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推进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目标的背景下，绿色转型已然成为企业战略布局的核心方向。然而，绿色转型项目通常具备投入巨大、周期较长及风险较高的特点，加之绿色供应链本身所具备的复杂结构与不确定属性，显著提高了参与企业的信用风险暴露水平。在系统梳理绿色供应链基本特征与企业绿色转型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绿色供应链背景下信用风险的新内涵与形成机制，识别出政策监管、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供应链协同水平及技术不确定性等一系列影响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从政府与监管、金融机构、核心企业及供应链协同4个维度构建了一套多层次、系统化的信用风险管理对策框架，以助力企业科学识别、准确评估、及时预警与有效应对绿色供应链中的信用风险，为企业稳健实现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关键词: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风险管理;绿色转型;供应链协同

　　0引言

　　近年来，环境问题与气候变化日益受到全球科学界、政界与商界的共同重视。推动经济社会向全面绿色与低碳方向转型，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与必然要求［1］。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核心地位，因此其绿色转型显得尤为关键。当前，我国制造业中仍存在相当比例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这一现状不仅制约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且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持续压力［2］。面对这一形势，我国积极施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委也出台了《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以推动“工业互联网+绿色低碳”模式的深入发展。

　　企业作为推进绿色发展的核心主体，其绿色转型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从本质上讲，绿色转型是一个逐步转向能源资源高效利用、污染物减排、环境影响最小化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过程［3］。这类项目通常表现出资金需求规模庞大、早期研发投入高、投资回报周期较长、技术及市场不确定性较高等显著特征［4-5］。因此，企业在推进绿色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严峻的融资限制。根据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基于《绿色产业指导目录》所做的测算，我国在未来30年内对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需求将高达487万亿元。这一庞大的资金缺口已成为制约绿色发展的主要障碍。

　　在这一背景下，推动供应链的绿色协同已成为破解困境的重要方向。仅依靠单一企业推行减排，其效果可能因供应链中其他环节的碳排放而减弱［6］。因此，企业不仅自身需贯彻绿色战略，也应对上游供应商设定更严格的环境要求，以促进整体供应链的绿色转型［7］。这一发展态势促进了“绿色供应链”模式的形成。然而，绿色供应链在带来环境效益的同时，也因其转型过程的特殊属性而引入了新的风险，尤其体现在企业信用风险方面。传统意义上的信用风险主要聚焦于企业是否具备履约能力及是否具有履约意愿;而在绿色供应链背景下，信用风险还进一步融入了环境政策合规风险、绿色技术研发不确定性、绿色市场需求变动及供应链协同中断风险等一系列复杂因素。若供应链中某一企业因难以适应骤然提升的环保要求或难以负担绿色转型成本而陷入财务困境，其导致的违约风险将沿供应链扩散，进而威胁整个链条的稳定运行。

　　因此，深入分析绿色供应链背景下的企业信用风险，并建立科学的风险防控体系，具有显著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现有研究更多地聚焦于绿色转型的驱动机制［8］、环境政策实施成效［9］或绿色金融激励措施［10］等领域，从供应链信用风险这一视角出发，系统探讨如何应对绿色转型中多重不确定性所引发的各类风险，仍是一个亟待加强的研究方向。本研究系统梳理既有文献，旨在明确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的基本特征与形成机制，进而提出一套融合内外部资源、协调多方参与主体的综合治理策略，以期为保障绿色供应链稳定运行、支持企业顺利完成绿色转型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1供应链绿色转型及信用风险管理理论回顾

