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肩负着“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使命。案例研究,作为一种深植实践、连接理论与现实的重要方法论,对于会计、财务等管理学科响应国家战略、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基于此,立足“十五五”规划的开局背景,紧密围绕“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战略方向,结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精神,旗帜鲜明地倡导并系统论证了深入开展高质量案例研究的必要性与实践路径。首先剖析了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象牙塔”倾向与“内卷式”论文生产的局限,进而阐述了案例研究在洞察中国管理实践复杂性与创新性、提炼本土化学理逻辑、回应重大现实问题方面的独特优势。在此基础上,从选题立意、理论对话、方法规范、价值共创4个维度,构建了“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案例研究学术框架,并提出通过强化问题导向、深化田野精神、创新叙事方式、强化学科交叉,以期推动形成扎根中国实践、彰显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的会计财务研究新范式,最终服务于高质量发展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案例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自主知识体系;四个面向;“十五五”规划

　　0引言

　　“十四五”规划胜利收官,“十五五”蓝图徐徐展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1]。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指出,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一新时代的硬道理,统筹发展与安全,着力扩大内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并特别强调“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赋能”“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这些战略部署,不仅勾勒出国家经济发展的行动路线,也为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与微观经济运行息息相关的会计学、财务学研究,提出了崭新的时代命题和广阔的实践场域[2]。习*平总*记提出的“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以下简称“四个面向”)[3],为科学研究指明了根本方向,同样也是管理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价值圭臬。

　　然而,反观当前学术研究生态,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依然存在:部分研究过度依赖二手数据与数理模型[4],在“精致的内卷”中追逐技术复杂性,却与鲜活的、正在发生的、波澜壮阔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渐行渐远。研究问题“悬浮”于真实世界之上,理论对话囿于西方经典文献的窠臼,导致产生的知识虽具形式之美,却可能隔靴搔痒,难以深刻解释中国情境下的独特现象,更遑论为破解国家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难题提供行之有效的学理支撑与决策参考[5]。这种“象牙塔”式的研究,与中国式现代化对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破局之道,在于回归本源,在于俯身大地。案例研究,正是连接高深学理与生动实践的一座关键桥梁[6]。它要求研究者身体力行,深入企业、市场、政府部门等一线场域,通过系统性的实地调研、深度访谈、档案分析等方法,“解剖麻雀”,对复杂管理现象进行全景式、过程性的深入刻画与理解。在中国这片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变革的热土上,每一天都在上演着制度变迁、技术革命、市场博弈与组织创新的鲜活剧本。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7],到民营科技企业突破“卡脖子”技术的筚路蓝缕;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借助人工智能实现的脱胎换骨[8],到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引领下的企业价值重塑;从“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跨境财务治理的开拓创新,到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监管与发展的平衡探索……这些丰富而独特的中国实践,为案例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矿藏。

　　因此,旗帜鲜明地倡导并系统推进高质量的案例研究,绝非研究方法上的简单偏好,而是会计财务学者回应时代召唤、履行学术责任的必然选择。它要求将研究的目光从单纯的文献缝隙中移开,投向社会变革的最前沿,聚焦于“四个面向”所关切的真问题、大问题。通过扎实的案例研究,方能去伪存真,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命题与理论,逐步构建起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会计财务自主知识体系[9]。这不仅是学术创新的内在要求,更是将学术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伟业中的具体行动[10]。本文旨在系统论述案例研究在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价值,并为其高质量开展提供清晰的理念指引与实践框架。

　　1响应国家战略：案例研究如何对接“四个面向”与“十五五”蓝图

　　高质量的案例研究,必须胸怀“国之大者”,自觉将研究选题与叙事逻辑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叙事之中。“四个面向”与“十五五”规划纲要,锚定了研究的战略坐标。

　　1.1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解码创新跃迁的微观机理

　　“十五五”时期,科技自立自强被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是必争之地。案例研究不应缺席这场关乎未来的竞赛。它能够深入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等领军企业的研发实验室与项目管理一线,细致描绘其如何构建“灯塔工厂”,如何通过智能财务系统赋能研发投入的精准管理与绩效评价[11],如何设计激励相容的内部控制体系以保护核心知识产权[12],又如何应对全球技术标准竞争中的财务与合规风险。例如,对某芯片制造企业突破光刻机关键部件供应链的案例研究,可以深入剖析其如何通过设立专项风险基金、构建供应链金融生态、实施特殊的成本核算与披露机制来支撑这场“持久战”。这类研究超越了技术本身,聚焦于支撑科技创新的管理基础与财务保障,揭示从“技术突破”到“市场成功”与“财务可持续”之间的关键转化机制,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供微观层面的深刻洞察。

