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其升级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已成为推动制造业企业升级的关键路径。通过系统梳理企业数字化与制造业企业升级的相关文献，从企业数字化的前因与后果，以及企业升级的影响因素、路径与测度等方面展开综述，并重点探讨数字化对企业效率升级、价值链升级与绿色升级的影响机制。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数字化对企业单一维度升级的影响，缺乏对数字化与制造业企业整体升级关系的系统分析，尤其在作用机制与情境异质性方面尚存空白。基于此，未来应进一步构建企业数字化与制造业企业升级的理论框架，深化对中介机制与调节效应的探讨，并完善相关变量的测度方法，为推动制造业企业智能化、高端化与绿色化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价值链

　　0引言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历经改革开放40余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制造业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形成了健全完善的工业体系，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然而，我国制造业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薄弱、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生产管理效率低下及绿色发展水平不高等突出问题，面临多重挑战与升级压力。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改革的纵深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重心逐步由产业间调整向产业内升级更迭，而微观层面的企业升级成为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竞争优势的关键。当前，受生产成本上升、市场需求不足、国际贸易摩擦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国内制造业企业面临市场竞争与绩效增长压力;同时，产品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不高，环境监管与碳排放约束增强，我国制造业企业亟待提质升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突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绿色发展战略导向。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ICT)催生了数字经济，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推动产业变革与持续增长注入了强劲动力［1］，依托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微观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策略。然而，一方面，数字化仍属于初始阶段的数字产物，加上“数字化转型悖论”“数字化发展阵痛期”等干扰，以及企业自身资源准备和能力不足等制约，导致很多制造业企业“不想转”“不敢转”“不会转”;另一方面，企业转型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叠加企业微观主体差异的影响，数字化与制造业企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尚未明确。立足于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现实背景，有诸多理论问题需要厘清和证实，如数字化与企业升级间存在何种关系，其作用的理论机制是什么，企业升级过程是内驱的还是内外因素共同影响的。结合实践来看，数字化是衔接企业内部因素与外部力量的关键，其对于制造业企业升级具有重要影响。而理解和掌握这种影响的内在逻辑，对于加快我国制造业企业走出“数字化发展阵痛期”，提高制造业企业升级绩效，推动制造业企业整体升级进程意义重大。

　　1企业数字化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以互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兴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数字经济，在实现经济增长［2］、产业转型升级［3］及企业高质量发展［4］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Andal-ancion等［5］将数字化概念引入工商管理领域，并强调数字化变革为企业传统业务带来的变化。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数字化成为影响其生存与发展的新主题和必选题，也为该领域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激发学者对这一现象展开理论探讨。已有文献分别从“什么是数字化”“哪些因素影响数字化”“数字化能够带来什么”等方面展开研究。本文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微观企业，探讨企业层面的数字化变革或转型。借助系统文献梳理法整理2003—2024年的国内外文献，并加以分析和总结，按照企业数字化的前因和后果进行阐述。

　　1.1企业数字化的前因研究

　　关于企业数字化驱动因素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进行讨论分析。其中，内部因素包括高管团队特征、企业价值和竞争力提升需求及企业数字化战略等。相关文献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调查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实证研究法。就具体研究内容看，由于高管团队是企业重要决策的核心主体之一，其对企业数字化发展进程及成效有着关键的影响。卢艳秋等［6］认为，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高管决策逻辑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起点，其因果决策逻辑和效果决策逻辑均能够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在此基础上，汤萱等［7］进一步考察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高管团队职业背景、教育背景和海外背景3个方面的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正相关，而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负相关。

　　此外，企业价值和竞争力提升也是驱动自身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Capusneanu等［8］认为，感知竞争力和感知风险优势是驱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个重要原因。赵扬和李长英［9］提出，加速折旧政策有助于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存在3条中介影响路径，分别是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增加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融资约束。万姿显等［10］采用单案例探索式研究方法，提出管理数字化反馈闭环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企业通过需求识别、场景设计与场景反馈闭环的反复迭代，促使管理机制与转型需求更精准地匹配，从而持续提升管理数字化水平。