　　1.1绿色供应链与绿色转型的内涵与动因

　　绿色转型是企业应对环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战略。学界认为，绿色转型是一个多方面的动态过程，旨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降低环境影响，同时提升生产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3］。后续研究进一步指出，绿色转型以绿色创新为核心动力，推动全流程绿色化，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统一［11］。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因素呈现多样化。政策方面，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通过处罚推动工艺改进［12］;市场型工具如绿色信贷［10］和环境税［13］则通过融资激励与约束引导转型。市场需求与利益相关者压力方面，客户绿色偏好［7］、投资者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关注［14］和媒体监督［15］构成外部动力。管理层特征方面，高管环保意识［16］及高管任期［17］影响企业绿色决策。企业能力方面，绿色动态能力［18］、数字化水平［19］和融资能力［20］是转型的内部基础。

　　1.2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

　　传统信用风险指交易对手违约的可能性，而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内涵更广，融合了财务风险、环境合规风险、绿色技术不确定性、市场需求波动及供应链协同中断等多重因素。供应链具有联动性，核心客户的环境压力会向上游传递［6］，上游供应商的绿色违约风险也会影响下游［21］。影响因素可归纳为:①融资约束方面，绿色转型投入大、周期长，带来财务压力［4］，中小企业融资难更易引发信用风险［22］。②信息不对称方面，绿色技术专业性强，转型效果难评估，加剧企业与外部信息隔阂［23］，导致优质项目融资难、低质项目道德风险高。③内部治理方面，治理薄弱加剧代理问题，管理层可能减少绿色投资［24］或进行“漂绿”［25］，削弱偿债能力。④政策与市场不确定性方面，环境监管趋严推动绿色研发［26］，但也增加合规成本，挤占生产与创新资金［27］。政策调整、技术标准变化及需求波动影响项目现金流与信用状况［28-29］。⑤供应链关系方面，核心客户稳定性［6］与专用性投资［30］是关键，绿色合作中断易引发连锁风险。

　　1.3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管理对策

　　现有研究从多角度提出管理思路。①绿色金融工具方面，发展绿色信贷［10］可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缓解融资压力，降低信用风险;②ESG治理与信息披露方面，提升ESG绩效与披露水平，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改善融资条件［31］，巩固供应链合作［32］;③供应链协同与知识共享方面，知识共享［33］与绿色协同［7］至关重要，下游知识溢出可助上游精准创新，降低试错成本［34］，增强稳定性;④数字化技术方面，数字化转型提高信息透明度与资源效率［35］，强化供应链可视性与可追溯性，助力风险监测与绿色创新［19］。

　　现有研究在绿色转型动因、困境及对策方面成果丰富，但较少深入分析关键因素如何转化为供应链信用风险及其传导机制。对策研究较为分散，缺乏从系统链式视角整合政府、金融、企业及供应链各方的综合管理框架。本研究旨在丰富这一领域，系统阐释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形成机制，构建多层次风险管理体系，为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

　　2绿色供应链企业信用风险分析

　　在绿色转型的宏观趋势下，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联已不再局限于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的整合，而是进一步扩展至“绿色标准”的传递与“环境责任”的共同承担。这一转变使得绿色供应链中的信用风险表现出区别于传统模式的新特质，其形成机制也更趋复杂化。

　　2.1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的新特征与表现形式

　　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指的是供应链节点企业由于未能有效应对其在绿色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内部与外部不确定性，履约能力或意愿出现下降，进而对整个供应链的稳定性与绩效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该风险主要表现出以下4个方面的新特征与具体形态。

　　(1)合规性风险突出。环境规制政策是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外部力量。一旦政策收紧或标准提升，企业为满足合规要求，往往需要进行设备更新或技术升级，从而承担显著的“合规成本”。若企业难以有效消化此类成本，或者其生产工艺无法适应新标准，可能面临罚款、限产乃至停产等处罚，直接弱化其偿债能力，甚至引发信用违约。此类由政策变动所带来的合规性风险，是绿色供应链所独具的特征。

　　(2)技术迭代风险加剧。绿色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创新。企业所投入研发的绿色技术可能面临研发失败、技术路线被推翻或快速更新等风险。例如，某项新兴低碳技术在尚未实现规模化应用之前，就有可能被更先进、成本更低的替代技术所淘汰。此类技术层面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前期投入变为沉没成本，严重削弱企业资本实力，进而诱发财务危机。

