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字化已成为推动企业创新、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力。与此同时，绿色创新也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被认为是应对环境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此双重背景下，厘清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对于理论与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框架，揭示了其内在作用机理，从企业内部赋能与外部协同双元路径出发，系统归纳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多维度、多层次国内外研究成果。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创新；绿色创新；绿色创造力

　　引言

　　数字化正在成为推动创新与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创新经济学家Freeman（1996）主张，经济增长必须兼顾经济可持续性与社会可持续性，他提出应引入新的环境范式以刺激经济增长，并指出向“绿色技术经济范式”的全面转型远比信息技术体制的逐步调整更为深刻［1］。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依赖要素大规模投入的粗放模式，导致了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因此，如何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显著改善环境绩效，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亟待破解的核心议题［2］。绿色创新被认为是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矛盾的关键解决方案。而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所构建的数字环境，正通过重塑企业内外部创新生态系统，为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绿色创新机遇［3］。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一、概念阐述

　　（一）数字化转型

　　在国外研究中，Gölzer（2017）认为企业的数字化是通过应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获得市场信息从而优化或改变现有生产和服务流程的过程［4］。Kraus等（2021）则强调，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利用数字产品或系统来开发新型组织流程和商业模式的过程［5］。国内的研究中，张于喆（2018）提出企业数字化的本质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应用，通过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变革传统行业的资源需求匹配机制与价值创造模式来实现转型［6］。朱秀梅等（2023）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界定为利用数字技术工具，在产品、服务、流程、模式及组织架构等多维度实施变革，以获取可持续的竞争优势［7］。

　　（二）绿色创新

　　Braun等（1994）最早提出绿色创新概念，将其定义为通过科学技术的升级，实现有效缓解生态和能源压力的一种技术创新［8］。Fahad等（2022）进一步指出，绿色创新涵盖所有能够减轻环境负面影响的创新行为［9］。随着国内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以及企业创新活动的推进，我国学者也在绿色创新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研究。陈华斌（1999）认为，绿色创新是在人类社会中为实现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所进行的一切创造性活动［10］。李青原等（2020）提出绿色创新是企业通过实施旨在节能减排与污染防治的创新行为，对技术、流程、产品、企业环境管理方面进行的系统性创造活动［11］。

　　二、数字化赋能企业创新的多维路径：内外部视角的整合

　　（一）内部赋能：资源重构、流程优化与能力跃迁

　　数字化转型可以从企业内部变革其资源基础、运营流程和创新动态能力，为创新提供内生动力。

　　1.要素赋能与资源配置优化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与劳动、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深度融合，深刻改变了企业生产。数字技术嵌入生产运营全流程，实现了对企业资源流向、流速和流效的精准调控，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过程的敏捷性［12］。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改变了创新要素的整合模式，通过降低谈判缔约与执行监督等方面的交易成本和契约成本［13］，以及借助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网络经济效应，降低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信息搜索成本和边际能耗，进而降低研发成本［14］。数字化能够为企业创新活动释放更多的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其他资源。

　　2.知识管理与组织学习进化

　　基于知识基础观，创新本质上是新知识的创造与应用。数字化构建了高效的知识管理系统，便于企业对内外部知识进行编码、存储、共享与挖掘。这加速了组织学习循环，不仅提升了企业在现有技术和知识基础上，进行优化、改进和深化的渐进型创新活动——“利用式创新”的效率，更通过搜寻和利用全新知识来开拓新领域、开发新技术，激发了“探索式创新”这一激进型创新活动的潜力［15］。数字平台则使企业能够快速吸收和整合用户反馈、技术情报和市场趋势，将分散的知识转化为结构化的创新机遇。

　　3.决策模式与创新流程变革

　　数字化驱动企业决策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通过数据分析与算法模型，企业能够更精准地识别市场需求、预测技术趋势和评估创新风险，从而使创新决策更加科学化、前瞻化。Shen等（2021）指出，这种数据驱动的决策能力能有效减轻与服务化转型相关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16］，通过优化创新流程路径来提升最终绩效。此外，数字化工具的应用极大缩短了研发设计周期，降低了试错成本，使创新迭代速度得以迅速提升。

