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究农村地区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的现状及其对健康促进行为的影响机制。方法：使用便利抽样获得广西河池和百色市农村地区有效样本311份，采用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进行分析。结果：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均值为（17.6±5.54）分，其水平明显受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自评健康状态及互联网使用经验等因素影响。而且，电子健康素养既直接促进健康行为，又通过自我效能与自我护理能力的链式中介路径间接发挥作用。结论：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整体水平偏低，且电子健康素养可以改善其健康行为，应多方协同采取措施形成可持续的健康素养提升机制，进一步促进老年人的健康。

　　［关键词］电子健康素养；健康促进行为；自我效能；自我护理能力；农村地区老年人

　　0引言

　　我国老年人口超过2.8亿，占总人口的19.8%，而农村地区老年人口占大约23.8%，呈逐步上升趋势，其健康问题不容忽视。政府明确指出要将积极老龄化理念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1]。在此框架下，电子健康素养作为老年人获取健康资源的关键能力，能够通过提升自我保健与健康管理效能，推动积极老龄化的实现。电子健康素养是农村老年人利用网络资源实现自我保健、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关键能力，对促进其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2]。电子健康素养是指从电子资源上获得、理解和评估健康信息的能力，以及运用获得的信息处理并解决健康问题的技能和知识[3]。健康促进行为是个人为了维持并达到良好的健康状态而自发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健康结局的积极行为[4]。在“互联网+”政策深化实施的背景下，电子健康服务已成为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居民健康管理效能的重要路径。然而，数字技术在健康服务领域的快速渗透，进一步加剧了老年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数字排斥现象[5]。因此，本研究尝试了解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现状与影响因素，明确电子健康素养对健康促进行为的影响路径，从而为制定针对性方案、提高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提供依据，促进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本研究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2月，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及百色市农村居民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在60岁及以上；②常住6个月以上的本地村民。采用便利抽样法，通过在部分村庄现场走访发放纸质问卷，并采取一对一指导填写的方式，共发放问卷330份。问卷回收后进行清洗，排除严重缺失的数据或在辨识题回答中互相矛盾的样本，获得有效问卷311份，有效问卷率为94%。

　　1.2研究方法

　　问卷由两部分构成。

　　（1）人口统计学信息，涵盖人口社会学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健康经济学指标（人均月收入、医疗保险类型等）及互联网使用行为特征（使用年限、频率及时长等）。

　　（2）量表：①家庭关怀指数问卷（Family APGAR）由Smil stein开发、吕繁汉化，采用Likert 3级计分法（0~2分），用于评估家庭功能支持度；②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S）基于Norman等的理论框架，包含应用能力（4条目）、评判能力（3条目）和决策能力（3条目）3个维度，低于26分即被判定为低电子健康素养；③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采用Schwarzer编制的10条目版本，采用Likert 4级计分法（1~4分），总分范围10~40分；④老年人自我护理能力量表（SASE）包含健康维护、疾病管理等5个维度，低于67分则被判定为自我护理能力较低；⑤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HPLP-ⅡR）采用曹文君等修订的中文版，包含健康责任、压力管理等6个分量表。

　　1.3统计学方法

　　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SPSS 27.0完成，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影响因素筛选使用逐步回归(α=0.05），同时利用AMOS 24.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模型适配度以χ2/df＜3、RMSEA＜0.08、CFI＞0.90为标准。最后采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计算标准化间接效应值。显著性水平均设为α=0.05。

　　2结果

　　2.1农村地区老年人的一般资料

　　2.1.1农村地区老年人的一般人口学特征

　　如表1所示，样本中男性133人，女性178人，年龄为60~64岁占38.6%，65~69岁的老年人占39.2%，70岁及以上者占22.2%。婚姻状况以有配偶为主，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较多，占比39.5%。居住情况显示，大多数老年人与配偶、伴侣或子女同住。自评健康状况不好的占比21.5%。超过一半的老人需要自己工作获得经济来源。这些情况比较符合当前广西西部地区农村的现状。

　　2.1.2农村地区老年人网络使用情况

　　结果如表2所示，农村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年限分布较为广泛，其中1年及以下的使用者占比最高，达到38.6%；1~3年占27.0%，4~6年（含6年）占20.9%，而6年以上仅占13.5%。在使用网络的频率方面，每月仅上网几天的老年人占比最高，为40.8%；而每天上网的仅占15.4%；此外，仍有13.2%的老年人从不上网。关于平均每天上网时间，40.2%的农村老年人每天上网时间为1~3小时（含3小时），36.3%的人上网时间在1小时以内（含1小时），而5小时及以上的仅占6.4%。

　　2.2农村地区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对311名广西西部农村老年人的电子健康素养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其电子健康素养得分为（17.6±5.54）分。根据eHEALS量表的标准，得分低于26分即被判定为低电子健康素养。因此，本研究中农村老年人的电子健康素养水平整体偏低，提示该群体在利用电子媒介获取和应用健康信息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另外，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回归模型显著（F=18.731，P＜0.001），8个因素进入回归方程，即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均收入、每天从事农业劳动时长、自评健康状况、使用互联网年限、使用网络频率是农村地区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以上因素可共同解释总变异的38.6%，详见表3、表4。

　　2.3农村地区老年人自我效能感、自我护理能力及健康促进行为现状

　　结果显示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得分为（22.83±6.18）分。自我护理能力得分为（57.61±15.76）分，216名老年人（69.5%）处于较低水平。在健康促进行为方面，老年人的总得分为（91.29±21.04）分，详见表5。

