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提升治理效能、优化服务供给的重要途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数字负担问题逐渐凸显，成为制约数字化转型深入发展的关键因素。文章从数字系统的碎片化、数字系统的考核、数字素养不足、数字鸿沟等角度，深入剖析数字负担的生成原因，并从数字负担的消解策略方面，提出加强建立部门数字化协同治理、设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加强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等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数字负担

　　一、基层数字负担的现实困境

　　自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以来，我国政府在利用数字技术减轻基层行政负担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数字政府的重要性，旨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放管服”改革正朝着数字化、智能化和精准化的方向迈进。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上线各类政务服务平台，推出“不见面审批”“容缺办理”等创新服务，这些举措显著减少了民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交互成本和复杂性，使公共服务变得更加简单、快捷和人性化。

　　但在大力推进建设数字化政府的同时，各类政务App、综合治理云平台、微信小程序等数字化工具的增加，对基层工作人员的信息技术基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熟练掌握各类平台的操作技巧，理解数字化工具的工作原理，并灵活运用这些工具进行数据处理和信息传递。这种“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关乎基层工作人员个人的职业发展，更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同时，必须正视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追求功能全面性和技术先进性的过程中，部分功能可能在实际工作中并不实用，甚至沦为形式主义的表现。例如，一些政务App要求基层工作人员频繁打卡、上传工作照片或视频，以证明其工作成果，但这种做法往往只停留在表面，未能真正反映工作的实际效果。“信息壁垒”和“数字鸿沟”等引发的问题依然突出，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以及各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情况对提高数字政府的整体效能和减轻基层行政负担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一些地区和部门过于追求数字化治理，盲目投入大量资金和资源，未进行深入的调研、科学的规划和合理的预算控制，匆忙启动各种数字化项目，造成数字政府建设不力，代办、帮办等大量行政负担从民众和企业转嫁到政府部门，导致基层工作人员疲于奔命，并使基层负担有增无减。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内关于数字政府和数字治理带来消极影响的研究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孙宗锋和丛楷力［1］提出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他们认为，技术应用的局限性、基层治理结构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执行的不一致性导致数字赋能转变为基层的数字负担；杨斌［2］通过案例分析，揭示了技术执行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和人为因素，深入探讨了技术执行过程中的层级缝隙问题，指出这是导致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损失的一个重要因素；关爽［3］从数字鸿沟的角度分析数字技术引发的对弱势群体、公共服务、公共参与、治理主体的负面影响，提出强化数字连接、提高技术与服务的适配性、加强数字包容的发展战略、提供包容性的治理规则，最终实现数字鸿沟向数字机遇的转变；苗俊玲和韩鑫妤［4］的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在数字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行为偏差，如压力型体制、过度依赖技术、考核机制异化等，引发了数字治理中的负效应；马亮［5］通过构建数字政府对行政负担产生的作用机制引发的治理效能，最终反作用于数字政府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进而形成行政负担的前因后果闭环，提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通过提高行政效率、优化服务流程以及加强数据共享等方式来降低行政负担。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不仅论述了政府数字技术执行过程中的行为偏差，也描述了数字赋能所带来的数字负能。本文主要关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对基层工作人员产生的数字负担，分析其生成原因，并对如何消解数字负担提出建议。

　　二、基层数字负担的生成机制

　　（一）碎片化数字系统引起的信息壁垒

　　在基层治理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之间数据标准和格式的差异性以及信息系统建设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引发的信息壁垒问题日益凸显，导致了数据孤岛的形成，使得原本应该相互关联、协同工作的各个系统之间无法实现有效的信息共享和交互。

　　由于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之间采用的数据标准各不相同，导致数据在交换和共享时需要进行繁琐的格式转换和数据清洗工作，大幅降低了数据的使用效率，这种差异性也增加了数据出错的风险，影响了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同时，信息系统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导致了数据孤岛的形成，各个部门和层级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往往追求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导致系统之间缺乏必要的接口和连接。例如，基层工作中经常存在多个部门需要填报一致或者相关联的数据，在基层工作日益繁多的情况下，互不相通的数据系统和重复的填报工作无疑加重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

　　（二）数字化考核引发的行政负担

　　在大力推进基层政府数字治理的过程中，数字化考核无疑成为一种重要的管理工具，而量化指标是评估基层治理的成效和效率的主要手段，如注册人数、转发量和浏览人数等，成为衡量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标准。然而，随着数字化考核的深入推进，无形中给基层治理带来了额外的行政负担，其中愈发凸显的问题是“信息形式主义”和“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一些基层单位为了应对数字化考核，往往只关注数据的填报和上报，而忽视了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基层工作人员逐渐陷入了“唯数字论”的误区，忽视了他们工作质量和实际效果的提升。他们可能会采取“刷群拉票”、层层加码等手段来制造“好看”的数据，这种行为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也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除此之外，数字化考核还会要求基层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大量的数据录入和上报工作，这种时间上的紧迫性使得基层人员不得不加班加点地赶工，甚至牺牲正常的休息时间来完成任务，不仅影响了基层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身心健康，也影响了他们为群众提供服务的质量。

