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影响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行为的因素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推动企业“走出去”引起了广泛关注。企业作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一环，其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困境及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进而推动企业“走出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助力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相关建议，这对于理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模式

　　引言

　　xxx报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及“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个体，连接着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其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对促进我国高质量对外开放有重要意义，更对我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特别是“xxx”倡议提出十余年以来，越来越多企业选择“出海”，对外直接投资成绩斐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成功跻身全球投资大国行列。《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1 631.2亿美元，连续七年占全球份额超过10%。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有助于企业拓宽自身发展空间，还能促使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重组，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潜能。

　　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下，数字经济发展保持强劲发展势头，成为助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根据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年）》显示，2022年，全球的51个主要经济体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5%，占GDP份额达到46.1%。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培育新竞争优势的关键，更是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根据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占GDP比重相当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41.5%。近年来，数字经济得到国家高度重视，并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都提出了要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的建设。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对推动企业优化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对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已经不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门关系到企业长久生存的“必修课”。

　　深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和数字化转型对促进企业“走出去”具有深远意义，如何抓住数字化转型机遇、以数字化赋能企业“走出去”是当下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基于此，在厘清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企业“走出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走出去”的实践路径，提出助力企业“走出去”的相关建议。

　　一、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走出去”的现状

　　（一）数字化企业整体稳步推进，但行业、区域发展不均衡

　　根据点亮智库&中信联编制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发展报告（2022）》对样本库里的105万家企业分析得出，2022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指数为25.4，较2021年增长10.9%。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报告（2023）》从数字化基础、经营、管理和成效四个维度面向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水平自评自测，得出目前，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普遍得到了提升，超过七成的企业已经步入了局部优化或更高阶段的数字化进程。同时，企业在开展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主观意愿、能力储备以及基础条件均得到了显著的增强，部分行业实现了率先突破。但由于各行业的发展基础和企业结构等原因，数字化转型的方向也各不相同。在我国数字化企业的发展中，大型企业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储备，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中小型企业由于资金约束、技术与人才短缺等方面的挑战，数字化转型的步伐略显迟缓。虽然数字化企业整体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但不同行业、地区之间的数字化发展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行业发展来看，高科技行业和先进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成绩不俗，而一些传统行业发展则较为滞后。从地域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较好、创新能力强，数字化企业发展较为集中，而中西部地区虽然也在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但整体上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对外投资保持良好增长，但面临诸多风险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企业“走出去”以“xxx”建设为重点，进入对外投资新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国统筹推进“xxx”建设与“双循环”发展格局，企业“走出去”不断取得显著成绩。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202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 631.2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连续11年列全球前三，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2.75万亿美元，连续6年排名全球前三；投资区域覆盖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北美洲和欧洲等；对外投资领域涵盖了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主要集中流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及批发零售业等部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持续位居前列，说明我国企业在持续发展壮大并坚定不移地“走出去”。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但在技术积累等方面仍存在内在问题，加之当前全球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一定困难与挑战。其一，尽管我国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技术进步，但仍存在技术创新不足的问题，这可能导致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技术储备和创新能力，影响其国际竞争力；其二，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等不利因素导致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大幅萎缩，企业寻求对外直接投资合作的难度加大。

　　二、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走出去”的作用路径

　　（一）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Helpman拓展了Melitz的企业异质性理论，得出企业是否进行OFDI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在于企业生产率的高低，只有具备高生产率的企业才更倾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到来，数字信息技术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精准捕获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差异，实现个性化定制与弹性生产，进而帮助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决策，推动企业建立更加高效合理的生产体系。同时，数字技术的加速应用在企业内部会产生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了知识和技术的有效扩散，并在各个生产环节完成深度融合，推动企业内外的互联互通和知识溢出[3]。此外，数字化转型所要求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模式往往会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要求企业对原先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先进生产运营设备的应用不可避免会替代常规的低技能劳动力，劳动力资源的升级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另一方面，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味着数字技术应用到企业的生产运营管理等环节，实现内部组织管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从而推动企业内部资源的重新调配。

　　（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价格机制驱使要素流动所产生的成本被看作交易成本，而企业产生的根源正是交易成本，它还是企业边界的主要决定因素。交易成本的高低能够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直观上决定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交易成本较低的企业，选择OFDI的可能性更大。企业在发现依靠市场的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成本更高时，会更倾向选择进行内部的资源配置，从而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外部交易成本。不同于以往的传统技术，数字化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充分利用基于数字技术开发的智能生产运营系统来进行内部资源的整合，进一步贯通了生产、销售、运营等环节，提高了企业的整体运行效率和上下游产业链的协调沟通效率，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同时，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平台，如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能够高质高效地与相关产业链企业进行匹配，从而省去部分中间环节，企业的各类外部交易成本得到有效降低。此外，企业决定是否进行OFDI的因素除了对外投资能力，还包括对外投资难度。数字化的显著优势在于其能够联通企业内部不同板块间的“数据孤岛”，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资金和管理方面的难度得到下降。

