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随着政府和公众对绿色环保越来越重视，企业“漂绿”现象也逐渐增多，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文章对现有的企业漂绿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地梳理，阐述了企业漂绿的概念、表现形式和测量方法，并结合高阶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梳理了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漂绿行为的相关研究文献，探究不同高管特征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企业漂绿；信息披露；高管团队特征

　　一、研究背景

　　在“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驱动下，可持续金融与气候投融资已成为中国企业及资本市场的核心关注领域。国家明确提出，需加速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通过低碳化路径实现高质量发展，重点培育绿色低碳产业，并完善资源环境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尽管政策层面持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导向，但监管与实践的落差催生了新型企业行为异化——漂绿（Greenwashing）。“漂绿”（greenwashing）最早由杰伊·韦斯特维德（Jay Westerveld）于1986年提出，批判企业通过虚假环保宣传掩盖实质污染的行为。

　　目前对企业漂绿的研究呈现碎片化特征，国外对企业“漂绿”的研究尚未达到成熟阶段，国内关于该主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以往关于企业“漂绿”行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外部环境因素，如政策监管、市场压力和公众舆论等，而对企业内部治理因素，尤其是高管团队特征如何影响漂绿行为的探讨仍较为有限。现有研究更多集中于高管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CSR）或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较少直接探讨其对漂绿行为的作用机制。但已有研究表明，漂绿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以及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密切相关。因此，本文通过梳理高管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文献，间接揭示其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潜在作用路径，从而构建起该领域的研究框架与逻辑脉络。

　　二、漂绿的内涵

　　（一）漂绿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企业“漂绿”行为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定义，但可以从市场营销和信息披露两个视角进行理解和界定。

　　1.营销视角下的漂绿

　　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漂绿是指企业为了提升自身绿色形象、获取声誉优势而夸大其环保表现，但实际上并未采取足够的实际行动，具有一定的误导性质。Szabo等[1]指出，漂绿是一种带有欺骗性的绿色营销手段，企业借此吸引关注环境问题的消费者，并试图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这种行为具有明显的策略性特征，往往通过构建绿色话语体系和媒介传播方式来实现企业对外宣传中的“政治正确”[2]。

　　2.信息披露视角下的漂绿

　　从信息披露的角度看，企业为了塑造自己的环保形象，一方面会散布虚假环保信息，另一方面会选择性地向公众披露环保信息，只披露对其有利的正面信息，隐瞒对其不利的负面信息。Lyon等[3]认为漂绿是企业的一种信息管理策略，即企业通过选择性披露正面信息来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而有意忽略不利信息。Marquis等[4]进一步提出，漂绿属于象征性战略的一种，企业通过突出展示某些相对积极的环保绩效指标，掩盖整体环境表现不佳的事实。

　　综合来看，漂绿可被理解为象征性行为与实质性环保行动之间的脱钩。漂绿本质上是企业用象征性的绿色举措替代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以此应对来自外部公众的压力与不确定性，缓解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潜在冲突。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了公众对企业环保努力的真实判断，也可能对绿色转型的整体进程造成干扰[5]。

　　（二）漂绿的表现形式

　　企业漂绿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2011年，《南方周末》总结出符合中国特色的10种企业漂绿表现形式，包括政策干扰、空头支票、前紧后松、本末倒置、声东击西、公然欺骗、故意隐瞒、双重标准、模糊视线、适得其反。然而这些对漂绿类型的划分较为模糊，缺乏统一和清晰的标准，难以准确区分和理解。

　　2020年Torelli等[6]突破传统分类模式，从企业、战略、黑暗和产品四个层面划分漂绿类型，分别聚焦企业形象声誉塑造、未来战略规划、非法关联活动以及产品营销环节中的误导性环境沟通，实现了对漂绿行为的结构化分析。之后，Pizzetti等[7]划分了三种漂绿类型，一是直接漂绿，即企业自身的环保实践与其对外宣称的环境承诺存在明显出入；二是替代漂绿，指企业所依赖的供应商在环保方面的实际表现未能达到企业对外所声称的标准；三是间接漂绿，即供应商在自身披露的环境信息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从而间接导致企业的绿色声明失真。

　　（三）漂绿的度量

　　目前，关于企业漂绿行为的测量方法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学术界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指标构建法以及案例分析法三种较为常见的方法来进行测度与评估，如表1所示。