　　2.4农村地区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对健康促进行为的影响路径分析

　　2.4.1电子健康素养对健康促进行为影响的假设模型检验

　　如图1所示，以电子健康素养及各维度作为外因潜变量，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护理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健康促进行为及其各个维度为内因潜变量，使用AMOS 24.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2.4.2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

　　如表6所示，χ2/df=2.937小于3，表明模型拟合优秀；RMSEA=0.079，小于0.08，说明模型拟合良好。GFI、NFI、CFI、IFI、TLI的值都大于0.9，表示模型拟合良好。因此，本研究中研究模型拟合度良好。　

　　2.4.3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

　　对电子健康素养对农村老年人健康促进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行分析，其中电子健康素养对健康促进行为的直接影响经过标准化估计后为0.096，表明电子健康素养对健康促进行为的直接贡献占总效应的20.25%。电子健康素养通过提升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健康促进行为的效应值为0.008(β=0.151×0.054）。

　　电子健康素养通过提升自我护理能力间接影响健康促进行为的效应值为0.336(β=0.369×0.911）。电子健康素养通过提升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护理能力间接影响健康促进行为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34(β=0.151×0.247×0.911）。各条路径的95%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说明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都显著，其分解结果汇总见表7。

　　3讨论

　　3.1农村地区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处于较低水平

　　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得分为（17.6±5.54）分，表明样本群体电子健康素养整体水平偏低。该结果低于Arcury T A等人调查的平均水平，其调查了106名老年人，他们的电子健康素养得分处于中等水平，其中49.1%的老年人具有较高的电子健康素养[6]。这一差异可能与广西农村地区经济落后、老年人接触电子设备机会少及教育水平较低有关。此外，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接触电子产品的机会较少，他们在利用电子产品获取信息解决自身健康问题方面的能力较弱。

　　3.2个人特征是影响农村地区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的重要因素

　　文化程度、年龄、自评健康状况、使用互联网频率是农村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的主要影响因素。文化水平越低、年龄越高的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越低[7-8]。这可能和老年人知识接受能力和教育程度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对电子健康信息的获取、辨别和应用能力不足，导致农村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水平偏低[9]。因此，应引导农村老年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培养其积极的健康意识。有关部门应完善电子健康信息相关政策，为农村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教育提供实际支持。此外，可在农村公共区域投入移动健康设备播放健康教育视频并指导如何搜索在线健康知识，切实提升该人群的电子健康素养。

　　3.3农村地区老年人自我效能感、自我护理能力及健康促进行为关系

　　本研究中的农村地区老年人自我效能感一般，其原因可能与研究中平均年龄较高、家庭功能存在障碍的老年人数量较多有关。另外，经过走访考察，本研究中的老年人自我护理能力得分高于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自我护理能力，其原因可能是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年龄较大，基础疾病比较多，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经常为独居老人，生活自我护理能力较强[10-11]。在健康促进行为方面，农村老年人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这表明该人群健康促进行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与经济状况[12]、社会支持[13]、身体状况[14]、健康价值[15]有关，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的重视度加强。社会要加强引导，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意识，从而进一步改善老年人的健康促进行为。

　　3.4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护理能力在电子健康素养和健康促进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电子健康素养对老年人健康促进行为的积极影响具有双重作用机制。首先，其直接影响已得到实证支持：一项针对249名糖尿病患者的调查显示，电子健康素养通过帮助患者有效获取和管理健康信息，显著改善了血糖控制效果并优化了健康结局[16]。这种能力还通过增强老年人的健康主观能动性，促使其更积极地践行健康行为[17]。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平均得分为（22.83±6.18）分，明显低于国际成人常模（28.6±5.2）分[18]，这可能与研究对象平均年龄较高、家庭功能支持不足等因素相关。其次，自我护理能力在电子健康素养与健康促进行为之间展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美国相关研究佐证了这一研究结果，发现约75.1%的慢性病成年人通过电子健康素养开展自主健康管理，其本质正是将信息获取能力转化为自我护理实践的过程[19]。这种转化不仅验证了电子健康素养的工具性价值，更凸显了培养老年人将健康信息转化为护理行为能力的必要性。基于上述双重机制，建议医护人员在数字健康干预中采取整合策略。一方面通过技术培训提升老年人电子健康素养，另一方面需设计渐进式支持方案，帮助老年人克服自我效能感不足的困难，同步强化其自我护理技能。

　　4结论

　　本研究首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电子健康素养对农村老年人健康行为的链式中介路径，为制定多维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当前广西西部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电子健康素养普遍偏低，其中，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家庭功能不完善以及缺乏网络使用经验的老年人群体应成为重点关注对象。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的电子健康素养、自我护理能力与健康促进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且，电子健康素养不仅能直接推动健康促进行为，还可以通过增强自我效能感和自我护理能力间接促进健康行为的实施。由此可见，提升老年人的电子健康素养是促进该群体健康促进行为的关键所在。建议政府在农村地区增设健康信息服务站，配备移动健康设备并定期播放健康教育视频；卫生服务站可组织老年人加入电子健康培训课程，重点教授健康信息搜索与评估技能；家庭成员则应通过代际支持帮助老年人提升数字素养。当然，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未来研究需结合分层抽样以提高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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