　　1.2面向经济主战场：剖析提质增效的实践路径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经济质效的提升。案例研究是透视企业这一经济主战场“细胞”活力的最佳显微镜。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选取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工业母机等产业链中的“链主”企业或“专精特新”企业,研究其如何通过并购整合、战略成本管理[13-14]、生态化财务共享等方式,增强产业链的韧性与安全性[15]。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入剖析像中石化、国家电网等大型央企,或美的、三一重工等先进制造企业,其财务数字化转型的完整历程[16]。案例可以聚焦于“人工智能+财务”的具体场景(如智能审单、风险预警、决策支持),揭示技术采纳过程中的组织变革阻力、能力构建路径与价值创造逻辑。

　　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选取曾经历债务危机或成功化险为夷的企业,开展回溯式案例研究。细致分析其风险累积的内部控制失效过程,或风险处置中债务重组、资产出售、引入战略投资等财务运作的决策逻辑与博弈过程,为完善企业风险预警与处置机制提供“血与火”的经验教训[17]。

　　1.3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探究制度创新的落地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内嵌着一系列独特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实践,如“双碳”目标、共同富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乡村振兴等。这些国家重大需求为案例研究提供了宏大的背景与丰富的议题。例如:“双碳”目标下的会计响应:追踪研究一家高耗能企业(如钢铁、水泥)如何开发和应用碳成本核算体系,如何进行碳资产管理与交易,其环境信息披露如何影响融资成本与股价,从而揭示绿色金融与财务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

　　共同富裕与企业分配:研究华为的“员工持股计划”、万科的“事业合伙人”制度,或某些县域特色产业中“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利润分享模式,从财务治理和利益分配角度,探索企业在初次和再分配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形式[18-19]。

　　统一大市场与公司财务行为:比较研究在破除地方保护、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前后,跨区域经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变化、投资效率改善以及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模式的调整,为评估统一市场政策效果提供微观证据。

　　1.4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关注社会价值的内生融合

　　这一面向超越了传统经济效率范畴,强调发展的根本目的。案例研究可以关注:

　　医药企业的研发与定价:深入探究一家创新药企在研发一款救命药过程中,如何平衡漫长的研发周期、巨大的不确定性投入与药品可及性、可负担性之间的财务与伦理矛盾,其定价策略如何受到医保谈判、社会责任舆论的影响。

　　公共危机中的企业财务应对:以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为背景,研究大型零售、物流或医疗物资生产企业的应急供应链财务管理、现金流极端压力测试与特殊时期的社会捐赠支出决策,总结其提升社会韧性的财务经验[20]。

　　总之,对接国家战略的案例研究,要求学者具备全局视野和问题敏感性,善于从宏大的政策叙事中,识别出亟待理论解释和实践指导的具体管理问题,并通过抽丝剥茧式的深入调研,讲述一个个蕴含中国智慧、折射时代变迁的“企业故事”与“制度故事”。

　　2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案例研究的理论贡献与学术使命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技术突破和实践创新,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能够解释中国实践、指导中国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会计财务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其知识体系的“自主性”,绝非闭门造车,而是源于对中国独特制度环境、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下管理实践的深刻理解、系统提炼与理论升华。案例研究在此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2.1从“情境嵌入”到“理论涌现”：破解西方理论的“水土不服”

　　源自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经典理论,如代理理论、有效市场假说、资本结构理论等,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但将其简单套用于中国情境时常出现解释力不足甚至南橘北枳的现象。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强大的政府引导、独特的产权结构(如国有企业)、关系网络的重要作用以及高速的制度变迁等鲜明特征。案例研究通过深度沉浸于具体情境,能够敏锐捕捉这些“中国特色”因素如何与通用管理规律相互作用,从而修正、拓展甚至挑战现有理论。

　　例如:研究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可能发现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在重大决策和监督中发挥的作用,超越了传统“董事会—管理层”二元框架的解释范围,从而催生关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治理”的新理论要素[21]。

　　又如:对于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中国浓厚的“家文化”与差序格局,可能使得基于契约和正式制度的西方传承理论部分失灵,案例研究可以揭示“情、理、法”交织下的特殊传承逻辑与财务安排。