　　关于企业数字化战略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内涵、构成维度、战略制定及实施过程。Hess等［11］将技术应用、组织结构调整、价值创造转变和财务配置4个关键维度细化成11个独立项目，且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各个项目展开进一步验证。Sebastian等［12］考察了大型企业数字化战略推进中的两个重要维度，即数字化解决方案和用户参与度。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在由工业化向数字化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企业需要建立包含跨界、连接和赋新3个核心维度的数字化战略认知框架［13］。赵晴晴和李思琦［14］提出，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企业战略、结构流程与数字化存在不同因果链条和协同关系。刘子諝等［15］探讨了民营企业数字化战略的选择，指出由于民营企业资源实力相对较弱，因此在其年报中更多地展示数字化发展愿景，而开展实际的数字化投资则较少。

　　就企业数字化的外部影响因素看，学者主要围绕营商环境、金融环境、政策环境等与企业数字化的关系进行探讨和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调查分析法和实证研究法。史宇鹏和王阳［16］基于万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探讨了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间的关系，发现城市营商环境改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概率和深度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降低企业成本和促进企业创新是两条重要的作用路径。企业数字化发展涉及各类先进数字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以及大量硬件设备更新和软件配置，需要企业具备较为充足的资源和资金支持［17］。有学者针对投资者、金融科技等金融环境要素展开具体研究。唐松等［18］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发现金融科技有效推动了企业数字化发展进程，且存在缓解融资约束和加大研发投入两个作用机制。企业数字化发展需要适宜的外部环境，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究竟对企业数字化产生抑制还是促进作用?对此，现有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董竹和柏向昱［19］研究了营商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间的关系，发现营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起到抑制作用。何婧婷［20］的研究结果则显示，环境不确定性能够促进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的驱动因素可归纳为内生动力与外部环境的协同作用。从内生动力看，已有研究建立了以“决策主体—价值诉求—战略路径”为核心的理论链条。其中，高管团队作为企业数字化的决策中枢，其认知逻辑与异质性特征影响企业数字化效果;企业价值维度的研究融合资源基础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揭示竞争力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及管理数字化反馈闭环的迭代机制构成微观主体的核心驱动力。外部环境因素的研究则嵌入制度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形成了“环境—资源—行为”的分析范式。其中，营商环境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间接激励企业数字化，金融环境则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或加剧资源依赖产生差异化影响，体现了资源获取对企业数字化的重要调节作用。此外，环境不确定性作为一把“双刃剑”，其抑制或促进作用可能受企业产权性质、资源冗余度等情境因素的调节，这为后续权变理论的应用提供了空间。

　　1.2企业数字化的后果研究

　　现有关于企业数字化后果的研究主要聚焦在3个方面，分别是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绩效或价值、组织管理和组织变革产生的影响。接下来逐一展开梳理和分析。

　　一是探讨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在该主题下，现有文献主要围绕数字经济［21］、大数据［22］、工业互联网［23］、数字技术［24］、数字化［25］、数字化转型［26］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展开研究。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这一外生政策冲击视角，张益豪和郭晓辉［22］认为大数据政策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体到某一类数字技术，丁锋［27］考察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通过改善投资效率、优化劳动力结构、增强创新能力和提升财务配置能力4条途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企业内部拓展至产业链、供应链视角，陶锋等［28］提出，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稳定供需关系、优化供需匹配和增强供应商创新能力3条途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从而促进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二是考察数字化对企业绩效或价值产生的影响。受国内外激烈市场竞争、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和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企业面临较大的绩效提升压力。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和业界尤为关注数字化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以期找到破解企业发展困局之路，但就具体影响结果仍存在一定分歧。一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数字化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吴非等［29］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创新产出绩效、增强市场正面预期和提高企业价值。这三者均可以增强企业股票流动性水平，从而改善企业资本市场表现。除了关注数字化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个别学者将此影响拓展至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肖静等［30］基于140家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同时促进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提升。另一方面，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数字化对企业绩效存在抑制作用或没有显著影响。有学者认为，英国和尼日利亚的银行业并未从数字化中得到明显提升，这种现象被称为“IT悖论”［31］。戚聿东和蔡呈伟［32］研究发现，由于企业数字化对管理活动和销售活动所产生的效果相互抵消，因此并不能给其经营绩效带来根本上的影响。以上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数字化悖论”的可能存在。

