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全球人口年龄结构演变，老龄化、少子化、劳动力供给波动对财政可持续性构成诸多挑战。本研究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财政收支关联性为切入点，分析劳动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对税收、社保收支、消费结构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人口萎缩会削弱税基稳定性，老龄化加速则会造成社保支出增长，消费结构高龄化容易引发间接税源失衡。研究提出以下优化策略：开展劳动力供给侧改革，实现税收税基提质增效；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探索弹性退休制度与延迟退休政策；优化技术移民政策，释放人力资本红利；多措并举提振消费与扩大内需，引导银发经济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希望通过上述措施缓解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助力财政结构健康发展。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财政收入；社会保险缴费；供给侧改革

　　0引言

　　21世纪以来，全球人口结构经历着深刻变革。据《中国社会科学报》报道，全球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在2000年突破6亿人，2019年达到10亿人，预计2050年增至20亿人以上，占全球人口比重超过两成。我国老龄化水平从2000年的10%升至2024年的20%，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从1.26亿人增至3亿人，预计2045—2049年将突破5亿人。2022年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人口比2021年减少85万人，未来30年间的年度出生人数大概率将徘徊于900万—1 000万人区间及以下。人口结构转变通过劳动力供给收缩、社保支出膨胀、消费模式转型等渠道重构财政收支格局，使传统财政政策有效性面临巨大压力。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构建“人口—经济—财政”动态分析框架，以期为应对人口结构转型提供参考。

　　1人口年龄结构与财政可持续性的关系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影响财政收支两端，从而制约财政可持续性。劳动年龄人口构成税收体系的税基，其规模与质量决定财政收入增长潜力。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下降时，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与经济活动挂钩的税种会出现收入增速放缓。老龄化发展也会加大财政支出压力，老年人口规模扩大会推高养老金、医疗保障等社会福利支出增长。人口年龄分布变化还会通过消费结构变化影响间接税收入。老年群体医疗保健消费占比提升，此类消费适用税率低于汽车、电子产品等青年主导型消费。这种收支联动的结构性矛盾，导致财政可持续性高度依赖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平衡。

　　2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

　　2.1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劳动人口作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缴纳群体，数量缩减会造成工资薪金所得税源减少。例如，制造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人数下降，直接减少个人所得税申报基数，削弱税收增长的支撑。劳动供给不足也会影响企业生产发展。当企业因劳动力短缺难以扩大产能时，会影响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空间，从而对企业所得税造成影响。劳动人口减少也会影响消费品市场发展，青年劳动者作为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商品的核心消费者，其比例下降会影响大宗商品销售收入，从而制约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收入的增长。劳动力短缺还容易加大企业用工成本，从而压缩企业利润，进而影响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增长。

　　2.2老龄化社会对社会保险缴费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会直接导致缴纳保险费的人数下降，退休人员规模扩大则会加大养老金支出需求。当区域养老保险缴费人数与退休人员比例失衡，则会影响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

　　老龄化也会提高养老金替代率要求，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为控制成本，会选择缩减用工规模或降低合规缴费基数，从而影响社保基金的收入来源。“费率上升—逃费增多”的循环会加剧社保基金收支缺口。此外，年轻劳动者面对“少子化”“高龄化”压力，当工资收入难以覆盖养老、医疗等保费支出时，部分灵活就业群体会选择最低基数缴费或断缴社保，从而减少社保基金收入规模。