　　(3)绿色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绿色产品在市场上的认可度与需求规模往往难以准确预测。如果企业大力投资开发的绿色产品未能取得预期的市场反响，或者消费者的绿色偏好发生转变，将导致投资难以回收，甚至引发资金流断裂。该类市场风险会直接转化为企业的信用风险。

　　(4)供应链绿色协同风险上升。绿色供应链要求上下游企业在环境标准方面保持协同一致。处于核心地位的大客户为应对自身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通常会向上游供应商提出更严格的绿色标准。若供应商因技术或资金能力有限而无法满足相关要求，则可能被排除出供应链体系，丧失重要订单，使经营陷入困境。反之，若核心企业自身的绿色转型未达预期，也会对上下游合作伙伴造成连带负面影响。

　　2.2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的生成机理与传导路径

　　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的形成，源于绿色转型活动固有的“高风险性、长周期性与高资本需求”与企业内部存在的“融资约束与治理短板”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在供应链网络结构中被进一步强化和扩散。该风险的生成与传导呈现逐级放大、环环相扣的动态过程。

　　(1)风险起源。外部环境动态层面，包括政策规制的不确定性(如环保标准提升、碳税政策变化)和绿色市场需求的波动。这些外部因素构成企业必须应对却难以完全控制的系统性压力。内部治理层面，则主要表现为管理层的短期决策倾向与代理问题。这些治理缺陷会导致企业绿色转型进程受阻，并加剧其融资约束。

　　(2)风险转化。来自内外的双重压力共同影响企业在绿色技术研发与市场开拓方面的投入决策。然而，由于绿色转型本身伴随显著的技术与市场不确定性，此类投资是否能够取得预期回报存在较大风险。因此，在融资受限与转型固有特性的双重制约下，相关投入的成效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3)风险爆发。若企业绿色转型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或遭遇失败，将直接引发其现金流状况恶化与资产质量下降，最终表现为节点企业自身信用风险的显性化，即其履约能力出现实质性减弱。

　　(4)风险传导。基于供应链各节点间紧密的贸易联系(如订单、应收账款与供货关系)，单一节点出现的信用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向上下游传递，最终可能引发整个供应链网络的系统性信用风险。

　　3绿色供应链企业信用风险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我国现实情境，企业在管理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时，主要面临以下3个方面的困境与挑战。

　　3.1内部管理困境:融资约束与治理短板

　　内部管理困境是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最为直接的挑战。第一，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推进绿色转型的关键因素。绿色技术研发与环保设备采购均需大量初始资金投入，且投资回收期普遍较长。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渠道有限、信贷审批严格等问题，常因资金链紧张而难以完成绿色转型，甚至陷入破产危机，成为供应链中的薄弱节点。第二，企业内部治理不足进一步加大了转型难度。良好的内部治理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若企业治理机制存在缺陷，容易引发显著的委托—代理矛盾:管理层可能因追求短期财务表现而削减长期绿色投资，或者为塑造“绿色”形象采取象征性环保行为而非实质性转型。此外，信息透明度低也会导致外部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从而抬升企业融资成本，形成负面循环。

　　3.2外部环境挑战:政策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尚未成熟

　　企业的绿色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第一，环境政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尽管以低碳城市试点为代表的部分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政策的连贯性、持续性及各地区在执行力度上的不一致，仍给企业形成长期稳定的绿色投资决策带来挑战。企业因担忧政策变动可能导致前期投入沦为沉没成本，往往对绿色投资持审慎甚至犹豫态度。第二，绿色金融体系的市场机制建设仍不健全。虽然我国绿色信贷规模持续扩大，但是其在整体信贷中的占比依旧偏低。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创新金融产品仍处于发展初期，尚未形成规模效应，难以充分覆盖企业多样化的绿色融资需求。与此同时，市场中也缺乏有效的环境风险定价与共担机制，导致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普遍采取较为谨慎的支持态度。

