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人才引进政策为背景，基于2010—202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针对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探究就业规模与产业结构在经济增长的运行机制中是否具有中介效应。研究结论表明：人才引进政策有效地驱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能够通过提高就业规模和优化产业结构来推动经济增长。为此，针对如何更好地实施人才引进政策，达到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提出几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才引进政策；经济增长；双重差分法

　　引言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一直是国家长远发展的第一资源[1]。自1994年7月开始，国家人事部、科技部等七个部门启动实施“百千万人才工程”，这是根据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定的，旨在加强中国跨世纪优秀青年人才的培养。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国外失业率持续刷新历史记录，中国科技企业正值发展阶段，为吸引庞大的高层次海外留学生回流国内，国家公布了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意见（简称“千人计划”）。近几年，全球经济增长进入瓶颈期，为推进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再次强调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性，提出了“促进人才区域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新要求。在新时代人才发展战略中，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必须从自身发展出发，制定出相应的人才引进政策，才不会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基于以上背景情况，探明我国人才引进政策的现实发展情况，总结以往政策实施经验，探索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从而找到能够发挥人才引进政策最大效用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有助于新一轮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加快我国经济转型的脚步，还有利于科学部署各类经济要素的投入，积极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和优化升级的需要。

　　一、文献回顾

　　（一）国内相关研究

　　自2009年国家颁布实施“千人计划”起，国内关于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2]，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研究内容主要是引进人才的政策模式、面临的问题和现状以及政策优化建议[3]。2015年左右，随着人才引进政策的成熟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人才引进政策导致的人才流动与经济发展或其他关联因子的影响[4]。有学者借助人才引进政策这一外生事件形成的“准自然实验”，研究人力资本流动性对创新活动产生的影响，并提出政府应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增加人力资本流动，达到激发创新活力的建议[5]。也有学者研究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提出应该以需求为导向制定财政支持类人才引进政策的建议[6]。总体来看，国内大部分研究着重对政策文本进行比较分析以及提出优化建议，只有少部分学者能够对政策进行量化并评估政策效应，实证研究方法也多采用空间计量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二）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人才引进政策的研究重点各有不同，比较统一的是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出发[7]，研究人才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早在1988年，Lucas就在《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中指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使用效率是真正加快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动力”[8]。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者从移民的角度对引入世界各地人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探讨，如美国学者马奇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人才引进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二战时期的移民[9]，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是其高层次人才引进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这使得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吸引高层次人才最多的国家[10]。各个国家的引才政策也有所差异，如新加坡政府以丰厚的福利待遇和宽松的移民政策留住人才[11]；日本从行业的发展水平出发，统计出人才严重短缺的几个行业以及所需人数，引进技能对口的国外人才进行培训与任用，并给予携带家属永久居住的资格[12]。相较而言，国外人才引进政策内容更具多元性、灵活性，这对于我国进一步提高人才引进的成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相关概念与运行机理

　　（一）人才的概念及界定

　　目前对人才概念的界定可以分为两个角度，一种是从人才本质来解释人才概念：人才为“能够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不断地取得创造性劳动成果，并对社会进步具有较大影响的人[13]。第二种是结合人才特征和社会背景解释的人才概念，党的***报告中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14]。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人才的定义不应该是单一的，其内涵应该更具包容性，评价标准也应更为多样化。当下我国以高层次人才作为引才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本文对人才的界定也主要为高层次人才，界定标准为已经取得博士学位且原则上不超过55岁，主要包括两院院士、杰青、长江学者、“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优青六类高层次人才。

　　（二）运行机理及研究假设

　　从宏观视角来看，人才引进政策的持续实施所带来的经济效应除了人才数量的增多以外，更重要的是高质量人才通过互相交流学习、信息分享、知识溢出等方式带动的经济效应，形成了人才集聚的正外部效应[15]。从而起到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基于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以上是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为深入分析其产生影响的内在逻辑，将从动态视角来分析其间接影响。在人才引进政策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将通过丰厚的福利待遇、优良的工作环境以及完美的职业前景“筑巢引凤”[16]。为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条件或者是受到激励政策[17]等的影响，大量的劳动力流入必将引起就业人数的增加，也必将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我们得到假设2。

