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企业ESG表现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经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促进绿色创新产出提升企业的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中小规模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希望研究能为企业提升ESG表现、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借鉴。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企业ESG表现;绿色创新产出

　　0引言

　　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经济中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数字经济占GDP比重提升至42.8%,其对同期GDP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66.45%,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此背景下,企业通过整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运营效率,不仅重塑了自身的发展模式,也对其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表现产生了深远影响。

　　ESG作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指标,融合了生态保护、社会责任与治理优化三大维度,契合“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导向[1-2]。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再单纯以生产总值论成效,而ESG正是评估企业在经济转型中综合价值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和投资者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企业ESG表现已成为影响其融资能力、市场声誉乃至长期生存的关键因素。

　　既往研究表明,稳健的偿债能力、良好的盈利能力以及合理的资本结构都对企业的ESG表现有促进作用[3]。近年来由于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数字化转型与ESG的关联,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对其ESG表现产生正向影响[4-5],但也有研究指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呈显著的非线性“倒U”形关系[6]。尽管已有多项研究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但学界对于数字化转型如何具体作用于ESG表现的内在机制尚未形成共识。

　　基于此,本文以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ESG绩效,且这一效应通过促进绿色创新产出实现;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该影响在大规模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突出。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整合数字化转型与ESG研究,揭示绿色创新的中介机制,丰富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微观路径;二是通过异质性分析,为不同类型企业制定差异化的数字化与ESG战略提供依据,研究结论可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ESG表现提供参考,助力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同发展。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通过整合与应用数字技术手段,旨在显著优化其内部管理和生产流程,进而全面提升运营效率与生产力,同时促进经济效益增长和社会价值创造的系统性变革过程,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强化其对产品质量、品牌形象和企业声誉的重视,推动服务的转型,从而增强对环境和社会的责任意识。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中的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可以优化企业内部的沟通,使沟通更高效有序,内部资源联系更紧密,使企业的内部沟通和资源传输链条化,形成独特的资源传输网络,从而让企业获得长期竞争力[7]。除此以外,数字化转型还能使得企业内部的经营流程规范化,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与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高治理水平,更好履行ESG责任,增强企业ESG实践的动力,使其表现有所提高[8]。基于此,提出假设

　　H1: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的ESG表现。

　　数字化转型作为驱动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成果的生成与普及,这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革新上,还涵盖了可持续发展策略、资源高效利用模式以及环境保护意识的深化,从而加速了向低碳、循环经济的过渡[9]。企业能够通过利用数字化平台与大数据技术等多元策略,高效地收集、聚合以及应用与绿色创新相关的信息与资源,从而加速绿色创新的研发进程,并推动传统绿色装备的优化升级。此举不仅有助于企业更为精准地评估及管理环境与资源问题,还能够在实践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增强其在绿色经济领域的竞争力[10]。在此期间,数字化转型通过知识协同效应,推动企业进行跨组织的研发要素和结构的整合与重构,有效降低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和互动成本,进而强化绿色创新产出能力[11]。除此以外,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开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使其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绿色发明的研究当中;数字技术的提升也使企业内部信息的流通速度得到提高,让有关绿色发明的创新想法能够在团队间快速分享与实践,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助力绿色创新产出的增效降本[12]。

　　企业绿色创新产出让ESG表现受到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的提升能够通过对企业资源、环境等要素进行再配置,降低在研发、生产环节的资源消耗,从而在环境(E)层面提高企业ESG表现[13]。并且随着绿色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企业生产更多的绿色产品,这符合社会大众的出于环保理念需要,增强市场对企业的认可,也能提高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的积极性,从而在社会责任(S)方面提升ESG表现[14]。最后,企业通过绿色创新产出水平的提升,可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让企业与其客户、供应商等建立绿色低碳的生产运营体系,提升企业的价值,在公司治理(G)层面提高ESG表现[15]。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H2: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绿色创新产出提升ESG表现。

　　2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10—2023年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数据剔除了ST、∗ST、金融类和非正常上市状态的企业,为了避免异常值的潜在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ESG指数变量通过Wind数据库获取,其余变量通过公司的公开年报和国泰安数据库获取。

　　2.2变量定义

　　2.2.1被解释变量:企业ESG表现(ESG)

　　本文选取华证ESG评级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华证ESG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其涵盖所有A股上市公司和具备可投资性的港股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评价体系完整性和透明度。该评估体系考察了环境(E)、社会(S)和治理(G)维度,采用“AAA-C”九档评级,其中较高的评级反映了更好的ESG表现[16]。

　　2.2.2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程度(LNDT)

