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到来,我国税收征管体系向“以数治税”转型升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风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信息不对称与代理冲突双重视角,通过理论推演构建机制分析框架并实例检验,揭示“以数治税”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以数治税”一方面通过将纳税信用评级和信息共享机制相结合,有效缓解企业与内外部利益相关方间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通过发挥征税效应和治理效应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有效降低代理成本。两类路径协同作用下,企业可提升投资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最终优化投融资期限结构匹配度。

　　关键词:以数治税;投融资期限错配;信息不对称;代理冲突

　　0引言

　　伴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到来,经济形态和商业模式的升级对税收征管提出新要求。2021年《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的印发,表明我国税收征管体系正经历着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的转型升级。以金税工程为载体,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显著提升税收征管的智能化水平,更可以实现税收治理效能与执法精确度的双效提升。投融资行为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活动,当融资期限小于投资期限时,投资可能无法产生足够现金流以偿还到期融资,一旦遭遇融资渠道受阻,极易引发资金链断裂,不但使企业个体陷入财务困境,且会通过债务违约将风险传导至整个金融系统,形成系统性风险。因此,探索我国企业在“以数治税”背景下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风险管理优化路径,已然成为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累积、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紧迫任务。

　　1文献综述

　　1.1投融资期限错配相关研究

　　1.1.1投融资期限错配成因相关研究

　　通过回顾现有研究,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成因具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外部环境迫使其选择短贷长投,具体包括:中国金融市场结构不完备、利率期限结构不合理及货币政策不稳定等制度缺陷导致企业难以从金融系统中获取长期融资[1-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资金供给方信贷决策从而导致企业投融资期限结构错配等[4-6]。二是企业主动选择短贷长投,具体包括:管理层过度自信导致其高估企业未来现金流和经营能力,低估财务风险,倾向于采取基金的融资策略,偏好短期债务以降低融资成本,从而引发投融资期限错配[7];机会主义动机驱使下管理层偏好个人利益出发,产生过度投资问题,促使企业短贷长投[8]。

　　1.1.2投融资期限错配经济后果相关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风险和非效率投资方面展开分析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经济后果。从审计师角度出发,期限错配现象很可能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的审计意见,从而向投资者传递出公司存在财务困境的信号[9]。另外,投融资期限错配会显著降低企业现金持有量,增大企业流动性风险,而流动性风险的增加进一步会造成企业债券违约的经济后果[10]。

　　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呈正相关。一方面,短期债务需频繁还本付息,限制企业自由现金流使企业流动性风险增加,且持续选择短贷长投策略会使企业风险管理钝化,最终导致企业错失投资机会,或在资金压力下进行非效率投资,损害企业长期价值[11];另一方面,短贷长投企业为避免陷入财务困境,往往选择改变投资偏好、削减研发投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即期投资等,导致非效率投资增加,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12]。

　　1.2“以数治税”相关研究

　　2013年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税收现代化。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为推进税收现代化,税务部门需抓住纳税服务模式转型机遇,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将纳税服务责任意识与信息技术有机结合,加快信息化建设,全面整合纳税服务资源,打造高效便捷的税务移动服务平台,推出更多的纳税服务工具,提升纳税人满意度和遵从度[13]。物联网、电子货币、区块链等技术的逐步成熟与应用,为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变革提供了技术基础,缓解了税收征管过程中的两类信息不对称,一是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在税收制度与政策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二是涉税信息方面的信息不对称[14]。而“以数治税”对微观企业的经济后果研究主要围绕“以数治税”对企业发挥征税效应、治理效应和激励效应展开,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化手段提升税收征管效率,可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增强企业经济活动透明度并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减轻企业融资压力[15-16]。

　　1.3文献述评

　　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以数治税”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但关于其如何作用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文献仍然较为匮乏。因此,深入探究“以数治税”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特别是期限错配现象,有助于理解在数字化税收管理环境下,企业如何调整其财务策略以应对新的监管要求。

　　2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影响机制分析

　　信息不对称不仅会导致经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进而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还会使得企业面临融资约束。一方面,与外部投资者相比,管理者拥有更多信息资源,他们出于机会主义动机可能通过多种方式牺牲外部投资者利益,从而导致外部投资者的逆向选择,进而造成企业融资成本增加,使企业不得不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最终导致投资效率不足[17]。与内部投资者相比,管理者往往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由于内部投资者对高管工作的真实目的与效率无法进行直观、有效的监督,管理者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会进行与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相背离的投资,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造成投资效率的下降[18]。另一方面,受制于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不完善,企业的外部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但出于稳定性和监督成本的考虑,银行更倾向于发放短期贷款来规避企业潜在的违约风险,而企业投资的回收期往往较长,难以从中获得内源性融资,只能选择以短期贷款支持长期投资。Fazzari和Athey[19]的研究表明这种融资约束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而“以数治税”将纳税信用评级和信息共享机制相结合,有效缓解企业与内外部利益相关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提升投资效率、减轻融资约束,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见图1。