　　（二）外部协同：生态构建、价值共创与环境适配

　　数字化拓展了组织边界，通过重塑企业与其他主体的连接方式，构建了更富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1.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协同

　　数字化是构建和优化创新生态系统的“粘合剂”与“倍增器”。Iansiti等（2004）将创新生态系统定义为由企业、消费者和市场及所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共同构成的协同网络［17］。数字化能打破进入与技术壁垒，提升企业信息共享和资源流动，借助协同创新促进企业创新［18］。通过促进数据、知识和资源的跨主体流动与共享，数字化加强企业网络关系创造共享价值，推动其向更高效、灵活和更具竞争力的方向演进，从而放大整个网络的创新效应，助力持续创新［19］。企业不再是独立的创新者，而是创新生态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其创新能力愈发依赖于协同共演的能力。

　　2.需求牵引与开放式创新

　　数字化平台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与终端用户之间的交互成本，使“用户共创”成为重要的创新模式。企业实时收集海量用户数据，精准洞察潜在需求甚至引领用户发现自身未意识到的需求，从而牵引创新方向，确保创新成果的市场适应性。这实践了Chesbrough（2003）所提出的“开放式创新”理念［20］，并将外部创意和外部市场化渠道的作用提升到与内部创新同等重要的地位。

　　3.制度响应与资源获取

　　数字化转型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外部制度环境，获取创新所需的资源。周红星等（2023）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有助于其高效地满足政府监管要求、展示合规性与发展潜力，从而更容易地获得政府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21］。同时，数字化带来的信息透明度提升和运营数据化，有助于缓解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成为企业获取创新所需资金的重要信用凭证，缓解融资约束。

　　然而，数字化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复杂性。戚聿东等（2020）基于制造业数据发现，数字化的影响在管理和销售两个路径相互中和，导致其对整体绩效的影响不显著［22］。肖仁桥等人（2021）指出，数字化水平与新产品研发绩效间可能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23］，在初期投入带来收益后，过度数字化可能导致信息过载、能力僵化或投资回报递减等问题。王象路等（2024）的研究也表明企业数字化对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影响，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追求增加技术创新数量，对创新质量相对忽视［24］。

　　三、数字化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内外部双元路径

　　（一）内部驱动：绿色战略重塑、运营减耗与能力构筑

　　1.绿色战略洞察与决策支持

　　绿色创新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和更强的正外部性，其决策更需要长期视野和数据支撑［25］。通过大数据分析，如碳排放追踪、资源消耗监控、政策法规文本分析等，能帮助企业精准评估环保政策的严厉程度、识别绿色技术突破口，从而将绿色创新从被动的“合规成本”转化为主动的“战略投资”，支持企业制定出更具前瞻性和可行性的绿色创新战略。

　　2.生产运营的智能化与绿色化

　　数字技术是实现绿色制造和循环经济的关键性技术。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了对能源、水资源、原材料等消耗的实时监测与精准控制，通过优化工艺参数和调度生产计划，从源头减少废弃物和排放，实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运营目标［26］。这种绿色效率提升，不仅直接产生环境效益，也为更深层次的流程和产品绿色创新积累了流程和技术基础。

　　3.绿色动态能力的构建与提升

　　数字化转型增强了企业的“绿色动态能力”，即面对环境变化，企业拥有灵活高效整合内外部资源的能力，可使企业快速应对环境挑战、重新配置资源并完成转型［27］。通过营运优化、人才扩充和监督强化三条内部路径，显著提升企业的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水平［28］。苏涛永等（2025）进一步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内部信息透明度和管理层的风险承担意愿，增强了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29］。

　　（二）外部驱动：制度压力传导、市场激励与生态协同

　　1.制度压力与合规效率

　　面对日益收紧的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能帮助企业更有针对性地应对合规要求。企业利用数字平台生成并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展示其绿色转型进展，不仅降低了合规成本，还主动塑造了负责任的企业形象，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认可与支持［30］。王霞等（2023）指出，良好的数字化绿色披露是获取政府“绿色补贴”和金融机构绿色信贷的重要信号［31］。

