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动我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文章基于2011—2023年我国各省份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且这一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从细分维度来看，其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均表现出对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的缩减效应，而数字化程度则存在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潜在风险。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在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的现实背景下，需要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一步改善城乡发展不均衡和收入不平等的状况。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共同富裕

　　引言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缓解了长期以来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但目前，农村发展依然面临基础薄弱、产业发展水平低、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现实问题，造成城乡收入绝对差距、区域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2024年，我国城镇与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4 188元、23 119元，两者比值为2.34，这一比例仍有下降的空间。国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城乡收入差距是一个无法回避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普惠金融践行着“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扩大了金融服务群体，使被传统金融拒绝的群体能以可承受的代价来满足自身金融需求，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金融的融合程度持续深化，普惠金融逐步发展成为数字普惠金融。2016年，《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正式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2025年3月，国家印发的《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提升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对残疾人、退役军人、新市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群体就业就学的金融支持力度。数字普惠金融既具备传统普惠金融的特点与功能，又借助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手段实现低门槛和低成本、高便利度和高覆盖度等巨大优势，为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另一条路径选择。因此，本文以我国31个省份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主要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从微观层面来看，家庭作为经济个体参与劳动力市场时，其就业与创业行为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农户可以通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农村劳动力在各区域的转移也可以显著收缩城乡收入差距[3]；徐圣翔等指出农户家庭互联网的使用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该水平的提升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4]。从宏观层面来看，徐斌开等从政府发展战略和城市化进程的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展开了研究[5]；从经济增长的视角来看，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会对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经济增长能够提高农村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共同富裕[6]。

　　目前，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较多，主要体现在内涵研究、测度研究、效用研究等方面。在测度研究方面，依托于蚂蚁金服的底层数据，由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编制完成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包含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3个维度，形成了省、市、县三级数据，并为学者普遍使用[7]。在效用研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8]、农民增收[9]以及缓解相对贫困[10]等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但是，在研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面存在不同结论。宋晓玲，杨雪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1-12]，但是这一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在经济较发达和发达的省份能够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提供重要的“数字机遇”，但是经济欠发达省份却面临着明显的“数字鸿沟”[13]。因此，其影响作用有着地域差异，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比较明显，而在东部地区则会呈现相反的效果[14]。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会从扩大转变为抑制，其抑制作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15]。

　　（二）理论分析

　　基于金融排斥理论，由于传统的金融体系存在网点分布不均和服务成本高等现实问题，导致农村地区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较大，面临较强信贷约束。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升农村地区信贷供给水平。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可以突破地理空间限制、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并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度，从而重构地区间的金融资源配置。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得金融服务可以下沉到农村地区，扩展至小微企业、弱势群体，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可得性，从而缓解其融资约束，满足金融需求，提升创业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农民实现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基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征信机制，可以让金融机构了解农村居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履约情况，从而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信用风险。基于此，提出假设H1。

　　H1：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抑制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而言，北京市、上海市以及浙江省处于发展的第一梯队，其他省份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发展水平由东部向中部、西部递减；而在使用深度维度上，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16]、金融规模、数字经济发展[17]以及地理区位等因素的影响。鉴于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也可能会在不同地区呈现差异化特征。基于此，提出假设H2。

　　H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具有区域差异。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联系，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Gapi t,=α0+α1Indexi t,+α2Xi t,+μi+σt+εi t,（1）

　　式中，i为不同省份，t为时间。Gapi t,表示i省份在t时期的城乡收入差距；Indexi t,表示i省份t时期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Xi t,为控制变量集合，μi为地区固定效应项，σt为时间固定效应项，εi t,为随机扰动项。

　　同时，参照模型（1）设定如下模型（2），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的3个子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Gapi t,=β0+β1Brei t,/Depi t,/Digi,t+β2Xi t,+μi+σt+ξi t,（2）

　　其中，Brei t,、Depi t,、Digi t,分别表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其他控制变量与模型（1）相同。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Gap）。选取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指标，该比值越高，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大。

　　2.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Index）。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同时，使用覆盖广度指数（Bre）、使用深度指数（Dep）以及数字化程度指数（Dig），分别对应数字普惠金融的3个子维度。由于数值相对较大，均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

