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备受关注。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3年的财务数据,研究ESG信息披露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较好的ESG信息披露状况会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发生。机制研究表明:ESG信息披露通过增加企业价值、降低企业风险来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ESG信息披露在内部控制水平较高以及中东部地区时,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此外,媒体关注度能够正向调节ESG信息披露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实证结果,文章提出了加强ESG信息披露管理,引导企业规范信息披露体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ESG信息披露;企业违规;企业价值;企业风险

　　0引言

　　违规行为是指企业操纵利润、虚列财务报表的各项数据等一系列粉饰财务报表的操作[1]。在“双碳”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违规行为的频繁发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探究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为规范企业行为,推动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发生违规行为主要有两个诱因:一是企业经营不善,破产风险较大;二是管理层不满足既有利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实施违规行为虽然会暂时性的使企业报表表现良好,提升企业价值,但是违规行为的揭露会使企业的信誉和形象遭受负面影响,甚至使企业濒临破产,降低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ESG信息披露是以企业披露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信息为基础,通过构建良好信息披露体系,使企业的发展朝着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前进。一方面,企业可以与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建立信息沟通渠道,加深投资者对企业的了解,增强投资意愿,打破信息孤岛;另一方面,企业公开信息,加强了社会各界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推动企业监督体系的完善,促进企业规范经营。因此,良好的ESG信息披露可以减少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促进了企业良性发展和合规经营。

　　基于此,文章主要以当前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为背景,探究加强ESG信息披露对于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文章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关注ESG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和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2-3],研究ESG信息披露与企业市场行为关系的文献较少。文章从利益相关者和成本收益理论出发,研究ESG信息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产生的影响,以企业违规行为为落脚点,从微观层面上拓展了ESG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从上市公司的视角考察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拓展了相关理论,为企业提升风险防范机制、促进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1.1 ESG信息披露与企业违规行为

　　国内外学者对ESG信息披露、表现和评级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投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改善企业绩效,并对审计意见产生积极影响。综合来说,已有研究主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两个视角分析企业ESG信息披露与其违规行为的关系。

　　企业违规经营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从而在信息披露时减少、甚至不披露对自身不利方面。一方面,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可知,企业对任一方责任的履行都会影响企业的价值实现,因此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兼顾各方利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4]。ESG信息披露是衡量企业整体表现的非财务指标,其主要目的是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5]。通过ESG信息披露,企业能够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改善投资效率,增加资本积累[6]。另一方面,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一种投入成本高、难以被其他企业模仿的信号传递方式[7]。良好的ESG信息的披露有助于破除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孤岛[8],向市场传递出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信号。这不仅能够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还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加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正面评价[9],提升企业竞争力。由此提出以下假说:

　　H1:良好的ESG信息披露能够减少企业的违规行为。

　　1.2 ESG信息披露、企业价值与企业违规行为

　　ESG信息披露可以通过增加企业价值,进而减少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良好的ESG表现可以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10-11],增强企业的盈余持续性[12]。此外,企业通过展现自身ESG披露的良好表现,有利于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关注,提升市场竞争力,促进整体价值的提升[13]。在价值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企业能够实现良性循环。企业通过积极治理相关问题、承担社会责任,不断促使自身价值增加,从而减少违规行为的发生。上述分析显示:企业通过ESG信息披露,可以向市场传递正向信息,提升企业的整体价值,促进企业更加合法合规经营,实现良性发展。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2:ESG信息披露能够通过增加企业价值来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

　　1.3 ESG信息披露、企业风险与企业违规行为

　　良好的ESG信息披露会降低企业的风险[14],企业通过ESG披露信息可以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使企业决策更加合理,减少违规风险[15]。此外,根据资源获取理论,良好的ESG信息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消费者和供应链提供的产品市场竞争力资源、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的资本市场信贷资源和政府部门提供的政治资源[16],从而促使企业增强自身竞争优势和抗风险能力。综上,企业进行ESG信息披露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说:

　　H3:ESG信息披露可以通过降低企业风险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

　　现有文献表明,ESG信息披露在减少企业违规行为方面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然而,企业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面临披露不完全、信息失真等问题,这限制了ESG信息披露的效果和意义。因此,未来的研究应重点关注如何加强ESG信息披露的监管、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同时还应探索如何通过企业内部控制、媒体监督等因素共同促进企业的合规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2研究设计

　　2.1模型设定

　　为研究ESG信息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参考已有学者的研究,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FREQi t=α0+α1 ESGi t+θControli t+λi+μt+εi t(1)

　　式中,FREQi t为核心被解释变量企业违规行为,用上市公司i在t年的违规次数度量。ESGi t代表上市公司i在t年的华证ESG得分均值,如果第t年i公司的ESG得分较高则认为企业的ESG信息披露状况较好,其系数α1是文章关注的重点。Controli t为部分影响企业违规行为的控制变量集合,λi为企业固定效应,μ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 t是随机误差项。若系数α1小于零且显著,则表明企业ESG信息披露能够抑制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