　　本文借鉴吴非等的做法,通过Python爬虫对上司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得出数字化转型的指标[17],利用每家公司的特征词词频总和并对其加1后进行对数化处理所得的结果来衡量该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18],见表1。

　　2.2.3模型设定

　　根据研究分析,构建整体模型为

　　ESGi t=α0+α1 LNDTi t+α2 Controlsi t+fixedeffects+εi t(1)

　　式中,i为各上市公司;t为时间;ESGi t为企业的ESG表现;LNDTi t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Controlsi t为全部控制变量;fixedeffects包含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εi t为随机误差项。如果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有促进作用,α1会呈现显著为正。

　　3实证结果分析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统计性描述,得到各个变量的情况见表2。

　　如表2所示,企业ESG表现的均值为3.907,最大值为7,最小值为1,表明各企业间的ESG表现有一定的差距,说明企业ESG的得分普遍较低,符合中国企业ESG评分体系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现实情况。数字化转型程度(LNDT)的均值为1.386,最大值为5.313,最小值为0,标准差值为1.462,表明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程度存在广泛波动与显著多样性。

　　3.2基准回归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其中列(1)是没有加控制变量,列(2)是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LNDT的系数分别为0.012和0.014,且在10%和5%的水平显著,这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的ESG表现,假设H1得到证实。

　　3.4机制检验

　　为验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机制,应用模型(2)和模型(3)进行检验,结果见表5。表5列(1)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产出的回归系数值为0.028,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在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绿色创新产出的提升。表5列(2)所示,在加入绿色创新产出中介变量后,绿色创新产出对ESG表现的系数显著为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的影响系数降为0.011,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绿色创新产出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绿色创新产出能够提升企业对绿色发展的意识,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治理,更好地履行ESG环境责任,进一步提高企业ESG的表现,故H2得以验证。

　　表6中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中小规模企业的ESG表现并没有显著影响,相反,它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大规模企业的ESG绩效产生显著而积极的影响。揭示了企业规模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存在差异性,主要是因为大规模企业凭借充足的资源储备和成熟的技术基础,相对来说拥有相对优越的数字化转型能力,能够战略性地利用自身优势来提高企业的ESG表现。相对于中小规模企业而言,其受制于资源有限和技术薄弱等结构性障碍,数字化投入产出效率较规模优势企业较低,因此数字化转型对ESG绩效的影响受到了限制,无法与大规模企业的程度相匹配。

　　3.5.2企业所处行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参照邵剑兵和吴珊[20]所提出的分类体系,将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界定为高新技术产业范畴,并据此标准对样本企业进行了分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7。

　　表7所示的回归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升了其ESG的表现,显著性水平为5%。相比之下,非高新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种差异可能源于高新技术企业将数字技术融入经营和管理过程的能力更优越,能实现更大的效率提升,从而提高其ESG表现。

　　4研究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0—2023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所收集的数据,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深入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ESG表现展现出明显的正面促进效应;第二,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促进了企业ESG表现;第三,数字化转型对大规模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更积极的影响。

　　4.2研究建议

　　企业层面,要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赋能作用,第一,企业应将数字化转型与ESG发展纳入长期战略规划,加大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投入,通过搭建数字化管理平台,优化生产流程、降低资源消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企业的绿色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的ESG表现。第二,应建立ESG绩效与企业经营的联动机制,将环境责任、社会责任融入研发、生产及供应链管理全流程,同时借助数字化培训平台提升管理层及员工对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与治理优化的认知,将ESG指标纳入管理层考核体系,确保战略落地,最终形成“数字化赋能ESG、ESG反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政府层面,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ESG提升提供系统性支持,一方面,应加快建立统一的ESG评级标准,规范信息披露要求,减少不同机构评价结果的差异性,防止企业选择性披露或虚假宣传。同时,加强对“漂绿”行为的监管,对违规企业实施严厉处罚。另一方面,实施差异化政策扶持企业数字化转型,针对大规模企业,鼓励其发挥数字化优势构建行业ESG标杆,带动产业链协同转型;对高新技术企业,加大绿色创新研发补贴与税收优惠,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对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技术培训、专项贷款贴息等支持,帮助他们进行数字化转。

　　5结语

　　本文基于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且绿色创新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该效应在大规模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突出。基于此,企业应将数字化转型与ESG战略深度融合,借助数字技术优化流程、推动绿色创新,并建立ESG绩效联动机制;政府则需完善ESG统一标准,实施差异化政策,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系统性支持。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数字化转型与ESG领域的理论成果,也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和政府精准施策提供了实践参考。未来可进一步探索行业异质性及长期动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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