　　2.1“以数治税”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投资效率

　　“以数治税”以金税工程为载体,通过对税务大数据的深度应用和持续优化提高税收征管信息化水平,加强了税收征管力度[20],有效提升了企业的投资效率。

　　第一、税法规定企业必须依据合法有效的凭证进行记账和核算,并依法保存账簿。在纳税申报时,企业需详细说明关联交易、资金支付、成本结构等多项内容。同时,税收征收管理法赋予税务机关税收稽查权,可以使得税务机关从侧面印证企业真实生产经营状况[21]。而作为“以数治税”重要载体的金税工程通过开发税项发票管理新体系,使得税收征管模式由结果监督转向过程监督,实现了全国范围内涉税信息的集中统一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传统方法下税务信息逐级上报导致的滞后性问题,帮助税务部门及时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极大提升了税务部门依法征税的效率。这使得企业或主动或被动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了外部投资者对企业财务信息的信任,缓和逆向选择问题,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第二、根据自由现金流假说,管理层在自我利益驱动下,更倾向于将自由现金流投入到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中,而不是以分红形式发放给股东,导致过度投资[22]。“以数治税”下的税收稽查方式不再局限于重点客户,而是转向大数据所支持的全样本,能够实现对企业各类发票所涉及的交易轨迹的全过程跟踪,发挥治理效应,降低了税务遵从风险,有利于遏制财务造假及非公允性的关联方交易,减少了管理层低效甚至无效投资等侵占公司利益行为,直接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同时,“以数治税”通过提升税收征管的数字化水平,压缩了企业避税空间,这种外部“征税效应”使得企业实际税负增加,税后收益减少,自由现金流水平降低。企业在现金流受限情况下做出的投资决策更加谨慎和理性,倾向于将有限资金投入回报率更高的项目中,力图每一份投资都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间接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

　　综上所述,“以数治税”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增强外部投资者信任,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企业自由现金流等提升企业投资效率,进而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见图2。

　　2.2“以数治税”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减轻融资约束

　　在当前我国信用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企业信用已成为投标、招标和融资等多个领域的关键竞争因素。金税工程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增强税务机关对企业涉税信息的全面收集与精确监控能力,为纳税信用评级提供详尽准确的数据支持。这使得税务部门能够更加客观和公正地评估企业的纳税信用状况,进而实现税务信息与金融领域的互联互通。税务部门定期公布纳税信用评级较高的企业名单,既可以形成促进企业提高纳税遵从度以维护良好社会形象的正向激励机制,又能在银行决策是否向企业提供贷款时作为一种官方背书提供重要参考。具体而言,银行更倾向于向纳税信用评级较高的企业发放长期贷款[23]。

　　另外,政府通过构建高效信息公开机制实现信息披露的有效披露。“金税三期”工程依托其外部协同子系统构建起跨部门数据交换枢纽,实现了税务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数据的实时穿透式交互。该工程还在各级税务机关与相关外部机构间构建了一个安全可靠的业务信息交流共享平台,向市场主体开放基础信息查询服务,为外部投资者获取企业信息提供极大便利,间接降低了企业与银行等资金提供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企业在融资和投资期限上不匹配问题。

　　综上所述,“以数治税”以金税工程为载体强化税务机关信息收集与监控能力,提升纳税信用评级的准确性,实现税务信息与金融领域的互联互通,缓解银企间间信息不对称,增强银行提供长期贷款意愿,减轻融资约束,有助于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见图3。

　　3基于代理冲突视角的影响机制分析

　　委托代理理论提出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下,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存在代理冲突,利益的不一致使得管理层的投资决策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管理层可能进行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等低效率投资行为。且代理问题的存在为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带来了不确定风险,为保证自身利益,投资者和债权人等资金供应者需要投入更多资源监督管理者行为,使得其要求更高的回报来补偿监督成本和不确定风险,直接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加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而“以数治税”通过发挥征税效应和治理效应,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升投资效率、减轻融资约束,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见图4。

　　3.1“以数治税”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

　　“以数治税”通过数字化税收征管强化了政府对企业的监督力度,发挥征税效应使得企业避税程度下降进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具体来说,企业通常采用增加交易复杂度或虚假交易等达成避税目的,这增加了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不对称性,导致管理层可能利用信息不透明从事自利行为,引发代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可能无法与经理人签订最优的激励契约,从而造成激励不足,恶化代理问题[24]。通常情况下,企业进行避税活动的激进程度取决于利得与损失的权衡,即现金流的增加与可能面临税务机关处罚金额及声誉损失。而金税工程通过整合银企税多部门数据实现电子发票闭环管理,加强了税收征管力度,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加意味着以往征管漏洞减少且税务机关对企业避税活动的容忍度降低,避税活动被查处的概率及企业面临的避税成本将显著增加[25],管理层权衡利弊之下会选择减少机会主义避税行为,缓解代理冲突,优化投资期限结构,进一步促进投资效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以数治税”通过发挥征税效应抑制企业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优化其投资决策,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高投资效率,达成缓解投融资期限错配目的,见图5。