　　假设2：人才引进政策通过促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

　　就业人数增加，许多人在寻找就业岗位的过程中，持有低付出高回报的心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高工资水平将成为吸引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因此，劳动力的流动在工资差异的引导下将间接优化就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升级无疑是就业结构优化的具体表现。随着第二、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增加，社会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这将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人才引进政策通过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三、模型设计与数据选取

　　（一）模型构建

　　在上文运行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时空双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本文构建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基准面板模型。

　　其中，lnA GDR,表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DIDi t,表示人才引进政策；Xi t,表示可能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Ti t,和Pi t,分别是个体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i表示省（市），t表示时间；α表示截距项；β表示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μ表示各个省（市）的个体固定效应；λ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 t,表示随机误差项。在该模型中，DIDi t,是Ti t,和Pi t,的交乘项，表示的是第i个省市在第t年是否实行了人才引进政策。政策实施前DIDi t,取值为0，政策实施后取值为1；已经实施了政策的处理组Ti t,取值为1，控制组取值为0。

　　其次，本文借鉴罗良忠等[18]的做法，引入中介变量，并采用温忠麟等[19]提出的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除了需要计量模型式（1）外，还需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Mi t,表示中介变量，中介变量包括就业规模和产业结构两个变量，用ln wor和lnc表示。根据式（3）和式（4）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逐步检验，若β3、β5和β6均显著，则证明可能存在中介效应。除此之外，为使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更加可信，本文还将结合bootstrap检验以及Sobel标准误进行统计检验。

　　（二）主要变量

　　本文研究的焦点是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这种影响产生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相关的主要变量及度量方法如表1所示。此外，为减小异方差问题可能带来的偏误，本文对除虚拟变量和比值数据之外的变量均作对数化处理，旨在消除异方差的可能性，使实证结果更加真实可靠。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国泰安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各地方人民政府网站和各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网站，缺失数据主要采用平均增长率方式补齐。由于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种持续性效应，无法将某一年确定为政策实施年份，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人才引进政策发展历程并结合已有文献及公开政策文本，发现2010—2015年间我国人才引进政策的发文数量激增，但2015年以后人才引进政策的内容质量才逐渐被重视，并且在对我国人才的数据统计分析中发现，2015年以后各省份的人才分布情况出现巨大差异。并且2015年也是“十二五”向“十三五”推进的交接之年，综合考虑之后，本文将以政策发文数量激增阶段的最后一年2015年作为政策实施年份，并在实证分析中对政策实施效果评估采用滞后一期，政策实施的具体分组方式如表2所示，划分为18个实验组和12个对照组。其中西藏自治区的数据缺失、不完整，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对其进行剔除，相关计量结果使用stata16.0软件运行得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检验分析

　　（一）平行趋势检验

　　在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效应评估时，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即在人才引进政策实施以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发展趋势是平行的，不随时间发生系统性差异，即满足平行趋势。根据目前的主流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时间趋势图和动态效应检验两种方法，本文也将采用这两种方法来进行实证检验。

　　1.平行性检验

　　根据图1的时间趋势图，可以看到，在政策实施年份（2015年）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变动趋势大体一致，图1中折线呈平行上升的趋势。在2015年之后，实验组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上升趋势开始加大，相较之下，控制组的上升趋势较为平缓，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趋势线差距逐渐拉大。因此，可以初步判断两组间在2015年以前的时间趋势平行假定基本满足，2015年以后趋势线的差异可能是由人才引进政策造成的。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对两组间的动态效应进行检验。

　　2.动态效应检验

　　根据图2的动态效应检验，可以看到，在政策实施年份2015年以前，95%置信区间都越过了系数=0的水平虚线，系数都是不显著的，政策实施以后，系数同样都不显著。这说明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满足平行趋势假定，但是政策实施不具有持续性。虽然政策不具有持续性，但在政策实施一年以后，系数有较为明显的波动趋势。这进一步说明政策实施以前实验组与控制组没有明显差异，即满足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条件。

　　（二）基准回归分析

　　在基准面板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中，列（1）和列（2）依次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列（3）和列（4）依次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都显著为正，证明了采用固定效应的合理性，不仅如此，本文还通过了Hausman检验，进一步印证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表4中回归结果均显示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根据列（4）的估计系数能够发现，人才引进政策每提高1个单位，将带动经济水平提高0.075个单位。