　　（三）数字化系统的复杂性导致数字素养不足

　　随着数字治理的不断推进，不同的政府部门都开发了自己的政务服务平台或管理服务系统，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要求使用线上平台、App和系统进行数据填报、信息更新、考核打卡、宣传学习等工作，这要求基层工作人员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知识。然而，现实情况却显示，许多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在应对这种复杂的数字化系统时，表现出了明显的数字素养不足。

　　由于历史原因和教育培训的缺乏，许多基层工作人员在数字化工具和技术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仍然停留在较为初级的水平，难以充分应用数字化工具进行决策和管理，这种情况在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尤为凸显。数字素养的缺失使得基层工作人员在面对复杂的数字化系统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难以有效地进行操作和维护，在数据和信息处理方面也存在明显的短板，很难准确解读和判断数据信息的价值，或是将数据信息转化为有效地治理策略和措施。

　　（四）数字化转型加剧数字鸿沟

　　在基层政府的数字治理实践中，目的是通过融合现代化信息技术，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提高治理效率，从而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更为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但在治理实践中，这一价值追求却逐渐出现了偏离。

　　在上级部门考核、公众需求、资源限制的影响下，基层政府面临多方面的压力和挑战，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在应对数字化转型时，往往只关注形式上的要求，如完成指定的数字化任务、使用特定的数字化工具等，而忽视工作质量的提升和公共服务的实际效果。例如，在QQ群、微信群等媒介的运用中，个别基层工作人员往往过度依赖网络媒介，将本需要当面传达的重要信息或通知在群内转发，而忽视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数字素养和接受能力的差异。对老年人等弱势群体需求的忽略，不仅让他们无法享受到数字化发展带来的便利，而且导致了数字鸿沟的加剧，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三、基层数字负担的消解策略

　　（一）建立部门数字化协同治理

　　在政府部门的传统条块分割管理体制下，各部门通常各自为政，信息流通不畅往往导致工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和服务质量不高，但在这种管理体制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如何对政府部门间的数字化进行协同调试成为当务之急。

　　政府作为推动跨部门数据整合的主体，明确不同部门的职责被视为关键性前提。这需要构建一个技术与组织深度互动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体系，从而推动跨部门的数据整合工作向纵深发展［6］。在追求数字平台的整合统一之余，要构建一套各部门数据实时汇合的机制，以保障数据的集中化、一体化运作，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数据后盾。同时，政府还应强化数据交互平台上的智能分发处理能力，优化数据资源在各部门间的调配效率，确保数据能够高效、精准地满足政府工作各个环节的需求。

　　（二）设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

　　在构建基层政府数字治理工作的考核体系时，往往过分强调工作效率，而忽视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在考核形式上，不能仅依赖注册数、浏览量等表面数字作为评价基层工作人员工作能力的唯一标准，单纯看数字不仅无法反映工作真实的普及程度，也无法反映政策的执行效果以及公民的实际获得感。因此，为了建立一个科学、立体的考评结构，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订考评标准和方案，同时在上级考核评价的基础上，引入政府部门间、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公众等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并赋予其合理的权重，保证考核的客观性，增强考核的民主性。

　　（三）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

　　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基层工作人员身处社会治理的最前沿，直接面对群众，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因此，基层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提升显得尤为关键。通过定期的培训课程，让基层工作人员了解并掌握最新的数字技术，学习相关的平台使用方式，激发他们主动学习和探索的热情。同时，要注重培养基层工作人员的数字化思维方式，用数据说话，用技术解决问题。除此之外，还要培养基层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意识，加强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之间的合作，让基层工作人员学会与同事、合作伙伴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四）加强社会主体共同参与

　　在构建数字治理网络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整合“治理主体”与“治理资源”，实现多元主体的数字参与，并确保这种参与能够发挥互补与聚合的优势，从而共享数字技术的效益。随着数字治理平台的广泛接入，平台应激发和激活多主体的数字参与能力，开辟和丰富需求端表达的数字化渠道，开发和运营适应老年人需求的服务项目，从而满足更加具体和个性化的需求。通过构建包容性的治理环境，鼓励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数字治理过程，不仅可以提升治理效率，还能减轻数字鸿沟带来的不便。

　　四、结语

　　随着数字社会的逐渐推进，数字技术已经全面融入和渗入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在带来极大效率的同时数字负担问题也逐渐凸显，成为制约数字化转型深入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分析了数字负担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数字负担的系统原因，并从数字负担的消解策略方面，提出加强建立部门数字化协同治理、设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加强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等一系列针对性建议，对于基层政府完善数字技术风险的有效规避和数字治理的风险消解，推进数字形式主义改革，发挥了积极的借鉴价值。

　　［1］孙宗锋，丛楷力．数字赋能何以变为基层数字负担?—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J］．行政论坛，2024，31（2）：135-145.

　　［2］杨斌．技术执行的层级缝隙：对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损失的一种解释［J］．中国行政管理，2024，40（3）：151-160.

　　［3］关爽．城市治理中的数字鸿沟何以跨越：基于数字包容的治理向度［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4，26（3）：63-73.

　　［4］苗俊玲，韩鑫妤．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行为偏差及其矫正［J］．三晋基层治理，2023（5）：51-56.

　　［5］马亮．数字政府如何降低行政负担？［J］．行政管理改革，2022（9）：4-12.

　　［6］孙宗锋，席嘉诚援数字化协同治理的类型及其逻辑——以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为例［J］．电子政务，2023（10）：9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