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双碳背景下，文章梳理了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与制造业低碳发展现状，探讨了区域内绿色金融助力制造业低碳转型的路径需求，并提出跟随型路径以及供给引导型路径，同时从空间溢出与价值链的维度分析了制造业低碳发展的路径，最后对绿色金融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低碳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绿色金融；制造业低碳转型；大湾区

　　双碳背景下，我国经济面临着内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趋势，以及外部国际协作的双重压力。张宏娟等（2016）[1]指出传统制造业集群不仅仅要转型升级，而且要走低碳化转型升级的道路。马骏（2015）[2]认为金融等手段改变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让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变得更为清洁和绿色。在资源配置中，资金（即金融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将发挥关键作用。李毓等（2020）[3]证明了绿色*贷对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绿色*贷政策蕴含的“倒逼”机制,会对第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却具有反向抑制作用。党晨鹭（2019）[4]实证表明，区域内的绿色金融发展可以有效促进其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发达地区的金融结构优化转变可以推动其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重点战略发展区域，有着科技创新中心与内地港澳合作示范中心的战略定位，同时在金融业，三大产业以及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上都在全国处于第一梯队的位置。因此，梳理与汇总绿色金融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低碳发展的现状、路径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

　　一、绿色金融与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低碳发展的现状

　　（一）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是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第一部纲领性文件。2019年国家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始终。其中，“绿色”二字共计出现22次。纲要明确表明绿色金融是大湾区绿色发展的必要保障，同时纲要对广州、深圳、香港以及澳门等城市的绿色金融发展角色做了不同的定位。其中，香港为大湾区绿色金融中心以及对外交流合作的有力节点；广州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连接大湾区实体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窗口；深圳为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以及科技金融中心，研究在澳门地区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试点工作。

　　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金融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表现在政策制定以及政策落地上。其中，广州作为全国绿色金融改革五省八地创新试验区之一，在政策制定上先人一步同时制定了多项实质性的激励政策，如2017年发布的《服务广州市花都区绿色金融产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汇编》，里面共包含了106条地方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在2018年发布的《广东省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广东省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项目认定管理办法》制定了绿色企业与绿色项目的认证机制。在政策落地上，绿色金融的主要产品如绿色债券、绿色*贷体量增长明显。据Wind数据库绿色债券发行量统计，香港2019年发现绿色债券接近2 000亿元人民币，是2016年的十多倍；广东省的绿色债券发行量则从2016年的空白，发展至2019年绿债数量为50笔、发行额为422亿元。而在绿色*贷上，广东的表现更为突出，以花都绿色金融实验基地为辐射点，截至2019年底，绿色*贷余额为3 000多亿元，本期新增长45%，不良贷款率为零，这说明广州实验基地的绿色*贷发展迅速，且质量较好。

　　（二）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发展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各区域有不同的产业集群优势，其中香港、澳门为代表，第三产业占比90%以上；而第二产业主要集中在广东地区。根据2021年深圳市年鉴的数据，深圳的第二产业贡献率占比37%，且已由传统工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变。作为深圳工业第一支柱产业的电子*息制造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近六成，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67.6%、63.3%。另外，广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制造业基础厚实，第二产业贡献率近年维持在40%左右，2018—2021年，工业总产值连续四年突破两万亿元；2022年第一季度，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60%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8%。另外，广东地区还有众多的制造业城市，比如东莞、佛山、中山、肇庆、珠海、惠州以及江门等，是广东省“一核一带一区”格局中的“一核”。2020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利润总额达8 334亿元，占全国14.9%，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56%和31%。其中，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一梯队；绿色制造示范数量居全国首位，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逐年下降。

　　二、绿色金融助力制造业低碳发展的路径与相关因素

　　（一）制造业低碳发展：绿色金融需求跟随型路径

　　王凤荣等（2018）[5]提出绿色金融发展有两种模式，“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种发展模式也就是需求跟随型和供给引导型。我国则实行由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从根本而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性的绿色转型；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企业、消费者、金融机构的共同追求。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制造业的领头羊聚集地之一，广州与深圳更是集聚了大量优秀的先进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制造业。这类企业一方面重视其企业社会责任，有主动求变的绿色诉求，另外一方面在传统原材料资源枯竭，价格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受到消费者绿色消费意识的推动，以及在其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下，低碳发展成了先进制造业保持优势，持续发展的必然发展战略。因此，绿色金融能够有效的适应这些企业的内生需要，通过绿色债券、绿色*贷、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碳交易等金融产品，为制造业企业整合社会闲散资金，对低碳企业、绿色项目给予资金支持以及配套的项目管理*服务。值得注意的是绿色技术创新是制造业低碳转型核心驱动力，通过绿色金融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是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企业低碳转型的必经之路。