　　（三）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困境

　　与出口相比，企业开展OFDI往往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因此会更容易陷入融资困境当中。数字化转型则有助于企业渡过融资难的困境，获得来自投资者的资金支持，更好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一方面，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更好实现内外部信息的标准化和结构化，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能够得到实时监测，有助于改善企业的内部控制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企业可以凭借财务年报等渠道对外披露其财务信息和信用信息，从而降低其信息披露成本，提高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信息交换的效率，降低企业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可以向外界展示企业关于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积极动向，帮助企业更好赢得资金提供方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转型，有关企业生产经营等大量有价值的结构化信息可以得到整合。同时，依据企业披露的纳税记录等“软信息”，使企业的信息变得公开透明，帮助各方更为全面地评估企业的发展前景和信用水平，进而判断企业是否具备还款能力。在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不但可以享受国家政策扶持带来的红利，还能在融资时得到相关金融机构的政策优惠，在资本市场享有更高估值，更能够吸引外部投资者，破解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四）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

　　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极端天气、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企业需要应对各种的冲击和挑战。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应对风险提供了技术支撑，数字化转型依托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获得了新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将现代化、智能化的数字技术融入到传统的生产、销售、运营等流程之中，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帮助企业增强在生产、销售、运营等环节的即时监测与感知分析能力，实现企业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智能预测，企业可以就提前感知到的风险做好风险应对与预处理方案，为企业争取到更多面对风险的缓冲时间，增强了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应对潜在风险的抵御能力。此外，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导致全球价值链体系也处于深刻变革之中，企业面临的全球价值链“脱钩”“断链”风险大大增加。而数字化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平台对原有的价值链环节相关企业的连接方式升级改造，实时了解和掌握企业客户的需求变化，提升企业价值链连接的紧密度，进一步增强企业应对价值链断链风险。

　　三、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走出去”的建议

　　（一）把握机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正在从工业化时代迈向数字化时代，数字化革命已然成为国际生产体系重塑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在促进企业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涌现出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对企业长远发展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应当充分认识到数字化在促进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大型企业和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主力军作用，有效地结合大型企业和龙头企业的资源优势与中小企业的灵活优势，稳步推进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要积极抢抓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生产经营模式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优化技术转化及应用环境。同时，企业要注重对数字化人才的吸引，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动力支持。在以数字化推动企业变革的进程中，应注重数字技术与人力资本结构的匹配，稳步推动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二）多措并举，大力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政府能够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融合，使要素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因此，需要以数字赋能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更好地配置要素资源，政府应当出台相关补贴优惠政策以支持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同时加大对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高用于数字化建设的资金占比。在加大对数字技术的投入力度的同时，政府部门还应当完善监管政策体系，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制度保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除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也需要政府对其所在区域的“软环境”给予足够的关注。各个地区要进一步加强自己的金融科技水准建设，促进金融科技和实体企业之间的高效对接，提升对高效率、高质量的金融机构的识别能力，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帮助企业“走出去”。此外，金融机构可以探索新的融资方式，积极推进自身的数字化改造，以便更好地满足企业在数字化时代的需求，对符合条件的数字化转型企业简化放款程序，缓解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融资难问题。

　　（三）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

　　当前，我国正加快布局新一代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发布了一系列相关促进文件，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等，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作用。同时，要做好各部门的政策跟踪落实工作，保障各项政策措施可以落地，切实解决企业“不敢转”“不愿转”等问题。此外，跨国公司初入海外市场时由于不熟悉当地市场环境和政策法规，在投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竞争劣势，不能充分发挥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以提高企业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学习投资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当地的制度文化，进一步缓解企业在海外投资中面临的风险，帮助企业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良好的数字化环境辅助，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不仅可以提高企业内外部的资源配置效率，还可以加强区域间的协调分工，为企业提供更多海外投资的机遇。

　　（四）综合评估投资风险，增强企业抵抗风险能力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持续复杂化，世界经济依旧缓慢复苏，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大幅缩减，企业进行对外投资面临诸多风险挑战。首先，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加强自身的投资能力，尤其是掌握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企业可以依据形势动态调整发展目标，持续优化OFDI的路径。其次，不要一味照搬本国的经验，而应该主动地通过对外投资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对于政府而言，应探索建立“一站式”的境外服务模式，让各利益相关方都能积极参与，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通过一站式服务尽可能地化解各种风险，按照项目需求进行融资对接，为项目寻找优秀的合作者。最后，企业应当在“走出去”过程中了解当地的制度和规则，并注意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在投资的过程中，数字化企业要充分运用各种扶持政策，安全地抱团出海，通过数字技术来提高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采用灵活、多样化的投资方式，积极把握“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挖掘全球市场的红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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