　　三、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漂绿关系的理论基础

　　（一）高阶理论

　　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由Hambrick于1984年提出，该理论主张企业高管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背景经历以及认知结构等因素会显著影响其战略选择与决策行为。根据该理论，高管团队的构成特征，如团队规模、平均年龄、任期长短、性别比例、教育背景及其多样性等，都会对企业的管理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同时，高管的认知框架和价值取向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企业的战略方向，并最终反映在企业的实际行为中。

　　（二）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由Pfeffer与Salancik于1978年在其著作《组织的外部控制》中系统提出，强调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对外部关键资源的获取与维持。该理论认为，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中的资源供给，这种依赖关系直接影响其战略制定与执行效果。从高管决策的视角出发，管理者需对外部资源的获取难易程度及其可替代性进行评估，同时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外部环境与组织之间的资源依赖关系。在战略层面，管理者还需思考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并积极拓展新的资源渠道，这些考量因素都会对企业战略路径的选择产生影响[12]。因此，资源依赖理论提供了一个框架，帮助我们理解高管特征如何通过影响企业与外界的关系以及内部运作模式，进而作用于企业的漂绿倾向。

　　四、高管特征对企业漂绿影响的研究现状

　　（一）高管个人特征

　　1.个人基本特征

　　男性与女性在风险态度、价值取向以及信息处理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女性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具有更强的道德意识和情感驱动，也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朱文莉等[13]的研究表明，高管的性别构成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产生影响，当管理层中拥有更多女性高管时，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会更为积极。Shaukat等[14]研究证明董事会中女性成员越多，企业社会责任相关信息的披露越充分。综上所述，多数研究表明，女性高管在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因此女性高管的占比越高，企业的漂绿程度往往越低。

　　不同年龄段的高管在决策风格和风险偏好上存在差异。通常情况下，年长的高管更加注重稳健性和长期发展，表现出较强的损失规避倾向；而年轻管理者则更具冒险精神，可能更倾向于采取策略性手段来应对监管压力或获取政策红利。高管整体年龄增长不仅有助于提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还会帮助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15]。

　　相对于低学历的高管，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所能获得的资源、环保知识和技术更丰富，并且自身素质和修养可能会更高，促使其实施实质性环境实践，并积极披露相关环境信息而非实施漂绿行为。然而，潘安娥等[16]的研究指出，高管团队学历水平与企业环境信息中的“漂绿”现象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虽然高学历管理者具备更强的专业能力，但他们也可能利用专业知识设计出更具隐蔽性的漂绿策略，使得相关信息误导性更强，而这类行为往往不易被环保认知有限的消费者识别和察觉。

　　高管任期的增长往往意味着其在企业内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趋于稳固，从而在环境信息披露等重大决策中具备更大影响力。随着任职时间延长，高管更倾向于追求稳定、避免激进决策，因此漂绿动机和可能性均会下降[17]。此外，长期任职的高管积累了更多行业经验、社会资源和利益相关者互动能力，能更准确把握企业发展方向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进而认识到绿色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由此，他们更倾向于推动实质性环保举措，提高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实现“真绿”而非“漂绿”的目标。

　　2.高管个人背景特征

　　首先，具有环保、节能或资源循环利用等相关行业从业经历的高管，通常对企业环境责任问题，尤其是“漂绿”行为更为敏感，并表现出更高的重视程度。王辉等[18]研究发现企业中拥有环保背景的管理人员数量增加，会提高对绿色投资者的吸引力，而绿色投资者的加入又反过来促进了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的绩效提升。另一方面，高管的绿色环保认知能够有效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高管在环保认知上的差异会受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影响[19]。例如，激励性政策、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以及媒体关注度的提高，有助于缓解高管认知偏差所带来的漂绿风险；而约束性监管措施以及管理层短视行为，则可能强化这种负面效应。

　　其次，曾在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或金融机构任职的高管，通常对金融法规与市场规则有更深入的理解，有助于降低企业内外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何平林等[20]认为具备金融背景的高管能够有效提升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不仅增强了企业透明度，也有助于遏制内部投机行为。

　　此外，有研究表明高管受更多思想熏陶的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更倾向于保持真实性，漂绿行为发生的概率相对较低[21]。从烙印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影响既体现出强化效应，也存在一定的转移效应。具体而言，当企业总部所在地拥有较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且高管自身拥有较强的决策权时，其思想背景对企业减少漂绿行为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同时，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越远（即与上级政府的距离越远），其所处地区的公众环保监督机制越健全、社会参与度越高，高管所具备的共产党员思想烙印对企业抑制漂绿行为的作用也越突出。