　　绿色债券在大湾区的主要发行地为香港与深圳，其中香港依托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2018年推行1 000亿香港主权绿色债券计划，发行主体日趋多元化，资金用途主要流向了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以及低碳交通这几个领域；另外，深圳依托深交所，绿色债券也有了一定发展，深交所存续公募绿色债券共*只，存续规模达574亿元，资金用途主要流向了新能源汽车制造以及可再生能源。绿色*贷方面，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主力，截至2023年初，广州绿色贷款余额9 621.94亿元，同比增长34.12%。新能源汽车产业贷款增速最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已成为广州重要的绿色支柱产业之一。

　　（二）制造业低碳发展：绿色金融供给引导型路径

　　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进与高技术制造业在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中占比客观，但是规模以下的制造业广泛分布于广东省的一核一带一区格局之中。王康仕（2019）[6]提出绿色金融需求跟随路径并不适用于这些规模小的传统制造业企业。这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低碳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因为中小制造业大多位于二三线城市当中，受到的公众监管、环境规制力度、以及环境*息披露的压力都不足，导致很多企业还是继续过往粗放型的发展策略，造成了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根据2020年广东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位居前3位的行业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述3个行业合计占工业源二氧化硫排放量的72.41%。此类企业需要从供给端给予正确的引导，逼使他们从粗放型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因此绿色金融需要实现供给引导作用。

　　绿色金融从本质上有着双重属性，它是环境规制和金融的结合，新古典理论一般认为环境规制会产生“遵循成本”效应，也就是说严格的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从而抑制了企业技术发展；而修正派则认为环境规制能起到“创新补偿”效应，即企业通过技术、流程以及管理升级提高绿色效率，从而补偿环境规制引起的高成本。因此，在环境规制的层面来看，绿色金融对传统粗放型制造业企业造成了较大的合规压力，从而提高了其生产经营成本。另外，从金融层面来看，绿色金融首先通过嵌入融资项目的评估阶段，识别出高污染、高碳项目，从而抑制或者阻止资本流入该类项目，达到了融资约束的手段。总体而言，绿色金融在供给引导路径上，通过环境规制与金融约束倒逼传统粗放型的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而在高昂的合规成本与融资成本下，这些企业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巨大风险。

　　（三）空间溢出以及价值链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无论是在金融业发展还是制造业发展上都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这种不均衡一方面是制造业全面低碳发展的障碍，另外一方面也是低碳发展的必经阶段与发展机遇。这种不均衡启动了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空间溢出的可能性。已有不少学者，如车磊等（2018）[7]，于斌斌（2017）[8]通过实证证明区域内的绿色金融，不单单对区域内的企业低碳转型有所助力，同时也能对周边地区产生良好的溢出效应。李唐蓉等（2023）[9]提出“政府引导型绿色金融”与“市场驱动型绿色金融”都能促进企业低碳发展，同时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有一定的溢出效应。而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深圳以及广州有明显的绿色金融集聚，而该集聚在顶层设计上以及实际效果上都起到了空间溢出的良性效益。除了绿色金融的空间溢出，还有绿色创新空间溢出也是值得关注的。原毅军等（2020）[10]基于2007—2016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区域创新效率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与此同时，创新效率有明显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根据《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的统计来看，广州的传统优势明显，战略性支柱产业群数量最多，深圳和佛山其后，珠海、惠州以及江门都有自己的优势集聚产业。这些优势集聚产业在空间内能产生溢出效应，带动周边三四线城市产业的发展。

