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中从生产环节视角出发，深入研究制造业不同生产阶段应用数字技术对物流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制造业投入数字技术位置对物流贸易成本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特征，制造业中游环节投入数字技术更有利于产业物流贸易成本降低。二是异质性分析表明，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制造业中游环节投入数字技术资源对物流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会愈发明显；相较于低物流贸易成本国家，高物流贸易成本将数字技术投入到制造业生产中游环节可使数字技术应用对物流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大化。以上结论对我国优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数字技术；制造业；物流贸易成本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普及，国内外学者对数字技术应用进行了大量研究，虽然明确了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革、扩大数字技术投入能够对制造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一直忽视了产业内部不同生产阶段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国内外的主流观点认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所获取的增加值与数字技术应用间的联系日益紧密，部分学者选择从从互联网[1]、数字基础设施[2]和数字经济[3]等角度，研究数字技术应用水平与制造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近年来，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生产力愈发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求最大化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在政策制定或实证研究中，多倾向于倡导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实现全方位赋能。因此，盲目全面推进和加快数字化改革，不仅有悖于要素资源具有稀缺性这一客观事实，还忽视了数字技术应用环节对物流贸易成本影响效果的差异性，最终造成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效果被大幅弱化和关键资源浪费。在此情形下，制造业各环节该如何分配数字要素资源才可以将其效用发挥到最大化？研究以上问题，对我国实现降低物流贸易成本、增强产业竞争力和优化数字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本文将研究视角从数字技术应用转向数字技术投入环节，研究制造业不同生产环节投入数字技术资源对物流贸易成本的影响效果，对现阶段制造业各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降本增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理论分析

　　目前，已有理论大多关注数字技术投入有助于降低制造业成本，而无法解释这种提升作用是否会因为投入环节不同而产生不同影响。在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制造业不同生产环节投入数字技术对物流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

　　中间品贸易作为物流贸易成本负担最重环节，其多次跨境流通的特性导致物流贸易成本产生“乘数性”放大，严重阻碍了各国向全球价值链更高地位攀升的进程，因此，将数字技术投入到中游环节带来的降本作用更有利于降低制造业物流贸易成本降低。首先，中间品流通是整个产业链中最多最频繁的环节，随着“碎片化”的全球生产模式不断完善，制造业中间品贸易额占总贸易额已经超过三分之二[4],而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的引入既可以帮助企业简化通关流程以降低制度成本，还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汇集供应链信息、提升货物流转效率[5],进而缓解囤货积压带来的仓储压力和减少无效流通造成的“冰山成本”损失[6],并且可以忽略地理和空间上的限制，随时随地按需分配调用，进一步节约了时间成本。其次，中间品的高效流通模式会通过价值链传递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产生溢出效应和合作效应，数字技术应用具有极高的兼容性和连接性，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可以通过价值链链接引进、模仿和学习中游环节规范化的运转和分配模式[7],从而降低企业的流通成本。最后，中间品贸易成本的降低同样会对其他生产环节产生影响，一方面，中间品贸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中游企业将更多资金分配到生产过程中，进而扩大原料需求，有利于上游产业通过规模效应来实现平均物流贸易成本的降低；另一方面，中游成本的降低更会直接减少下游产业的生产成本投入，进而有助于下游产业提升产品竞争力，降低物流贸易成本。

　　2数字技术嵌入环节识别
　　2.1变量测度

　　本文重点研究数字产业环节偏好对制造业物流贸易成本的影响，因此，将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为：

　　其中，COSTit为i国t年制造业物流贸易成本，WZig,t为i国t年数字产业g的制造业投入环节，Controlsit为控制变量。为了尽可能减少不可观测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在全文实证分析中控制了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分别以θt、θi和θg表示。εig,t表示随机扰动项。

　　2.2变量选取

　　①被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许统生等[8]的研究方法，使用OECD投入产出表数据来测算世界各国物流贸易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OSTit表示i国t年的物流贸易成本，Iij,t表示i国t年向j国制造业提供的中间品价值，Fij,t表示i国t年向j国制造业提供的最终品价值。此外，参考许统生等[8]的研究成果，将贸易产品替代弹性取值为8。

　　②核心解释变量。

　　本位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产业嵌入制造业位置(WZ),将电信、软件和信息服务、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制造作为数字技术行业，参考陈晓华等[9]的计算方法，利用OECD投入产出表计算各国数字产业嵌入制造业的位置，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数字产业g的WZg值越大则表明后续生产环节越多，意味着数字产业越偏好嵌入制造业上游生产环节，与最终需求的距离越远。Ui表示制造业各行业的上游度。

　　③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既能区分国家特征又可能对各国制造业物流贸易成本产生影响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以保障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分别为：①人均GDP(PERGDP),以对数化的人均GDP度量；②税收负担(TAX),使用各国税收占GDP比重的对数表示；③劳动力(L),以劳动力总量的对数值度量；④对外开放度(OPEN),以各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对数表示；⑤外商净投资(FDI),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度量。控制变量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推出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