　　三是研究数字化对组织管理和组织变革产生的影响。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营绩效，催生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33］，同时也给组织结构［34］、管理模式和治理方式［35］及组织变革等带来关键影响。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够提升管理过程的信息透明度，有效缓解信息的不对称性，从而使得管理层决策更加关注组织长远发展战略及价值提升［36］。陈红等［37］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王杰和张世伟［38］进一步提出，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也有学者围绕组织模式创新及组织韧性展开研究。王强等［39］基于组织韧性的过程视角，提出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组织韧性，从而触发动态能力，发挥中介机制作用。

　　整体来看，企业数字化的后果研究主要围绕效率提升、绩效改进和组织变革3个维度展开。这些研究融合了技术赋能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揭示了数字化对企业运营的多层次影响机制。企业数字化的后果研究正在从单一绩效评价向多维度价值创造体系演进，其理论内涵不断丰富，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变革提供了系统的学术支撑。

　　2制造业企业升级的相关研究

　　2.1企业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

　　已有文献主要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探讨企业升级的影响因素。

　　从外部影响因素看，学者主要围绕基础设施建设、税收负担、企业间协同机制建设、政策推动及环境规制等方面考察其对企业升级的影响。钞小静和薛志欣［40］探讨了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与我国企业升级的关系，发现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企业升级。在税收政策与税费改革方面，王伟［41］探讨了我国税费制度改革与企业升级间的关系，发现税费征管改革带来的税费不公平程度降低显著促进了企业升级。夏太彪等［42］实证分析了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与企业转型升级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能够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且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下的升级可以提升企业价值。

　　也有学者基于产业链视角和协同机制建设展开研究。王兴棠［43］考察了不同最终产品市场视角下产业链下游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发现最终产品市场类型、产品相对质量和产品差异化程度3种因素均会对下游企业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杜勇等［44］围绕企业间的协同机制和代理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发挥协同和治理效应增强企业升级的能力与意愿。在政策推动和环境规制方面，孙晓华等［45］考察了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发现排污权交易促进了制造业企业优化服务水平，但未能倒逼其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面对较为严苛的外部环境监管约束及考虑利润最大化，制造业企业会积极调整自身战略:一是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的创新升级;二是向价值链下游延展的服务转型［46］。汪顺等［47］通过建立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探讨了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我国企业升级间的关系，发现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将造成企业升级困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可见，外部环境对于企业升级具有重要的影响。

　　就企业内部角度而言，企业升级主要受企业家个人能力、企业资源、企业创新、内部激励、企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贾康田［48］探讨了企业家变革能力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间的关系，发现具备较强变革能力的企业家通过组织变革、资源投入和效率提升机制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毛蕴诗和王婕［49］认为，优秀企业家精神是驱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关键动力。企业家担负着企业变革创新与转型升级的战略使命，而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升级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企业资源因素看，传统生产要素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资源，为转型升级活动提供必需的人力、财力和物力［50］。汤桐等［51］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察了企业资源结构对其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可以通过优化结构匹配，推动自身创新资源结构升级、管理资源结构升级、财务资源结构升级和关系资源结构升级，并最终实现整体转型升级。

　　技术追赶理论认为，创新是实现企业升级的重要路径。许泱和徐朝辉［52］提出，创新对企业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这种促进效应。甄莹［53］探讨了开放式创新对企业价值升级的影响，发现开放式创新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升级，且这种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低的企业和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企业升级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充满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需要给予高管团队更多的决策权力和激励支持。冉婷婷［54］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升级间的关系，发现高管股权激励有效促进了企业升级，且研发强度在其中发挥中介机制作用。