　　2.2揭示复杂过程的“黑箱”：弥补大样本实证研究的不足

　　基于大样本统计的实证研究长于验证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但难以揭示现象背后动态的、多因素交织的因果机制与过程逻辑[22]。而中国许多重要的管理创新和制度实践(如国企混改、科创板注册制实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数字化变革)都处于正在进行时,是包含多重反馈、路径依赖和意外结果的复杂过程。案例研究,特别是纵向单案例或多案例比较研究,犹如一台高分辨率的时间切片扫描仪,能够跟踪事件发展的完整轨迹,打开从“因”到“果”的中间“黑箱”。

　　例如:要理解“数字技术如何真正赋能管理决策”,仅靠“数字化投入”与“绩效指标”的相关性分析远远不够。一个深入的案例可以展示企业从引入ERP、到建立财务共享中心、再到部署AI分析模型的漫长旅程中,所遭遇的“数据孤岛”“部门墙”人员技能短缺、领导力更迭等一系列挑战,以及如何通过组织调整、流程再造、文化变革逐一克服,最终实现数据驱动决策的曲折过程。这个过程知识,对于后来者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2.3提炼本土概念与中观理论：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石

　　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观层面的理论框架。案例研究是完成这一“惊险跳跃”的肥沃土壤。通过对大量相似或相异实践的比较、抽象和概括,学者可以提出诸如“制度双元性”“关系型公司治理”“政治关联的成本与收益”“基于中华优秀文化的内部控制哲学”等具有本土气息的概念。进一步,可以构建解释中国企业财务行为独特性的中观理论,例如关于“转型经济中企业风险承担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社会网络与企业融资的耦合模型”等。

　　2.4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学术话语权

　　高质量的案例研究本身,就是向国际学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最佳载体。一个基于扎实田野调查、逻辑严谨、叙事生动的中国案例,能够胜过千言万语的概念争论,直观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管理的复杂性、创新性与有效性。当基于中国案例提炼的理论开始被国际主流学术界引用、讨论甚至争辩时,学术话语权便在其中悄然生长[23]。

　　因此,从事案例研究,不仅是完成一项具体科研任务,更是参与一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宏大工程的学术使命。它要求研究者兼具“望远镜”的视野和“显微镜”的功夫,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中,完成知识的创造与理论的革新。

　　3方法论自觉：如何开展高质量的“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案例研究

　　将案例研究做好、做精,做出学术贡献与实践价值,需要严谨的方法论自觉和规范的实践操作。这绝非简单的“讲故事”,而是一个系统的研究设计、执行与呈现过程。

　　3.1选题立意：始于真问题，终于大关怀

　　高质量的案例研究,起于微末,见于宏大。选题应兼具:

　　实践显著性:所研究的现象或问题,应是当前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真实存在的、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困惑、挑战或创新[24]。它应能引起实务界人士的共鸣。

　　理论前沿性:该问题应对现有理论构成挑战、补充或深化的潜力。即,通过对这个案例的研究,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见解。可以问自己:研究这个问题,能帮助学者更好地理解哪个或哪些重要的学术概念或理论关系?

　　政策相关性:与前述“四个面向”和国家战略紧密相连,其研究发现能对政策制定或完善提供启示[25]。

　　案例典型性与启发性:所选案例对象应能集中、充分地展现所要研究的问题。它可以是极端案例、关键案例、代表性案例或对比案例[26]。

　　3.2理论对话：嵌入学术脉络，避免自说自话

　　案例研究不能沦为单纯的实践描述,必须与既有的学术文献进行深度对话[27]。在研究设计之初,就要明确:

　　对话的理论领域是什么?(如公司治理、技术创新管理、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观等)

　　现有理论对我要解释的现象存在哪些不足或空白?

　　我的案例可能对哪个或哪些理论命题提供新的证据或视角?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理论应如一根“红线”,贯穿着资料收集、分析与写作的始终,确保最终的案例叙事是“理论浸润”的叙事。

　　3.3资料收集：力求三角验证，确保信度效度

　　“扎根大地”意味着获取一手资料的艰辛与必须。资料收集应追求广博与精深的结合,并采用“三角验证”原则,通过多种来源、多种方法相互印证,提高研究的信度与效度[28]。

　　一手资料:半结构化访谈(针对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关键人物)、参与式观察(如列席相关会议)、实地考察是核心。访谈需精心设计提纲,并保持开放心态,捕捉意外信息。

　　二手资料:系统收集企业内部文档(如年报、内刊、会议纪要、制度文件)、公开资料(新闻报道、行业报告、公司公告)以及相关档案记录。

　　数据三角验证:将访谈得到的主观感受与文档记录的客观事实相互对照;将不同访谈对象(如高管与中层、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陈述相互比对。