　　3.3供应链协同困境:信息屏障与责任界定模糊

　　绿色供应链的关键在于“协同”，然而其在实践中仍面临显著困难。第一，供应链内存在明显的信息屏障。诸如碳排放、环保技术标准与环境绩效等绿色相关信息，往往在上下游企业之间未能充分公开与共享。这种信息不对称使核心企业难以全面评估供应商在绿色合规与履约能力方面的实际风险，同时也阻碍了金融机构对供应链上中小企业做出准确的环境信用评价。

　　第二，环境责任在供应链中尚未形成清晰界定。“绿色”绩效在本质上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某一企业的减排成果可能因其他环节的排放增加而被抵消。然而，在现行交易结构下，绿色投入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并未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核心企业往往将环保合规压力向上游传递，却通常不愿共同承担相应的绿色升级费用，导致供应商独立应对所有转型风险与资金压力，极易引发信用违约。当前，公平、有效的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构成了绿色供应链实现深度协同的主要障碍。

　　4绿色供应链企业信用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针对前文所揭示的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内在形成机制与外部挑战，本文提出一个涵盖政府与监管层、金融机构层、核心企业层及供应链协同层4个维度的多层次、系统性管理对策框架，见表1。该体系致力于整合多方资源与行动力量，形成政策激励与约束协同、金融工具创新与服务赋能、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完善，以及链上协同合作机制强化等多措并举的综合治理格局，以系统应对与有效管理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

　　4.1政府与监管层面:完善制度供给，优化激励约束机制

　　政府作为制度制定方与市场引导主体，应着力构建一个具有稳定性、可预期性且激励相容的政策环境，为绿色供应链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

　　(1)提升环境政策的连续性与协调性。在实施诸如“低碳城市试点”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等政策过程中，需确保政策的延续性、可预期性及地区间的一致性，最大限度地降低政策波动或执行差异对企业造成的不确定性。明确的中长期减排路径有助于企业坚定绿色投资信心，规避短期投机行为。

　　(2)创新与丰富市场化激励手段。积极发展与完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深化环境税制改革，切实落实环保专项补贴与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借助这些市场化工具，可更高效地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使积极实施绿色转型的企业获得实际经济效益，同时使污染主体承担应尽成本，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3)建立健全绿色信息披露与标准框架。强制要求并规范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尤其应推动核心企业公开其供应链上下游的绿色管理绩效与风险状况。同时，加快制定统一、科学的绿色项目认定标准，绿色信用评级体系及绿色供应链评估指南，以缓解标准不一致可能引发的“漂绿”行为与信息混乱现象，为金融市场和供应链协作提供清晰、可靠的操作依据。

　　4.2金融机构层面: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深化ESG偏好传导

　　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不仅承担着资金供给职能，还在风险识别和市场监督中发挥关键作用。应通过推进金融创新与主动风险管理，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支持绿色活动，并有效识别与缓释相关风险。

　　(1)开发面向供应链的专项绿色金融产品。积极创新并推广“绿色供应链金融”模式，依托核心企业信用及真实贸易背景，为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基于应收账款质押、预付款融资等形式的绿色信贷支持。通过将环境绩效与融资利率、授信额度相挂钩，实施差别化定价策略，既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又激励其不断提升环境表现。

　　(2)加强ESG投研整合与风险精细化管理。系统地提升ESG研究能力与风险定价水平，将ESG因素全面纳入信用评级模型及贷前、贷中和贷后全流程管理。针对绿色项目，开展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理，避免采用单一信贷政策。

　　(3)发挥“融资”与“监督”双重链条的协同外溢效应。银行在向核心企业提供绿色融资时，可借助合同条款明确其在供应链绿色管理中的责任。基于此，银行的ESG偏好可沿供应链逐级传导:一方面，通过为核心企业的绿色订单提供融资，缓解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对核心企业实施监督，间接推动其加强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环境绩效筛选与管理，从而提升整体供应链的绿色性与稳定性。