　　无论是绿色金融还是绿色创新技术的空间溢出都离不开产业的集聚与升级。制造业的上游原材料与能源供应商的低碳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本身的低碳转型升级，也是制造业“深绿”的前提。粤港澳大湾区中，能源低碳化的现状并不乐观，虽然香港在脱碳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碳中和路上还有一段路要追赶。而广东地区的能源粤港澳大湾区煤炭和煤电所占比例依旧很高，提高能效利用率发展潜力很大。以广东为例，根据广东省能源局*2021年广东统调煤电机组装机占比虽然比往年有所下降，但仍高达42.8%；而东京湾区煤电占比仅为5%。由此可见，广东地区的能源低碳化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制造业低碳化发展除了受制于价值链前端原材料与能源供给的绿色程度以外，会更加受到后端客户需求的直接影响。因此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求是制造业低碳转型的最大原动力。我国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自2019年开始每年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2年与往年调查结果相比，公众环保低碳表现有提升：主动关注或传播交流过环境*息的受访者人数占比增长接近二成，达到了80%以上；在践行绿色消费方面，经常做到购买绿色产品的人数从2020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22年的超过60%以上。虽然在绿色消费上我国公众意识与发达国家相较，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但是提升速度很快，能够对企业的低碳转型发展形成一定的倒逼作用。综上所述，绿色金融助力制造业低碳发展的路径与相关因素汇总如图1所示。

　　三、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助力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对策

　　完善制造业低碳项目的评估制度以及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项目评估机构的专业化发展。有效地识别出有前景的绿色低碳项目是绿色金融有效实施的前提。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聚集在广东地区，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印发《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绿色企业与项目库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该细则明确规定绿色项目的认定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实施，因此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项目评估机构专业化、普及化发展，是绿色金融发挥资金支持或者融资约束作用的有效保障。

　　差异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各区域的绿色金融业务。制造业的低碳转型有需求跟随型以及供给引导型。需求跟随型的大多为先进制造业以及大型企业，这种企业大多在珠三角的核心区域，可以运用大湾区良好的市场机制获得绿色资金。然而，供给引导型企业多为中小制造业企业，大多存在*息滞后以及融资渠道少等问题。因此提供给供给引导型企业的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服务需要体现出教育性与*性。教育性指的是金融机构需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弥补中小企业在绿色低碳发展上的*息不对称，同时给企业以低碳转型提供有效*息。*性指的是国有金融机构在中小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初期，应该多以*机构的身份介入，给企业提供一些股权类型的融资渠道建议，以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

　　通过建立粤港澳绿色资金共享池，加大对区域内有重大高风险的低碳创新技术项目投资。这一举措能实现区域内闲散资金的聚集，通过专业机构筛选出意义重大的低碳创新技术项目进行资金支持，同时分散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开发的风险。重大低碳创新技术的突破能够有效激励并带动整个行业甚至是产业链的升级。

　　在建立粤港澳绿色低碳技术共享池时，一方面建立先进制造业企业之间的绿色技术共享计划，以达到技术共享与利益共赢；另外一方面可以以政府的名义购买绿色技术专利在制造业内免费共享。有了绿色低碳技术的溢出，制造业内部，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低碳转型有了技术的可行性，同时配合以绿色金融就能够实现财务的可行性，为转型成功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宏娟，范如国，张应青.传统制造业集群低碳转型升级的演化机理及策略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6（6）：*-72.

　　［2］马骏.论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J］.金融论坛，2015，20（5）：18-27.

　　［3］李毓，胡海亚，李浩.绿色*贷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J］.经济问题，2020（1）：37-43.

　　［4］党晨鹭.区域绿色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基于我国省级面板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9（15）：143-145.

　　［5］王凤荣，王康仕.绿色金融的内涵演进、发展模式与推进路径——基于绿色转型视角［J］.理论学刊，2018（3）：59-66.

　　［6］王康仕.工业转型中的绿色金融：驱动因素、作用机制与绩效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19.

　　［7］车磊，白永平，周亮，等.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特征及溢出分析［J］.地理科学，2018，38（11）：1788-1798.

　　［8］于斌斌.金融集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吗：空间溢出的视角——基于中国城市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7（2）：12-23.

　　［9］林辉，李唐蓉.绿色发展、金融支持与企业价值——基于上市公司ESG的实证检验［J］.现代经济探讨，2023（2）：28-44.

　　［10］原毅军，高康.产业协同集聚、空间知识溢出与区域创新效率［J］.科学学研究，2020，38（11）：1966-1975+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