　　2.2变量设定

　　2.2.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企业违规行为(FREQi t)。参考已有研究[17],用证监会披露的违规次数作为企业违规程度来研究,并进一步加1取对数进行回归分析。在稳健性检验中,以企业当年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来设置哑变量,企业存在违规行为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2.2解释变量

　　企业ESG信息披露(ESGi t)。企业ESG信息披露是衡量企业对社会、环境责任以及治理等方面取得成就的一个综合性指标,ESG信息披露指标采用华证第三方机构ESG得分均值来构建。如果企业第t年的ESG评分越高,证明企业i的ESG信息披露情况越好。

　　2.2.3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18-19],考虑到公司违规行为会受到董事会、股权、业绩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在选取控制变量时考虑了以上因素,具体包括:董事会兼任情况(cum)、是否国有控股(govcon)、董事会规模(inde)、业绩情况(perf)、是否四大(Big4)、公司规模(Size)、前三位股东股权集中度(shrcr)。

　　变量说明见表1。

　　2.3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文章选取了我国2010—2023年3 188家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其中ESG信息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企业违规行为数据来自于东方财富网。为了保证所选取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进行了以下处理:删除了数据缺失较多的样本企业和ST公司;剔除了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数据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后得到了时间跨度为1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观测值为41 780,所选取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3实证分析

　　3.1基准回归

　　表3为企业ESG信息披露情况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2)列为基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ESG年度均值的系数始终显著为负。加入控制变量后,企业违规行为的估计系数为-0.108 0,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ESG信息披露状况良好的企业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违规行为,H1得到验证。第(3)(4)列是将企业违规行为加1取对数后的基准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企业ESG信息披露状况的结果仍然显著为负,再次验证了假设1。

　　3.2内生性检验

　　3.2.1工具变量法

　　为了防止模型中存在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将除观测企业以外其他同行业ESG年度均值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20]。由于观测企业的ESG年度均值与同行业的ESG年度均值相关,但与企业违规行为无关,符合工具变量检验要求。回归结果见表5中(1)(2)列所示,均通过了有效性检验,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充分考量内生性问题后,上述提出的H1依然成立。

　　3.2.2滞后一期核心解释变量

　　为了解决ESG信息披露情况与企业违规行为相互影响的逆向因果这一内生性问题,将ESG年度均值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第(3)列所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H1依旧稳健。

　　3.3稳健性检验

　　3.3.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在基准回归中,采用华证ESG评级的均值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在稳健性检验中,借鉴符加林和黄晓红[21]的方法,替换核心解释变量ESG信息披露的衡量指标,采用华证ESG评级的中位数作为替换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替换核心变量后的结果如(1)(2)列所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不改变文章的结论,企业的ESG信息披露状况会减少企业的违规行为。

　　3.3.2改变估计模型

　　文章借鉴张建平和张嵩珊[22]的方法,保持样本期间一致,将被解释变量FREQ由违规次数替换为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的二元变量。如果在样本期内企业存在违规行为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并采用Logit模型重新进行回归。改变估计模型后的回归结果如(3)(4)列所示,采用华证均值衡量的指标ESG年度均值和中位数衡量的指标ESG评级中位数的系数均为负值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主结论依然保持稳健。

　　3.3.3剔除极端值干扰

　　为减少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此部分参考牟卫卫和刘克富[23]的做法,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5%的缩尾,验证ESG信息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如第(5)列所示。剔除极端值之后的ESG回归系数为-0.056 6,在1%的水平上显著,结论依然不变。

　　3.3.4增加样本量数据

　　基准回归中使用的样本数据为2010—2023年的上市公司数据,样本量共计41 780。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兴起便随之产生的,因此为了防止样本期间较短而带来的误差,文章在稳健性检验中借鉴邹洋等[24]的方法,适当扩大样本期间,使用2000—2024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第(6)列所示。结果表明:增加样本量至54 022后,企业ESG信息披露情况的系数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证明结论的稳健性。

　　3.3.5控制行业固定效应

　　进一步采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吸收不同行业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并聚类至企业层面,其结果表4列(7)所示,可知基准回归的结果仍然具有稳健性。

　　3.4异质性检验

　　3.4.1内部控制水平

　　为检验企业ESG信息披露状况在不同内部控制水平下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文章根据内部控制水平,将样本分为两组并使用两种不同的ESG信息披露衡量指标进行分组回归,由回归结果说明在内部控制水平高的企业中,企业ESG信息披露状况越好,越能够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内部控制是企业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措施[25]。当企业内部控制水平高时,这说明企业的内部环境是有利于ESG信息披露的,能够确保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进而减少企业的违规行为。反之,当企业的内部控制无效时,企业的ESG信息披露可能会缺乏准确性和全面性,导致企业在ESG信息披露中存在夸大或误导性陈述,增大企业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企业ESG信息披露状况在内部控制有效的企业中更能够发挥其抑制企业违规行为的作用。