　　此外，个别学者从企业外部与企业内部相结合的视角研究企业升级的影响因素。辛大楞［55］基于我国992家微观企业数据，从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我国服务业企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其中，城市层面包括地区经济水平、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外资吸引能力;企业层面包括生产率、规模、出口密集度、运营时间等。上述因素均会对我国服务业企业升级产生显著影响。整体来看，既有文献对企业升级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关注企业数字化这一重要角度，也缺乏对这一议题的系统深入研究。

　　2.2企业升级的路径研究

　　当前，学术界就企业升级路径已展开较多探讨，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但关于企业究竟该选择何种升级路径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代工企业转型升级路径，Horng和Chen［56］认为，代工企业需要不断积累和整合知识，从而向自主品牌管理转型。该过程主要包括合同制造、品牌过渡和自主品牌管理3个阶段。杨桂菊［57］以3家本土代工企业为案例，探索性研究了OEM(原始设备制造商)企业转型升级的演进路径，总结归纳了OEM企业转型升级路径的理论模型。随着理论探究的深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林毅夫［58］提出，以要素禀赋为主导的比较优势对企业升级至关重要，其倡导发展具有要素禀赋的产业，积累较强竞争优势，以促进企业升级。而演化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贾根良［59］则认为，以技术为主导的创新对企业升级发挥关键作用，其主张通过加大创新投入和增加创新产出推动企业升级。进一步看，关于企业升级的方式，新结构经济学提倡获取竞争优势，而演化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主张加大创新投入。二者实现途径虽有差异，但出发点和落脚点均为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扩大创新产出。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升级路径研究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在研究内容上更加聚焦于数字经济对企业动态能力和创新体系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则主要采取面向行业龙头企业的探索式案例探讨，以及一定的实证分析。杜勇等［60］基于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探索性案例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化助力传统制造企业突破转型升级的数字鸿沟，且遵循“蓄势—进阶—升级”的渐进式演化轨迹。白景坤等［61］以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例进行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提出本土后发企业的升级遵循如下路径:把握机会窗口—深化组织学习环路—能力升级演化，从而实现由追赶到超越，再向引领的发展跨越。在此过程中，组织学习与动态能力塑造对企业升级至关重要。伍静和纪祥裕［62］基于供应链优化和创新链升级双重视角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协同创新绩效。一方面，企业要提高客户集中度，实现供应链优化;另一方面，企业要加强跨组织研发协作的广度和深度，以此驱动创新链升级。由此可见，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升级的实现既需要组织内部学习与能力提升，也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撑促进作用。

　　在实践应用层面，周中胜等［63］立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探讨了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和实现路径，指出加快自主创新、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是我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数字化改造和实施分类转型是制造业企业升级的主要路径。强国令和王一婕［64］提出，由于我国人口密度大，就业问题较为严峻。如果单纯依赖资本和知识实现企业升级，而忽视产出规模和劳动力就业问题，不符合我国国情。因此，选择合适的企业升级路径:一要符合时代背景与我国国情;二要坚持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目标之一;三要发挥创新驱动作用，切实提升企业价值链水平与可持续发展能力［65］。综合来看，企业升级路径研究从早期代工企业转型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动态能力与创新体系构建，形成了以要素禀赋、技术创新和组织学习为核心的多维度理论体系。

　　2.3企业升级的测度研究

　　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升级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3类:一是使用单一指标作为代理变量的测度法;二是构建多维指标体系的综合测度法;三是调查分析法。