　　3.4分析写作：构建分析框架，讲好学术故事

　　资料收集后的分析是关键环节,需避免堆砌材料。

　　结构化分析:可采用模式匹配、时间序列分析、构建逻辑模型等方法[29]。例如,针对一个企业转型案例,可以按照“转型动因—战略选择—实施过程—障碍克服—绩效结果”的逻辑链条来组织材料和分析。

　　理论与数据迭代:在数据与初步分析的基础上,不断回归相关理论,寻找分析概念和框架,再用此框架去梳理数据,如此反复,直至形成一个内部逻辑自治、能自圆其说的解释。

　　学术叙事:案例论文的写作,应是一场引人入胜的“学术叙事”。它需要有清晰的故事线(背景、冲突、行动、结果)、严谨的证据链(用翔实的访谈引语、文档摘录、数据图表作为支撑),以及画龙点睛的理论提升(在关键节点进行理论分析和讨论)。文风应准确清晰,避免过度文学化,但也忌枯燥晦涩。

　　3.5研究伦理：恪守学术规范，尊重研究对象

　　深入企业调研,必须严格遵守学术伦理:事先获得研究许可,签署保密协议;保护受访者匿名性与隐私;客观公正地呈现研究发现,即使是对负面问题也应基于事实审慎分析;研究成果应适当反馈给案例企业,实现价值共创。

　　4范式革新与共同体建设：营造案例研究的良好生态

　　推动案例研究繁荣发展,需要从研究范式、评价体系、平台建设等多方面进行系统性革新,营造鼓励“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学术生态[30]。

　　4.1推动研究范式转型：从“技术驱动”到“问题驱动”

　　倡导学术评价体系更加重视研究的实践相关性和理论原创性[24],而不仅仅是方法的复杂性与数据的“稀缺性”[29]。在顶尖期刊的引领下,应给予基于扎实田野调查、能深刻解释中国重大现实问题、提炼本土化理论的优秀案例研究以更高的认可度[31]。鼓励学者培养“田野精神”,甘坐“冷板凳”,投入必要的时间与精力进行深度调研。

　　4.2加强跨学科交叉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具有高度的综合性。高质量的案例研究需要打破会计、财务、金融、战略、组织行为、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壁垒[32]。例如,研究“碳中和”下的企业碳资产管理,需要融合环境会计、金融工程、政策分析等多学科知识;研究数字平台治理,需要结合公司财务、法律、信息技术与伦理。跨学科团队合作进行案例开发,往往能产生更具洞察力的成果。

　　4.3建设案例开发共享平台与数据库

　　支持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等机构进一步发展,鼓励高校与企业合作建立案例调研基地。推动建立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司治理创新、财务风险处置等主题的典型案例数据库,供教学与研究使用。定期举办高水平的案例研究学术研讨会、工作坊与方法论培训,提升学界整体的案例研究能力。

　　4.4促进“产学研”协同与价值共创

　　鼓励学者以咨询顾问、独立董事、调研学者等多种身份深入企业实践,不是单向的“索取”资料,而是努力成为企业发展的“观察者”“思考者”与“建言者”[10]。通过与实务界的深度互动,确保研究问题“接地气”,研究成果也能“反哺”实践,形成“实践滋养学术,学术启迪实践”的良性循环。

　　5结语

　　“十五五”时期的壮丽画卷已经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催人奋进。会计财务学者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旗帜鲜明地做好案例研究,是将学术追求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的康庄大道,是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也是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具体践行。

　　这要求彻底摆脱“象牙塔”的孤芳自赏与“内卷式”研究的精雕细琢,以“四个面向”为指引,将学术的根须深深扎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最生动的实践土壤之中。通过格物致知的案例研究,去发现真问题,总结真经验,构建真理论。以板凳宁坐十年冷的定力,文章不写半句空的追求,深入厂矿企业、田间地头、改革一线,用脚步丈量管理实践的深度,用智慧提炼中国发展的逻辑。

　　唯有如此,产出的学术成果才能掷地有声,才能真正为宏观政策制定提供微观注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慧支持,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卓越管理人才提供鲜活教材;才能共同致力于推动一场深刻的研究范式革新,让基于中国实践的案例研究之花在会计财务学的园地中绚丽绽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不可或缺的学术力量。路漫漫其修远兮,扎根大地的案例研究之路,必将是通向理论自信与文化自强、服务国家与造福人民的光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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