　　4.3核心企业层面:强化内部治理，构建风险预警体系

　　核心企业在绿色供应链中扮演组织与协调的关键角色，其自身的稳健运营与风险管理能力构成链上信用风险防范的重要屏障。

　　(1)优化内部治理结构与激励体系。完善董事会构成，增设具有环保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并设立专门的ESG委员会。将绿色转型成果纳入管理层绩效评价，建立长期导向的激励制度，以缓解管理短视与代理冲突，保障绿色战略的贯彻实施。

　　(2)增强绿色创新与数字化应用能力。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投入，并系统推进数字化转型。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精细化管控、能耗的实时监测与碳排放的准确计量，不仅有助于提高自身环境绩效与运营效率，也可为绿色信用提供可靠、可验证的数据基础。

　　(3)构建供应商绿色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建立涵盖环境合规、财务健康与生产稳定性的多维度供应商风险监测系统。通过对供应商实施绿色信用评级和动态管理，及早识别潜在风险，实现由事后应对向事前预警和主动管理的转变。

　　4.4供应链协同层面:促进知识共享，深化绿色合作

　　为解决协同中的实际困难，供应链企业需超越传统交易关系，构建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绿色合作生态系统。

　　(1)建立绿色知识与技术共享平台。牵头构建用于绿色知识共享与技术转移的平台，推动绿色技术、管理实践及市场信息在链内开放与流动。通过提供技术指导、统一标准与联合研发，协助中小企业突破技术与能力瓶颈，降低其独立实施绿色转型的风险与成本。

　　(2)设计合理的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探索建立包括成本分摊与收益分享在内的合作机制。例如，核心企业可通过签订长期订单、溢价采购或共同投资绿色技术改造等方式，与上游供应商共享绿色收益，防止将绿色转型的全部成本与风险转移至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上游企业，从而提升整体供应链的韧性与稳定性。

　　(3)推动关系专用性投资，强化战略协作。鼓励供应链成员围绕绿色产品与服务开展共同投资与协同开发，形成一定的“锁定效应”并深化彼此合作关系。这类专用性投资可作为长期战略协作的可信承诺，显著增强链内信任与合作黏性，共同抵御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5结语

　　绿色供应链是未来产业竞争的重要形态，有效管理其信用风险，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围绕绿色供应链企业信用风险管理这一议题，在系统梳理现状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深入辨析了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区别于传统信用风险的新特征与形成机制，剖析了当前企业在风险管理中面临的主要困境与挑战，进而从4个维度构建了一套综合治理对策体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是环境政策风险、绿色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及传统财务风险多重叠加的复合风险形态，并通过供应链网络产生明显的传导与溢出效应，其管理复杂程度远高于传统信用风险。第二，当前该风险的管理主要面临3个方面的挑战:①企业内部受融资约束与治理短板制约;②外部面临政策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尚未成熟的双重压力;③供应链层面则存在信息屏障突出与环境责任界定模糊的协同困境。第三，实现有效风险管理需秉持系统思维，构建多方协同的综合治理框架。政府应着力完善制度供给与激励约束机制，金融机构应持续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与ESG偏好传导，核心企业需加强内部治理并构建风险预警体系，整个供应链应致力于推动知识共享、利益协调与风险共担。期望本研究为理解与管理绿色供应链信用风险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向。

　　参考文献

　　［1］曹裕，李想，胡韩莉，等.数字化如何推动制造企业绿色转型?资源编排理论视角下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3，39(3):96-112，126，113.

　　［2］高洪玮，吴滨.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32(8):118-127.

　　［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李平.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1(4):5-14.

　　［4］喻旭兰，周颖.绿色信贷政策与高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减排和发展的视角［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40(7):179-200.