　　3.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程度（Pgdp）：使用人均生产总值来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由于数值相对较大，对其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政府财政支出占比（Gov）：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Is）：以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衡量；教育水平（Pedu）：以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指标；创新程度（Inn）：以各省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量来衡量，并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以2011—2023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共包含403个观测值。数据主要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库。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模型（1）的估计结果如表2的列（1）（2）所示。其中，列（1）报告了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系数为0.223，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列（2）则进一步引入控制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为0.152，也是在1%的水平显著为负。这可以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着积极影响。假说H1得以证实。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本研究将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的列（3）（4）所示。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而且在农村地区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与传统的金融机构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大幅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使农村居民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从而通过生产经营、投资创业和理财等方式实现家庭收入的提高，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分维度讨论

　　对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探究3个子维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基准估计结果见表3。列（1）结果显示，覆盖广度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其可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会使得金融服务进一步下沉到农村地区，让更多的农村居民获得金融服务。列（2）结果显示，使用深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其可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实际使用程度加深，农村居民可以通过信贷、保险等具体的业务渠道，实现创业增收和理财能力提升。列（3）回归显示，数字化程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会存在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风险。其原因在于，随着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对于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力不足，易形成“数字排斥”的现象，而城镇居民本就拥有更好的环境来适应技术的进步和更迭，因而会更加主动地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为自己谋取更多的收入，从而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以下3种方式进行检验。第一，将所有数据进行1%的缩尾处理，以消除数据中的异常值；第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泰尔指数；第三，考虑到城镇化水平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所以将城镇化率加入控制变量。对这3种方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

　　（四）区域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总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4个区域展开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系数为0.133，显著为负，说明其可以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大多涉及经济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数字金融的供给充足、需求旺盛、设施完备，使得数字普惠金融的低门槛效益以及便利效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能够更好的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中部地区，其估计系数为0.501，结果显著为负，说明其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在东北地区，其估计系数为0.022，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其一，作为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传统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响应不足；其二，数字普惠金融的渗透率较低，与传统的金融体系还没有形成互补效应；其三，地区青年劳动力外流，导致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能力较弱。

　　在西部地区，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是有着抑制作用的，但是作用较弱。原因在于：一方面，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条件相对落后，面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金融服务覆盖不全面及服务供给短缺等问题，导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对缓慢；另一方面，西部城乡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居民在受教育程度、金融素养、数字运用以及信贷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农村地区居民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对于金融知识了解较少，辨别数字金融产品和金融风险的能力有限，在获取资源信息以及收入创造能力上远不及城镇居民。因此，西部地区发展缓慢和城乡之间“数字鸿沟”，导致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不明显。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2011—2023年我国31个省份的年度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抑制城乡收入差距，其作用在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方面更加明显。第二，从细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表现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显著缩减效应，但数字化程度则存在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潜在风险。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可以显著抑制城乡收入差距；在西部地区，可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但不显著；在东北地区，则存在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可能。

　　（二）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首先，要继续深化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服务的融合发展，借助数字技术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便利度，加快将金融科技成果推广至农村地区。其次，要健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监管机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来规范行业秩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更好地保障城乡居民的合法权益。最后，要进一步完善征信体系，加快健全重点领域的信贷流程和信用评价模型，为数字普惠金融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

　　第二，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均衡发展。一方面，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在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培育数字产业、培养数字化人才等方面予以支持；要有意识地引导数字金融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倾斜，加强地区间的人才、数字技术等方面交流与合作，使数字金融更好地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实施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欠发达地区在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时要综合考虑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征、基础条件和金融服务产品的需求情况，推动实施符合地区发展实际的政策，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第三，提升农村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首先，要通过金融知识普及活动，提高农民的金融素养，使其充分了解数字普惠金融的优点与风险，提高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认知度以及辨别虚假金融信息的能力。其次，要加强涉农金融产品创新，以满足农民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坚持“以百姓为中心”健全乡村振兴金融服务体系，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在乡村地区的质效提升。最后，要加强乡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同时针对数字运用能力展开培训，缓解“数字排斥”和“数字鸿沟”问题，让农村居民有机会、有条件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的抑贫效果，增加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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