　　2.3移民与人口结构优化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移民通过补充劳动力供给、优化人口结构，可以对财政收入产生积极影响。技术移民会直接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高技能劳动者收入水平较高，有助于提升个人所得税的贡献程度。借助移民与人口结构优化，还能促进企业人力资源改革，通过引进高层次移民人才可以释放企业发展潜力，从而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进而会提高企业所得税金额[1]。例如，德国《技术移民法案》的实施，借助技术人才的引进，不仅弥补了德国社会市场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全面提升了制造业企业产能，从而带动了税收增长。此外，青年移民群体的引入也会刺激消费市场。新移民在住房、教育等领域的刚性消费，会推动相关行业增值税收入的增长。例如，加拿大政府调查显示，新移民在温哥华的房产消费显著高于加拿大整体水平，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支出更为突出。新移民购置的温哥华房屋均价较加拿大人所购房屋均价高出三分之一。因此，精准匹配移民技能与劳动力缺口，能最大化优化人口结构对财政收入的积极作用。

　　3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财政可持续性影响优化措施

　　3.1开展劳动力供给侧改革，实现税收税基提质增效

　　为缓解劳动年龄人口缩减对税基的影响，政府部门需做好顶层设计，通过劳动力供给侧改革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与效率，从而激活存量人力资源价值。一是政府部门可以联合行业协会制定产业职业技能标准，建立企业“需求清单+职业培训包”对接机制，针对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定向开展技能再培训，将低技能劳动者转化为高附加值岗位从业者，借助收入增长来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二是政府部门需做好户籍制度改革与社保跨区域的有效衔接。例如，可以尝试取消城区常住人口落户限制，允许技能型劳动者自由迁移至产业集聚区，推动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从而提升人力资本税收贡献率。三是政府部门可以优化生育配套支持政策，推行差异化育儿补贴与阶梯式个税抵扣，延长企业女职工带薪育儿假，以此降低家庭生育成本，延缓劳动力供给下滑趋势。依托技能升级、空间优化、生育激励等多项措施，能够实现劳动力供给从数量依赖向质量驱动转型，进而为财政可持续发展筑牢人力资本基础。

　　3.2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探索弹性退休制度与延迟退休政策

　　针对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政府部门可以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障框架，创新退休机制，以达成财政可持续目标。一是政府部门需明确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个人储蓄型保险和个人养老金账户之间的权责关系，鼓励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按利润比例计提企业年金，对中小微企业提供年金缴费税收抵免政策，借助“保基本+扩补充”缓解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压力[2]。二是政府部门可以根据不同行业设计弹性退休基准年龄，对教师、医生等高技能职业设定可退休年龄弹性区间，鼓励劳动者根据自身的健康状态来合理选择退休时段，以促进员工延迟退休。企业也需要为延迟退休员工续缴工伤保险，从而降低高龄就业风险。三是政府部门可以建立延迟退休激励机制，对制造业、科研领域的技术骨干，将延迟退休期间工资收入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允许企业按延迟退休人员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进行抵扣企业所得税，从而形成个人与企业协同参与的养老责任分担模式。四是政府部门可以引导金融机构制定养老金融产品认证体系，推出与延迟退休挂钩的理财保险产品，对购买长期护理险、养老目标基金的居民给予保费补贴。借助制度重构与机制创新，可以实现养老责任从政府单一主体向社会多元共担的转型，为财政可持续运行提供支撑。例如，美国将领取全额公共养老金的法定年龄由65岁提高到67岁；英国推动男女领取法定全额养老金的年龄统一延长到66岁，并计划在2028年提高到67岁；德国提出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日本将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年龄要求由60岁提高到65岁，最晚可70岁退休。延迟退休改革最明显作用是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劳动力短缺压力。以日本为例，自2004年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后的三年间，60~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了5.1个百分点，超过了过去近40年的累计增幅。2013年，德国55~64岁人口的就业率为63.5%，到2021年该年龄段人口就业率达到71.85%。