　　［5］栗文，李静萍.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否驱动了企业绿色转型:央行担保品扩容的政策效应分析［J］.金融经济学研究，2025，40(3):55-70.

　　［6］钱先航，张新然，邱善运.客户环境规制、供应链溢出与企业绿色低碳技术创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5，45(2):17-36.

　　［7］严兵，程敏，王乃合.ESG绿色溢出、供应链传导与企业绿色创新［J］.经济研究，2024，59(7):72-91.

　　［8］吴非，黎伟.税收激励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J］.财政研究，2022(4):100-118.

　　［9］徐佳，崔静波.低碳城市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20(12):178-196.

　　［10］斯丽娟，曹昊煜.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吗:基于外部约束和内部关注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2(4):137-155.

　　［11］解学梅，韩宇航.本土制造业企业如何在绿色创新中实现“华丽转型”?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多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2，38(3):76-106.

　　［12］张庆君，黄玲.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吗?［J］.经济体制改革，2023(1):182-190.

　　［13］于连超，张卫国，毕茜.环境税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倒逼效应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7):112-120.

　　［14］高昊宇，温慧愉.生态法治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基于我国环保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21(12):133-151.

　　［15］赵莉，张玲.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市场化水平的调节作用［J］.管理评论，2020，32(9):132-141.

　　［16］BEGUM S，ASHFAQ M，XIA E，et al.Does gr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lead to green innovation?The role of green thinking and creative process engagement［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022，31(1):580-597.

　　［17］崔秀梅，王敬勇，徐国宇.环境不确定性、高管任期与企业绿色创新［J］.科学决策，2021(10):20-39.

　　［18］张渝，王娟茹.主观规范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J］.软科学，2018，32(2):93-95.

　　［19］刘畅，潘慧峰，李珮，等.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3(4):121-129.

　　［20］邸昂.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路径优化: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3，44(2):134-141.

　　［21］DAI R,LIANG H，NG L L.Socially responsible corporate cus-tomer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21，142(2):598-626.

　　［22］孙晓华，张竣喃，李佳璇.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来自“排污权交易”的微观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1):90-109.

　　［23］ABBAS J.Impact of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on corporate green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OL］.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20，242:118458［2025-10-10］.

　　［24］MA D，HE Y H，ZENG L G.Can green finance improve the ESG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green credit policy in China［J/OL］．Energy Economics，2024，137:107772［2025-10-10］．

　　［25］刘兴华，李文圳，文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与企业“漂绿”行为:信息约束与内部治理视角［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5(8):92-107.

　　［26］胡洁，于宪荣，韩一鸣.ESG评级能否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的验证［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40(7):90-111.

　　［27］李斌，彭星，欧阳铭珂.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基于36个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3(4):56-68.

　　［28］LANOIE P，PATRY M，LAJEUNESSE R.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testing the porter hypothesis［J］．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2008，30(2):121-128.

　　［29］胡丽宁.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气候风险感知与系统性金融风险［J］.世界经济研究，2024(8):29-43，135-136.

　　［30］DOU Y W，HOPE O-K，THOMAS W B.Relationship-specificity，contract enforceability，and income smoothing［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3，88(5):1629-1656.

　　［31］王馨，王营.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创新研究［J］.管理世界，2021，37(6):173-188，111.

　　［32］李晓青，郑小妮，刘金豪.可持续供应链金融如何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绩效:基于环境规制视角［J］.金融监管研究，2020(3):70-84.

　　［33］吴晓晖，秦利宾，薄文.客户战略联盟如何激发企业创新: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24，27(7):86-96.

　　［34］CHU YQ，TIAN X，WANG W Y.Corporate innovation along the supply chain［J］.Management Science，2019，65(6):2445-2466.

　　［35］戴翔，杨双至.数字赋能、数字投入来源与制造业绿色化转型［J］.中国工业经济，2022(9):83-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