　　3.2“以数治税”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减轻融资约束

　　“以数治税”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通过持续性的强监管改善企业信息环境,使得企业的管理层薪酬、成本管理、真实经营业绩等信息更加公开透明。一方面,可以使得外部投资者能够获得更多关于公司运营及财务真实信息,提高对企业的信任度,从而更愿意提供长期贷款,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企业逃避外部监管难度,约束管理层与大股东合谋行为,提高管理层声誉成本,有效制约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26],尤其是高管的薪酬操纵行为。魏志华等[27]的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使得高管通过盈余管理等手段操纵薪酬的行为受到抑制,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的平均薪酬尤其是高管超额薪酬,促使企业内部薪酬结构更趋于合理。这种机制表明,“以数治税”通过优化薪酬结构,提高薪酬激励有效性,使得高管与企业利益更加一致,进而降低了代理成本。而代理成本的降低可以增强市场对企业的信心,提高企业的信用等级,从而降低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难度和成本,使得企业能够更容易地获取所需资金,减轻融资约束。

　　综上所述,“以数治税”通过改善企业信息环境,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增强市场信任,有效减轻融资约束,进一步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具体见图6。

　　4实例检验

　　以2016—2023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其中金税三期在全国各地上线时间等数据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官网,对原始数据进行以下处理:①剔除在研究年度区间被特殊处理(ST、∗ST)的公司样本;②剔除属于金融行业的公司样本;③删除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④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Winsorize处理。最终获得14 136个观测样本,其中全样本下的实验组包括4 261个观测样本,对照组包括9 875个观测样本。借鉴钟凯等[19]的研究,采用企业所需长期投资的资金缺口来衡量企业短贷长投。其中,长期资金支持长期投资缺口=购建固定资产等投资活动现金指出-(长期借款本期增加额+本期权益增加额+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出售固定资产现金流入),再剔除上一年度的总资产规模得到企业短贷长投变量(SFLI)。该值越大,说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越严重。具体见图7。

　　从平均水平变化来看,2021年《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发布前,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水平较高。而2021年“以数治税”实施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水平有明显下降,这反映出“以数治税”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

　　5“以数治税”背景下优化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建议

　　5.1完善信息共享渠道

　　为有效治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政府需要依托AI、区块链等信息化技术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渠道。

　　第一,税务机关将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共享给银行系统,为其发放贷款提供有益信息,这一“桥梁效应”已在“金税三期”中得到体现。未来应进一步整合更多的企业信息,扩大数据范围,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流通,实现数据资源的深度融合与高效利用,为税收治理的精准化、智能化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持续推进“以数治税”战略,应构建一个多维度的信息共享平台,不仅能够提升税务部门征管能力,监督治理企业行为,还有助于破除“信息孤岛”与部门间的信息阻梗,增加金融机构对企业长期贷款的放贷信心,为企业灵活匹配投融资期限提供便利。

　　5.2强化征管与柔性征管双轨并行

　　政府需在强化税收征管的同时注意柔性税收征管,以优化“以数治税”框架下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治理。

　　一方面,税务部门应持续推进税收征管模式的改革,加强纳税监管。通过深化数字化技术应用,税务机关能够更有效地监控企业非税业务,提升税收征管透明度和效率。此外,税务部门需依法制定税收稽查和纳税评估流程,明确税务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缩小征管操作空间,营造公正规范的税收执法环境,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金融机构、证监会等各监管部门需借助大数据系统所采集的企业数据,强化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管力度。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监管部门可对资本市场实施风险预警,并及时公布上市公司相关信息,以此提升对资本市场参与者的保护强度。

　　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在执行税收征管时需找到执行力度与服务柔性之间的平衡点。对于高风险纳税人,应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措施;而对于普通纳税人,则应通过提供指导和帮助来提升其纳税遵从度。这种差异化的征管策略能够适应不同企业和情况的需求,确保税收征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既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又提高纳税人的满意度和合作度,共同促进税收效率的提升和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缓解。

　　5.3加强企业内部治理

　　企业需提升自身治理水平以积极适应“以数治税”背景下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升级,进而有效缓解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

　　第一,企业应主动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优化整体信息环境。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可以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经营状况全面准确的理解,进而树立投资者信心,实现投资者与企业共赢局面。此外,企业应重视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将避税活动纳入内部控制范畴,并在必要时引入税务专家作为独立董事,以加强对管理层自利行为的监督和识别能力,完善企业监督职能。

　　第二,企业应认识到其与税务机关之间并非零和博弈关系。企业应利用税收征管作为外部治理工具,传递真实可靠的经营信息和财务信息,抑制内部高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不仅有助于改善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还能提升投资效率,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面对“金税四期”工程的全面监控,企业应积极配合税收征管活动,提高纳税遵从度,提前优化财税架构,规范会计处理与纳税行为,依法合规经营,以积极的姿态应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助力国家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

　　6结语

　　“以数治税”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有效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和减轻融资约束,从而有助于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这不仅对企业个体的稳健运营具有重要意义,也对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未来随着“金税四期”工程的推进和数字技术的应用深化,“以数治税”将在促进企业优化投融资结构、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方面发挥更加关键作用。政府需进一步完善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平衡刚性监管与柔性服务,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优化企业融资环境;企业则应主动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强化内部控制与合规经营,借助税收征管等外部约束优化内部决策流程,实现投融资期限的动态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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