　　首先，使用单一指标作为代理变量的测度法。部分学者采用企业生产率衡量企业升级水平，如李永友和严岑［66］、汪建新［67］等。在既有研究中，测度企业生产率的两种常用方法分别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李永友和严岑［66］认为，劳动生产率相比全要素生产率更适合在不同研究中做比较分析，因此其成为衡量企业升级水平的重要指标。杜勇等［44］、邹颖等［68］也均采用劳动生产率指标衡量企业升级。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比劳动生产率包含的信息更丰富、综合性更强，故而选择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反映企业升级水平，如宋铁波等［69］、强国令和王一婕［64］、王玉燕和王春燕［70］等。除了使用生产率指标度量企业升级水平，一些学者还采用“贡献价值”或“增加值”衡量企业升级程度。刘建江等［71］借鉴全球价值链理论核心创立者Gereffi于1999年提出的企业升级内涵界定思路，用企业的“贡献价值”衡量企业产出与获利能力，并由此反映企业升级水平;在具体操作时，其使用利税额表征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并作为企业升级的代理变量。

　　其次，构建多维指标体系，综合测度企业升级水平。Reeg［72］将企业升级定义为由企业创新所带来的企业成长，包含“质”的改进和“量”的增长两个方面。按照此思路，李林木和汪冲［73］进一步将企业升级的“质”细分为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两个方面，并用研发经费和人员投入、知识产权产出等指标衡量，而企业升级的“量”则用企业成长来反映，在具体测算上使用劳动生产率、总资产报酬率、营业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还有学者从多个维度或内外部相结合的方式衡量企业升级。钞小静和薛志欣［40］从企业内部升级和外部升级两个维度进行评价，其中企业内部升级包含生产效率和组织管理两个方面，企业外部升级则用加成率所表征的价值链水平评估。

　　最后，采用调查分析法反映企业升级水平。孟凡荣［74］立足于“双循环”战略背景，通过对江苏省连云港市15家具有代表性的纺织企业转型升级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得出了“纺织企业总体运行情况良好，部分纺织企业在品牌建设、市场转型及设备投入引进方面成效显著”的结论。淦未宇［75］采用问卷题项“为了适应环境变化，2015年企业所做的重要转型方向”，其中有一项为“维持现在行业，提升技术(转产高端产品、减轻污染等)”。若选择该项，则认为企业采取了技术转型升级战略。整体来看，学者在采用调查法时，有的选择问卷调查，有的选择实地调查。也有学者将两种调查方式相结合，并对获得的调查数据进一步实证研究和分析，以反映调查企业升级状况。

　　3企业数字化与制造业企业升级的相关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变革已成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随着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数字技术支撑并应变各类业务需求，下沉并延伸到企业活动的各个细节和末端，赋予企业迅速、灵活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当前，鲜有学者将企业数字化与企业升级两者纳入统一的理论研究框架，而更多地聚焦于数字化对企业生产效率、经营绩效、价值链及绿色发展等单一方面的影响。数字化变革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应用于生产领域，可能带来效率的升级;应用于出口领域，可能带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应用于环境保护领域，可能带来绿色升级。

　　3.1数字化对企业效率升级的影响研究

　　赵宸宇等［70］基于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增强创新能力、降低运营成本及推动“两业”融合发展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涂心语和严晓玲［76］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加速企业间知识溢出，从而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王鹏飞等［77］则提出，企业数字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倒U形”关系，在高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数字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刘进和杨柳［78］实证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作用机制包括缓解代理问题和降低避税行为。此外，时大红和蒋伏心［79］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企业效率与产品质量在两者间发挥中介效应。

　　3.2数字化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纵观已有研究，学者主要围绕全球价值链和企业价值链两大视角探讨数字化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张天顶和谢雨桐［80］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数字并购对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作用机制包括提高生产率、提升市场影响力及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已成为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真实贸易收益和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标准。张宏和刘小迪［81］则认为，企业数字化通过生产率提振效应与供应链本土化效应，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此外，有学者将研究对象拓展至中观产业层面。周荣荣等［82］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水平能够明显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且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升级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

　　就企业价值链视角研究成果而言，吴莹［83］提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价值链嵌入成本促进生产工艺升级，通过提升专业化分工水平促进企业产品升级，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企业功能升级，通过推进价值链治理结构优化促进企业链条升级。郭金花和朱承亮［84］选取2010—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研发创新和服务运营活动，助力企业向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攀升。魏曙光和魏琪琪［85］基于2013—2022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数智化通过优化企业内部操作流程推动其价值链升级。