　　3回归结果分析

　　3.1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在同时控制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对计量模型进行了基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列(1)-(6)分别报告了依次添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产业嵌入制造业环节位置变量(WZ)的系数显著为正，平方项(WZ2)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数字产业嵌入环节对制造业物流贸易成本的影响有倒U型特征。根据以上结论可推断：目前，我国制造业对全产业链进行数字化转型，脱离了我国中间环节存在明显劣势进而亟待数字赋能的客观需求无法有效提高产品周转效率进而充分释放制造业中游环节投入数字资源对物流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现有文献普遍建议推动全方位数字赋能，未考虑数字技术的作用是否因其投入环节而产生差异化结果，可能难以有效发挥政策效果。未来若要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带来的降本增效作用，我国在制定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战略时则应充分考虑上述倒U型特征，大力推动制造业中游环节投入数字资源，进而降低制造业物流贸易成本。

　　其余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第一，对外开放度越高表明一国与外部供给和市场需求的联系越紧密，进而更有利于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平均物流贸易成本。第二，FDI可以为一国制造业带来资金支持、科学的生产模式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有助于降低物流贸易成本。第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可以为制造业各个运输环节提供充足保障，并降低劳动力成本，进而减少物流贸易成本。第四，税收负担过重会导致制造业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不利于企业转型升级，进而限制先进技术的投入和使用，最终导致物流贸易成本居高不下。第五，人均收入越高表明社会居民的购买力越强，从而进一步加强规模效应对物流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

　　3.2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两种方式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内生性检验，以保证所得结果的严谨性。一是杨继军[10]的研究，以各国数字产业嵌入制造业位置偏好为依据，将每一年的所有样本均按照分位数平均划分为10个组别，然后将每一组别内的位置指数均值分别作为该组所有样本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二是通过针对关键变量构建方程组以克服内生性问题，将式(1)作为方程组的第一个等式，联立方程的第二个等式为WZih i=c+α1 COSTit+αXit,X为控制变量，包括就业率、人均GDP及其一阶滞后项，结果对应表2第(1)-(2)列。为确保基准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了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将物流贸易成本的测算范围扩大到全行业，结果对应表2第(3)列。第二，排除极端值。鉴于极端值可能会影响计量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在剔除物流贸易成本和投入位置变量两端1%的极值后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对应表2第(4)列。经过以上处理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及显著性并无明显变动，由此可见，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3.3异质性分析

　　①时间范围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时间对本位基本结论为影响，本文将研究期分为2000-2009年和2010-2018年两个阶段，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表3第(1)-(2)列所示。结果表明，2000-2009年制造业中游环节加大数字技术投入对制造业物流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没有明显的环节偏好特征，2010-2018年，制造业中游环节加大数字技术投入对制造业物流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遵循倒U型特征。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2000-2009年数字技术应用尚不成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善，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制造业中游环节投入数字技术资源对物流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会愈发明显。

　　②贸易成本异质性分析。

　　本文将研究期内物流贸易成本高于全样本均值的国家归入高物流贸易成本国家，反之，归入低物流贸易成本国家，分别进行实证分析后，结果如表3第(3)-(4)列所示。研究表明，相较于低物流贸易成本国家，高物流贸易成本将数字技术投入到制造业生产中游环节可使数字技术应用对物流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大化。

　　4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0-2018年OECD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各国制造业物流贸易成本和数字产业投入位置指标，考察了制造业中游环节投入数字技术对企业物流贸易成本影响的偏好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制造业中游环节投入数字技术对产业物流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有明显倒U型特征，制造业中游环节投入数字技术更有利于产业降低物流贸易成本，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始终成立。第二，细分时间范围和国家类型发现，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制造业中游环节投入数字技术资源对物流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将会愈发明显；相较于低物流贸易成本国家，高物流贸易成本国家将数字技术投入到制造业生产中游环节可使数字技术应用对物流贸易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大化。

　　本文为通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物流贸易成本降低提供了新视角和经验证据，研究结论具有重要政策启示：应优化我国制造业应用数字技术资源的模式与环境，逐步扭转目前制造业数字技术投入过度偏好两端环节而忽略中游生产阶段的不利局面。一方面，政府应遵循数字技术对物流贸易成本的倒U型影响原则，通过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等方式加强引导数字产业资源向具有高增值能力和掌握核心技术的制造业中游环节聚集，避免数字产业资源因嵌入制造业环节偏好过高或过低而导致资源错配和浪费，进而削弱数字化转型政策效果；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出台相应政策为数字产业和数字服务规模化和系统性发展提供便利，尤其是对制造业中间品生产环节具有显著支撑配套作用的企业和服务，从而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提供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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