“宽领域”“高标准”看齐，不断扩展贸易领域开放的宽度和深度，在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管理、知识产权和劳工标准等领域实现与国际高标准的对接和融合。另一方面，要对内深化改革，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投资便利化。应在审批准入、法律体系、市场竞争、产业政策、知识产权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在投资领域“单一窗口”的建设工作，打造更具备效率、公平和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环境，不断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作为亚太地区经济的领头羊，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因素一直无法在经济一体化层面上达到有效整合，中国应当利用RCEP签署的有利时机，在RCEP现有框架上进行深化和细化，进一步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通过有效整合东亚区域内贸易网络，为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福利改进和繁荣稳定。

　　（二）打造更加完整的产业链，实现自主产权和自我保障能力

　　IPEF的本质目的是利用美、日、韩三国在汽车制造和高端电子设备制造领域的产业优势，以及印度、IPEF中的东盟成员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优势对中国形成高低两大维度的“夹击”，从而实现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去中国化”，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一方面面临美、日、韩等国的“高端挤压”，另一方面面临印度、IPEF中的东盟成员国（如越南）的“低端挤出”，我国除了积极应对、争取时间、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打造出更加完整的产业链，减少在高端电子设备、关键零部件等的外部依赖，实现自主产权和自我保障能力，要通过加大对高端电子设备制造业、通信业等产业的投资和政策倾斜，在芯片制造为代表的高端电子设备制造、以5G为代表的通信行业上实现去依赖化，通过产业政策的扶持逐步建立起我国的技术储备库和产业人才储备库，并且不断完善半导体产业的布局和生态体系构建，积极培育本国具有竞争力的高端设备制造业。

　　（三）充分利用数字经济领域先行优势，推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IPEF的四大“支柱”分别为数字经济、供应链、清洁能源和脱碳、打击洗钱与腐败，而数字经济领域的规则制定可谓IPEF协定的“重中之重”。美国寄望于通过在亚太地区制定新的“规则和标准”，从而牢牢把握在数字经济领域的“话语权”，进一步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实现其产业链中“去中国化”的目的。而数字经济作为新一代产业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驱动要素和大国竞争的焦点领域，其技术特征决定了率先进入该领域的国家将获得显著的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目前，我国已经在数字经济产业获得一定的先发优势，在区块链技术、5G通信、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智能城市等重要领域的应用和用户规模已经跃居世界前列。我国应当充分利用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先行优势，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改造，不断优化和发展“线上经济”领域，如在线办公、网上购物、在线医疗以及智能城市服务等，利用我国完善的基础设施与产业配套体系为发展数字经济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我国应当立足于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采取主动优化产业链布局、推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措施，通过不断培育优秀的市场主体和具有产业链话语权的“链主”企业，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产业集群的建设，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内数字经济产业链，不断提升我国的地区影响力。

　　（四）合理对IPEF成员国进行分化与合作

　　目前，虽然IPEF已经成立，但其大部分成员国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成员国都为RCEP的成员国，在经贸领域与中国有着深度的交流与合作。而拜登当局一手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更多考虑的是“美国优先”的原则，以此服务美国的经济发展，而并非一个平等、多边、互惠的自贸协定。目前，“印太经济框架”虽有其框架而无其实惠，很难做到平衡各方利益，而发展中的亚太国家如东盟和印度等新兴国家更多在意的是对IPEF所带来的跨国投资和技术转移，但IPEF的封闭性则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接受美国严苛的附加条件，如严格出口管制措施和投资安全审查条件，以防止关键技术流入中国，由此这些国家或将被迫减少同中国企业的合作，势必也会带来经济损失，而这恰好是IPEF中的亚太成员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应当合理对IPEF成员国进行分化与合作，如可以考虑将韩国和东盟国家作为积极的合作对象，通过倡导务实合作，主动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措施，积极推动RCEP的发展来有效对冲IPEF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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