　　（二）高管团队特征

　　随着高管团队人数的增加，成员之间的背景多样性增强，带来了更多元化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广泛的信息资源。吴梦云等[17]的研究指出，企业在履行环保责任及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需要充足的资源配置，而较大的管理团队结构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强的能力支撑，促使其采取实质性的绿色行动并提升信息透明度。因此，高管团队规模的扩大不仅有助于优化企业的环境战略决策，也有望减少对环境信息的选择性操纵行为，从而降低漂绿的可能性。

　　高管团队稳定性通过提高团队凝聚力积极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周燕等[22]发现，TMT（高层管理团队）的稳定性能通过强化战略凝聚力有效抑制ESG领域的漂绿行为。同时，战略前瞻性在这一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随着战略视野和长远布局能力的提升，高管团队更倾向于将企业发展方向聚焦于可持续目标，从而削弱其漂绿动机。此外，在地区幸福感较高、营商环境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况下，高管的战略远见更容易转化为实际行动，进一步加强了稳定性对漂绿行为的抑制效应。

　　鉴于“漂绿”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并发展，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通常对企业社会责任（CSR）有更高认知水平，对漂绿行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因此，这类高管在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更具透明度，较少采取选择性披露或策略性修饰等行为。李心斐等[23]研究表明，当公司董事长具备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时，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和实际成效。此外，相较于董事长个人的影响，高管团队整体所具备的国际化背景对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李强等[24]也指出，高管团队若具备国际化视野，有助于缓解管理层的短期行为倾向，提升企业在环境信息方面的披露质量，并优化其融资环境，从而间接抑制企业的漂绿动机。具体来看，拥有国际经验的管理者能够引入先进的治理理念与有效的监督机制，增强企业的内部控制能力，推动治理体系的完善；同时，他们所掌握的成熟环保管理经验及多元化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提升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践能力。此外，外籍高管往往还具备广泛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拓展融资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向资本市场传递积极信号。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助于企业实现更高水平的绿色转型，有效降低漂绿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三）高管团队特征异质性

　　目前关于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漂绿的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徐海成等[25]研究发现，在股权分散背景下，高管团队年龄和教育背景的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负面影响。年龄差异易引发价值观冲突，年轻管理者偏重物质回报，年长者更重视社会声誉，导致决策分歧和团队不稳定；教育背景差异则降低团队认同感，影响沟通与决策效率，最终削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张兆国等[15]的研究表明，高管团队在年龄结构和任职期限上的差异性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呈现负相关关系，而在学历背景和性别构成上的多样性则有助于提升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相反，周虹[26]则认为高管多元化的背景有助于拓展决策视角，增强企业对社会需求的理解和响应能力，从而促进社会责任实践。

　　同时，文豪等[27]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涌现理论，指出高管团队职业背景异质性与海外背景异质性能够促进企业在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方面的表现。高管团队在职业背景和海外经历方面的多样性，能够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注入多元化的知识体系和实践经验。这种异质性有助于从多角度理解和回应利益相关者在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方面的诉求，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决策过程中因信息局限带来的挑战，从而提升团队在复杂问题上的判断与处理能力。

　　五、研究总结与展望

　　通过梳理企业漂绿行为的概念界定、表现形式及测度方法，并结合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信息披露质量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已从多个维度对高管特征和企业漂绿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并得出了多样化的结论。作为企业经营管理与战略决策的核心力量，高管人员在制定和执行企业社会责任（CSR）战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个人背景、价值观及管理风格等特征，直接影响企业在社会责任实践中的行为取向，尤其是在环境信息披露和绿色发展战略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因此，高管团队的多元化特征不仅塑造了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是追求“真绿”还是陷入“漂绿”。

　　目前我国在企业漂绿行为方面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首先，当前学术界尚未对企业漂绿形成统一明确的定义，缺乏一致性的测量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应用。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建立科学、系统的漂绿行为评估体系，为理论探索和企业管理提供有效参考依据。其次，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高管的人口基本特征，研究视角相对单一。后续可拓展至高管的心理特质层面，例如环保意识、价值取向等，深入分析这些内在因素如何影响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漂绿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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