　　2.市场需求识别与绿色价值实现

　　数字平台是企业与绿色消费者互动的桥梁。企业通过社媒、电商平台评论分析，可以吸引消费者参与绿色转型讨论，精准捕捉消费端增长的绿色偏好，驱动产品设计与开发朝向生态友好且市场价值显著的绿色创新产品方向发展［31］。同时，企业可以利用数字营销讲好绿色品牌故事，引导消费者，将产品的绿色属性有效转化为市场溢价和竞争优势，解决绿色创新“叫好不叫座”的难题，实现环保与商业的双重价值［32］。

　　3.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

　　数字化促进了“绿色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打破技术壁垒，推动生态环境数据在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环保组织间的共享，为实现多主体协同治理提供了技术基础。例如，一个区域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整合区域内企业的能耗和排放数据，通过算法优化实现区域级的能源梯级利用和循环利用，从而创造出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绿色价值。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企业既是贡献者也是受益者，通过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双化协同”转型发展，放大绿色效益［29］。

　　同样，数字化与绿色创新间也存在非线性关系的讨论。Gebauer等人（2020）提出“数字化悖论”［33］，即巨大的数字化投入未必能带来预期的绿色收益增长，可能面临技术不兼容、组织惯性或能力错配等。王旭等（2022）的研究发现了倒U型关系［34］，表明过度的数字化投入若缺乏战略聚焦和组织变革的配套，可能会因复杂度激增和资源挤占而对绿色创新产生抑制效应。

　　四、数字化与员工绿色创造力

　　过去的研究表明，员工是企业绿色创新的微观基础与活力源泉，员工的创新绩效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特别是在绿色创新领域，员工的绿色创造力水平对于企业实现环境目标和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35］。Chen等（2013）提出了“绿色创造力”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关于绿色产品、绿色服务、绿色流程或绿色实践的新想法的发展，这些想法被认为是原创的、新颖的、有用的”［36］。绿色创造力能够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要求，推动企业和国家实现高质量绿色转型。员工激发绿色创造力不仅需要具备环保意识，并且还需要掌握先进的数字技术等知识技能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具体来说，掌握数字技术不仅能从内部丰富员工个人在环保创新方面的知识储备和经验技巧［37］，更能从外部打通员工与组织内成员、组织外专家和知识库连接的渠道，实现知识共享。同时，掌握数字技术使员工可以有效评估绿色转型的重要性和价值，并利用数字优势高效推动绿色创新行动，提升绿色创造力水平，促进创新成果转化［31］。当面对环境问题时，数字技术能够提升员工应变能力与问题解决效率。数字化转型通过重塑员工工作的内外部环境，全方位地滋养和激发了其绿色创造力。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系统梳理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脉络，并从企业内部赋能与外部协同双重视角构建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简单的技术工具运用，而是通过重构资源分配、优化决策流程、增强组织能力，并深度融入外部创新生态系统与制度环境，全方位、多维度地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其影响机制既存在积极的线性促进，也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与无关结论。企业如何将数字技术与战略目标、组织运转和外部关系进行有效匹配，推动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更深探索。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第一，加强跨层次研究，探索宏观数字基础设施、中观企业数字化战略与微观员工数字化素养如何联动影响绿色创新；第二，深化非线性研究，寻找数字化转型赋能绿色创新的边界条件，如组织冗余、高管团队特征、行业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第三，关注数字化转型的“绿色悖论”，探究如何避免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高能耗和电子垃圾问题，确保数字化推动的绿色创新本身是可持续的；第四，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形势背景下，需要结合中国独特的制度与经济情境，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数字化与绿色创新协同发展新路径。

参考文献：

　　［1］FREEMAN C.The greening of technology and models of in-novation［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1996，53（1）：27-39.

　　［2］李维安，张耀伟，郑敏娜，等.中国上市公司绿色治理及其评价研究［J］.管理世界，2019，35（5）：126-133+160.

　　［3］王锋正，刘向龙，张蕾，等.数字化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J］.科学学研究，2022，40（2）：332-344.

　　［4］GÖLZER P，FRITZSCHE A.Data-driven operations man-agement：Organis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industrial practice［J］.Production Planning&Control，2017，28（16）：1332-1343.

　　［5］KRAUS S，SCHIAVONE F，PLUZHNIKOVA A，et al.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ealthcare：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e-of-research［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21，123：557-567.