　　3.4.2区域异质性

　　不同地区的发展程度、治理水平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对ESG信息披露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法治环境和监管力度相对较弱,这可能导致企业在ESG方面的实践和披露不够规范,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效果不佳。而东部地区经济及法制建设较为完善,对ESG信息披露也建立了完善的披露标准。因此,为检验企业ESG信息披露状况在不同地区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采用虚拟变量,西部设为0,中东部设为1,并分别采用ESG年度均值和中位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中(5)(6)列所示,交互项系数均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ESG披露状况在西部地区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异质性较差,在东部地区的抑制作用较强,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3.5机制检验

　　3.5.1中介效应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据此,文章从增加企业价值和降低企业风险两方面分析ESG信息披露状况与减少企业违规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参考江艇[26]的做法,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Machanismi t=α0+α1 ESGi t+θControli t+λi+μt+εi t(2)

　　式中,Machanism代表机制变量,其他变量与上文模型(1)相同。

　　3.5.1.1企业价值机制

　　为检验企业ESG信息披露能否通过增加企业价值来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此部分采用ROA[27]即总资产收益率来衡量企业价值,回归结果见表7中第(1)(2)列所示。结果表明: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时,ESG年度均值的系数为0.011 4,在1%的水平上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ESG年度均值的系数为0.007 2,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ESG信息披露可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已有研究表明,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不利于企业信息披露,进而不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28]。企业由于提升自身价值的动机,会减少违规行为的发生。由此,ESG信息披露可以通过增加企业价值减少企业的违规行为。

　　3.5.1.2企业风险机制

　　为了验证企业ESG信息披露是否通过降低企业风险来影响企业违规行为。此部分参考李云鹤等[29]的方法,用Z值来衡量企业的风险。通常来说,Z值越大,企业的财务风险越小,企业违规的概率越低。回归结果见表7的第(3)(4)列所示:加入控制变量后,ESG年度均值的系数为0.931 1,在10%的水平上显著。由此表明:ESG信息披露能够促进Z值的增加,即能够降低企业的风险。根据已有研究可知,企业财务风险过高会正向促进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30],而企业ESG信息披露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财务风险的降低,从而降低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概率。因此,ESG信息披露可以通过降低企业风险减少企业的违规行为。

　　3.5.2调节效应

　　媒体关注度关乎企业的声誉和形象,企业丑闻会降低公司的声誉,影响企业的行为[31]。媒体以其高速传播信息的特点成为了企业外部监督的坚实基础,它能够对企业的盈余管理产生负面影响,但不会影响实际应计盈余管理,遏制了企业利用财务报表进行造假的违规行为[32]。高频媒体关注度可以促进企业ESG信息的披露质量,这是由于被媒体高度关注的企业容易受到网络舆论的压力和行政部门的监督,违法行为会给他们带来负面的媒体报道损害企业的形象和声誉[33]。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企业会努力减少违规行为。由此可得,媒体关注可以调节ESG信息披露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

       4结论与启示

　　文章以我国2009—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回归检验了企业ESG信息披露状况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企业的ESG信息披露状况越好,企业的违规行为越少,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二,企业的ESG信息披露可以通过增加企业价值、降低企业风险来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第三,ESG信息披露状况对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在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较高时较为明显;并且具有较强的区域异质性,中东部地区的ESG信息披露状况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效用比西部地区更强。第四,在媒体关注较高的企业中,ESG信息披露状况越好,其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府应当加强ESG信息披露的管理,建立统一的ESG信息披露体系,加强政策指引,鼓励企业积极进行ESG信息的披露。同时,政府应当鼓励社会第三方机构参与ESG信息披露状况的评级,增强ESG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此外,政府应当制定严格的处罚制度,严厉打击利用ESG信息披露造假来进行获利的行为,规范市场环境。

　　第二,企业应当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响应监管部门对于ESG信息披露的要求,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逐步增强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提升企业的ESG信息披露水平。同时,企业通过积极披露良好的ESG信息,不断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促进整体价值的提升。第三,企业应当基于自身所处区位加强自身内部治理,建立完善内部规章制度,合理设置职能部门,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同时,企业可以通过加强内部信息沟通机制,鼓励股东、职工等多方行使自身的监督权,加强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交流,从而增强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第四,发挥媒体的外部治理作用。通过加强媒体披露的质量和深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情形,在媒体、政府及公众三方之间形成良好互动,切实发挥舆论监督功能,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

　　5结语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背景下,企业ESG表现成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通过研究发现,良好的ESG信息披露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并通过增加企业价值、降低企业风险来实现。同时,媒体关注度在其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ESG信息披露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企业管理、政策制定及投资者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企业应积极完善ESG信息披露体系,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以促进可持续发展,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样本范围,融合多学科视角,深入探讨ESG信息披露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以更全面地理解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菁华.彩票文化能够影响企业财务违规行为吗?来自地区彩票消费的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1,36(6):70-80.