　　在控制变量中，由列（4）可以发现，教育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地区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这与人才引进政策实施中普遍实施分配住房的相关政策相吻合。并且恩格尔系数显著为负，恩格尔系数代表的是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越高则消费结构越差，反之，则消费结构越优化。回归结果的恩格尔系数为负，这也与基本事实相符。结合上述回归结果分析，足以说明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在带动地区经济增长方面已经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的成立。

　　（三）进一步研究：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内在逻辑，本文将检验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中介效应，基于前文研究假设的分析，主要将从就业规模和产业结构两条路径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下是实证检验的分析过程。

　　1.就业规模路径检验

　　如表5所示，列（1）表示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列（2）表示人才引进政策对中介变量就业规模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才引进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人才引进政策确实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高。列（3）将中介变量就业规模加入到基准回归模型中，实证结果显示就业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这与基本常识以及经济学理论相符[20]，此时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值变小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水平。这表明就业规模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并且在此条路径中，中介效应大小占比为13.3%。除此之外，在表6中对就业规模进行了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间接效应在1%水平上显著成立，并且还通过了Sobel统计检验，发现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值为0.275。由此可知，人才引进政策对就业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最终带来经济的增长，足以证明假设2成立。

　　2.产业结构路径检验

　　根据上述对就业规模的中介效应分析可知，人才引进政策对就业规模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而产业结构的优化离不开就业结构的支撑，故在理论上人才引进政策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应该也存在积极的影响作用。根据表7中列（2）代表的人才引进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可以发现政策效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人才引进政策对产业结构具有优化作用，并且列（3）中实证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这与基本事实符合[21]。此时人才引进政策和产业结构的系数分别通过了1%和5%的显著性检验水平，表明产业结构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并且在此条路径中，中介效应大小占比为5.3%。除此之外，根据对产业结构进行的bootstrap检验（见表6）可知，间接效应在1%水平上显著成立，通过Sobel统计检验结果发现，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值为0.309。由此可知，人才引进政策将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可以证明假设3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真实，本文决定对处理组随机化进行安慰剂检验。图3为随机化处理后的人才引进政策（滞后一期）回归系数的核密度估计图，其中垂直虚线是虚拟系数的均值；图4为P值散点图，水平虚线是P=0.1。根据图3显示的结果，大部分系数集中分布在0附近，且绝大多数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这意味着人才引进对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没有受到其他未被观测因素的影响。这个基本事实也可从图4中得到验证，图4中散点多数位于水平虚线之上，说明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且位于真实估计值垂直线上的散点几乎没有，这说明在随机化后真实值是一个异常点。因此，能够确定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是由其他不可观测因素（或遗漏变量）推动的，本文实证结果通过安慰剂检验，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时空双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双重差分法（DID）研究了人才引进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并探究了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内在路径。根据上述实证结果及文本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在新一轮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引才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人才引进政策能够通过促进就业来推动经济增长。基于人才引进将带来人口流入这一基本事实，发现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会显著提升地区的就业人口规模，并且实证检验证实了人才引进政策将通过提升就业规模而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第三，人才引进政策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推动经济增长。基于人才引进带来就业规模增加的前提，大量劳动力将推动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量增加，从而优化地区产业结构，这必将为地区的经济生产总值起到助推作用。因此，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人才引进政策确实能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实施柔性引才。应重视部分一线城市的强虹吸效应，推行柔性人才引进政策，将引才政策的主要目标从引入人才向留住、用好人才转移。同时，可以合理引导人才在不同城市、企事业间流动，激活人才资源的自由度，注重人才的发展，使人才自身价值最大化。

　　第二，注重多方合作对人才的培养。需求方企业与供给方高校应在深入了解自身发展前提下再进行人才招聘和培养，企业可通过与高校合作，高校允许企业参与课程的制定及考核，企业也应充分了解引进人才的学习情况及生活情况，有必要的话提供实习培训课程，并合理设置工作岗位达到精准配置。

　　第三，加强市场引才。以市场需求为引导，重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严重短缺情况，除引进人才以外，还需培养自主创新精尖人才。统计前沿领域人才紧缺人数，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符合本单位特点的教育模式并进行科学研究，形成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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