　　［6］张于喆.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的发展思路与主要任务［J］.经济纵横，2018（9）：85-91.

　　［7］朱秀梅，林晓玥.企业数字化转型价值链重塑机制——来自华为集团与美的集团的纵向案例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40（17）：13-24.

　　［8］BRAUN E，WIELD D.Regulations as a means for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J］.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1994，6（3）：259-272.

　　［9］FAHAD S，ALNORI F，SU Fang，et al.Adoption of green innovation practices in SMEs sector：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J］.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živanja，2022，35（1）：5486-5501.

　　［10］陈华斌.试论绿色创新及其激励机制［J］.软科学，1999（3）：43-44.

　　［11］李青原，肖泽华.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0，55（9）：192-208.

　　［12］WEILL P，WOERNER S L.Thriving in an increasingly digital ecosystem［J］.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2015，56（4）：27-34.

　　［13］王金杰，郭树龙，张龙鹏.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基于开放式创新的解释［J］.南开经济研究，2018（6）：170-190.

　　［14］凌士显，张晓玉.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基于数字化赋能功能与协同功能机制的分析［J］.软科学，2024，38（8）：78-84+93.

　　［15］陈庆江，万茂丰，王彦萌.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基于组织生命周期的实证检验［J］.软科学，2021，35（11）：92-98.

　　［16］SHEN Yuting，CHEN Liang，YUE Wenwen，et al.Digital technology-based telemedicine for the COVID-19 pandemic［J/OL］.Frontiers in Medicine，2021，8.［2025-08-20］.

　　［17］IANSITI M，LEVIEN R.Strategy as ecolog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4，82（3）：68-78+126.

　　［18］林永佳，杨畅，蔡幸.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升级——基于网络效应的分析［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3，43（2）：3-19.

　　［19］LI Yuhua，FU Kaiwen，GONG Xiheng，et al.Research on value co-creation mechanism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in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A case study on Haier HOPE platform in China［J/OL］.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2，13.［2025-08-20］.

　　［20］CHESBROUGH H.Open innovation：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M］.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3.

　　［21］周红星，黄送钦.数字化能为创新“赋能”吗——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J］.经济学动态，2023（7）：69-90.

　　［22］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J］.管理世界，2020，36（6）：135-152+250.

　　［23］肖仁桥，沈佳佳，钱丽.数字化水平对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双元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24）：106-115.

　　［24］王象路，罗瑾琏，耿新.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创新“提质增量”？——基于动态能力视角［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4，45（11）：104-117.

　　［25］EL-KASSAR A N，SINGH S K.Green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The influence of big data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nagement commitment and HR practices［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9，144：483-498.

　　［26］刘帅，杨丹辉，金殿臣.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中介调节效应的分析［J］.改革，2021（8）：77-89.

　　［27］叶春梅，吴利华.环境政策、动态能力与企业绿色转型——广西柳州钢铁集团纵向案例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40（10）：1-12.

　　［28］姜如玥.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5（5）：100-106.

　　［29］苏涛永，郭鑫.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25（3）：136-145.

　　［30］靳毓，文雯，何茵.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贸研究，2022，33（7）：69-83.

　　［31］王霞，吴佳琪.管理者数字素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5（6）：120-138+173-174.

　　［32］申明浩，谭伟杰.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基于增量与提质的双重效应识别［J］.南方经济，2022（9）：118-138.

　　［33］GEBAUER H，FLEISCH E，LAMPRECHT C，et al.Growth paths for overcoming the digitalization paradox［J］.Business Horizons，2020，63（3）：313-323.

　　［34］王旭，张晓宁，牛月微.“数据驱动”与“能力诅咒”：绿色创新战略升级导向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悖论［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2，34（4）：51-65.

　　［35］李文静，闫履鑫，Tahseen Ahmed Bhutto，等.绿色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绿色创造力的影响［J］.管理科学，2020，33（2）：87-101.

　　［36］CHEN Y S，CHANG C H.The determinants of green product development performance：Green dynamic capabilities，gr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and green creativity［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3，116：107-119.

　　［37］ZAHOOR N，ZOPIATIS A，ADOMAKO S，et al.The mi-cro-foundations of digitally transforming SMEs：How digital litera-cy and technology interact with managerial attributes［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23，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