　　3.3优化技术移民政策，释放人力资本红利

　　为充分释放人力资本红利，政府部门不仅要关注本国劳动力，也可借助技术移民政策，引入高层次技术人才，创造更大的人力资本红利，从而激活财政增收潜力。一是政府部门可以建立动态技术移民职业清单，联合行业协会按季度更新紧缺岗位目录，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领域设定优先审批通道，将移民配额向硕士以上学历或具有十年从业经验的技术骨干倾斜，确保引进的技术人才与社会产业发展需求相匹配。二是政府部门需围绕社会产业转型发展需求，针对性简化移民资格认证流程，可推行工作许可与居留许可的并联审批机制，允许跨国企业为外籍员工批量申请电子签证，也可以试点技术移民个人所得税三年减半征收政策，从而降低人才引进成本[3]。三是政府部门可以构建移民社会融入支持体系，设立省级移民服务中心，并提供语言培训、职业资格互认服务，要求雇用技术移民企业按工资比例缴纳移民安置基金，用于配偶就业辅导与子女入学保障，从而增强人才留存率。四是可以建立移民贡献评价机制，对连续五年缴纳高额个税的技术移民开放永久居留快速通道，允许其创办科技型企业时享受本土企业同等税收优惠，也可以支持地方财政按移民纳税增量给予引进单位奖励，从而形成引进、培养、反哺的良性循环，将技术移民转化为稳定税源，为财政可持续性注入新动能[4]。

　　3.4多措并举提振消费与扩大内需，引导银发经济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

　　消费市场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为应对人口高龄化带来的税基收缩问题，政府部门需多措并举提振消费与扩大内需，引导银发经济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一是政府部门可根据人口老龄化趋势，设计银发经济产品与服务目录，明确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等八大重点领域，对研发老年健康监测设备、居家照护机器人企业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鼓励企业开发高附加值养老产品，以此来激活老年人品质消费需求[5]。例如，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截至2020年，约有700万老人采用各种形式的居家护理服务。为支持居家养老，日本政府每年拨款超过1 000亿日元用于住宅适老化改造补贴，这一政策实施后带动了相关养老产业发展。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银发经济市场规模已突破100万亿日元，相当于整个国家的医疗预算翻了近3倍。二是政府部门可以实施“消费券+税收优惠”组合政策，面向老年人发放定向消费补贴用于购买智能家居、康复辅具等产品，对生产企业按销售额增值税减免；也可通过政策优化养老社区、康养旅游等项目用地审批，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银发产业链。三是政府部门可搭建跨行业协作平台，推动医疗企业联合科技公司开发远程诊疗系统，支持服装企业融合传感技术研制智能穿戴设备，通过产业融合创新供给端，创造老年人新型消费场景，实现消费提振、产业升级、就业扩容的闭环联动，从而提升内需增长动力，为财政可持续性提供多元支撑[6]。

　　4结束语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形势，在“老龄化”“少子化”压力下，财政政策转型势在必行。面对劳动供给收缩、社保收支失衡、消费动力转换的叠加效应，财政政策制定需突破单一维度应对模式。通过劳动力供给侧改革激活人力资本潜能，依托多层次养老体系重构代际责任分担，借助技术移民政策优化人口结构，培育银发经济与新兴产业协同生态，从而形成系统性应对方案。未来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取决于制度创新的精准度与社会共识凝聚度，唯有实现人口结构转型与财政制度变革的适配，才能筑牢经济社会发展根基。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礼诚.人口年龄结构与教育财政支出的关系研究［D］.北京：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24.

　　［2］刘力，刘少华，陈苗苗，等.财政“四本账”视角下老龄化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研究［J］.金融发展评论，2024（2）：1-17.

　　［3］蒋永彩.人口结构变化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研究［D］.昆明：云南财经大学，2023.

　　［4］穆怀中.财政养老转移支付、人口城镇化与养老保险均衡发展：基于养老人口红利均衡配置视角［J］.财政研究，2023（4）：18-31.

　　［5］成德宁，卢翊鸥.人口年龄结构、住房价格与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J］.经济问题探索，2021（7）：1-9.

　　［6］林灵，曾海舰，庞芳莹.人口流动如何引起地区养老保险成本不平衡［J］.劳动经济研究，2021，9（2）：5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