　　3.3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升级的影响研究

　　既有研究主要探讨了企业数字化对企业节能减排、降低碳排放、促进绿色创新的影响。刘慧和白聪［86］基于2010—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优化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结构，显著促进企业节能减排。钟廷勇和马富祺［87］提出，数字化转型通过发挥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减排增效效应和供应链优化效应降低企业的碳风险水平。赵晓慧等［88］基于2007—2022年的A股上市公司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重污染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也有学者直接证实了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环境绩效或绿色发展的影响。李帅娜和刘东阁［89］选取2011—2022年我国资源型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动资源型企业实现绿色发展。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研究范畴拓展至具体产业或整个产业链。郑玉雯［90］基于碳解锁视角，探讨了数字赋能我国纺织业绿色升级的路径，指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两条重要的作用路径。

　　深入来看，企业绿色创新、减排降耗和绿色发展三者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企业通过将绿色创新衍生的清洁生产技术引入生产系统与能源系统，能够实现双重效应:其一，在前端建立污染防控机制，从源头上有效抑制二氧化硫、温室气体等污染物的排放;其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显著提升清洁能源占比，从而系统性改善资源利用效率。

　　4结语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细致地梳理分析不难发现，学者已对数字化、企业升级两个领域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并且数字化与企业的生产效率、创新水平间的关系亦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具体来看，一是探讨了企业数字化的前因和后果;二是分析了企业升级的影响因素、实施路径、测度内容及方式;三是讨论了数字化对企业生产效率、价值链水平、绿色发展等单一维度的影响。上述文献梳理有助于更清晰地掌握企业数字化与企业升级的研究脉络和理论前沿，并为本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然而，鲜有文献将企业数字化与制造业企业升级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且尚未系统、深入地揭示企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升级的影响机制，更缺乏对一些情境变量的异质性分析。整体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企业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升级研究文献相对薄弱。宏观层面，部分学者从国家、区域层面探究了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得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结论。然而，聚焦微观企业探讨数字化对企业升级影响的研究比较匮乏，仅有的少量文献也是以单一维度来衡量企业升级。微观层面，“数字化转型悖论”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生产率提升和企业价值链升级是否存在悖论问题有待进一步验证。而关于企业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升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比较欠缺。此外，在不同地理位置、市场潜力水平、环境规制强度、高技术产业属性、重污染行业属性、要素投入密集度属性、企业产权性质及企业生命周期下，企业数字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升级还需进一步明确。

　　第二，企业数字化与制造业企业升级的变量测度尚需进一步拓展。当前，在有关企业数字化水平测度的文献中，多数学者采用单一数字技术应用、文本分析、数字化相关无形资产占比分析、单一样本调查等方法进行度量。上述方法存在测度内容单一、处理过程粗糙等问题，难以客观衡量企业现有数字化发展水平，仍需进一步修正和完善。此外，在企业升级研究中，现有文献多以单一指标或代理变量衡量企业升级水平，且更加关注企业升级“量”的维度，而忽视了企业升级“质”的维度。现有文献往往聚焦于企业内部升级及其带来的经济绩效，而缺乏对企业外部升级和环境绩效的综合考量，难以全面、系统地反映制造业企业升级的真实水平，也与国家制造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战略导向存在较大出入。

　　第三，动态能力理论和权变理论在企业数字化与制造业企业升级间的理论深度尚需进一步拓展。既有研究探讨了数字化与企业动态能力、企业动态能力与企业升级间的关系，但企业动态能力在企业数字化与制造业企业升级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还未得以验证，企业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机制还未被完全揭示，拓宽企业动态能力在企业数字化与制造业企业升级研究理论深度尚需进一步阐述分析。此外，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特质下，企业技术创新和公司治理能力中介变量在两者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异质性，其具体表现如何，仍有待进一步验证。企业升级是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内部资源或能力对企业升级的影响，而忽视了制度政策、市场环境等情境变量的客观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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