　　[2]袁业虎,熊笑涵.上市公司ESG表现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J].江西社会科学,2021,41(10):68-77.

　　[3]李泽浩,杨振,陈传龙.ESG信息披露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吗?非财务信息披露的财务作用[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4,39(4):71-80.

　　[4]王晓巍,陈慧.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J].管理科学,2011,24(6):29-37.

　　[5]李小荣,徐腾冲.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22(8):133-146.

　　[6]高杰英,褚冬晓,廉永辉,等.ESG表现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J].证券市场导报,2021(11):24-34,72.

　　[7]谭雪.行业竞争、产权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7(3):15-28.

　　[8]LIU D,JIN S.How does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affect finan-cial irregularities?[J].Sustainability,2023,15(13):9999.

　　[9]BREITINGER D,BONARDI J P.Firms,breach of norms,and reputation damage[J].Business&Society,2019,58(6):1143-1176.

　　[10]CHEN Z,XIE G.ESG disclosure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Moderating role of ESG investors[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22(83):102291.

　　[11]杨睿博,邓城涛,侯晓舟.ESG表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J].技术经济,2023,42(8):124-134.

　　[12]席龙胜,赵辉.企业ESG表现影响盈余持续性的作用机理和数据检验[J].管理评论,2022,34(9):313-326.

　　[13]王波,杨茂佳.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软科学,2022,36(6):78-84.

　　[14]LINS K V,SERVAES H,TAMAYO A.Social capital,trust,and firm performance:The valu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7,72(4):1785-1824.

　　[15]SULLIVAN R,MACKENZIE C,WAYGOOD S.Does a focus on social,ethic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enhance investment per-formance?[M]Responsible Investment.Routledge,2017.

　　[16]谭劲松,黄仁玉,张京心.ESG表现与企业风险-基于资源获取视角的解释[J].管理科学,2022,35(5):3-18.

　　[17]魏芳,耿修林.高管薪酬差距的阴暗面:基于企业违规行为的研究[J].经济管理,2018,40(3):57-73.

　　[18]鱼乃夫,杨乐.高管异质性、企业社会责任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来自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证券市场导报,2019(12):12-19,28.

　　[19]杨洁飞,薛熠.卖空威胁、公司融资扩张战略与违规行为[J].证券市场导报,2020(4):41-50.

　　[20]宋科,徐蕾,李振,等.ESG投资能够促进银行创造流动性吗?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J].金融研究,2022(2):61-79.

　　[21]符加林,黄晓红.企业ESG表现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经纬,2023,40(3):108-117.

　　[22]张建平,张嵩珊.巡视监督、内部控制与企业违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42(5):17-28.

　　[23]牟卫卫,刘克富.商誉减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J].科技管理研究,2022,42(24):17-23.

　　[24]邹洋,张瑞君,孟庆斌,等.资本市场开放能抑制上市公司违规吗?来自“沪港通”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19(8):120-134.

　　[25]刘明辉,张宜霞.浅议内部控制质量的评价[J].会计之友,2002(8):7-9.

　　[26]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27]夏婷,闻岳春,袁鹏.大股东股权质押影响公司价值的路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40(8):93-108.

　　[28]车笑竹,苏勇.企业违规对社会责任报告及其价值效应的影响[J].经济管理,2018,40(10):58-74.

　　[29]李云鹤,朱林染,谭卓鸿,等.财务困境公司能够通过并购实现脱困吗?[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4(5):161-174,192.

　　[30]林擘.CEO权力寻租、“存贷双高”与企业财务违规风险[J].财会通讯,2021(16):30-35.

　　[31]DVORSKY J,BEDNARZ J,BLAJER-GOŁEBIEWSKA A.The impact of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SMEs:Perceptions of top managers and the owners[J].Equilibriu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2023,18(3):779-811

　　[32]HOUYI W,SAAT MM,LIJIE W.Effect of media attention on earnings management in China-based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nal Control[C]//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Business Management(ICEBM2022)20-21 Au-gust 2022.2022:1.

　　[33]CUI W,CHEN X,XIA W,et al.Influence of media attention on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social,and governanc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enterprises:an adjustment effect based on the shareholder relationship network[J].Sustainability,2023,15(18):13919.

　　[34]宋岩,吴佳璇.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基于媒体关注度与高管过度自信的双重视角[J].重庆社会科学,2024(1):88-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