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绿色创新已成为新时期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然而，对于如何促进企业取得高水平绿色创新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通过搜索国内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资料，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对创新资源、外部压力与环保意愿3个层面的7个条件进行整合分析，发现高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机制包括资源推动型、政策依赖型以及环保意愿型等三种类型。对于企业高绿色创新投入以及政府扶持力度大的地区，环境规制是提升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条件。而对于企业自身绿色环保意识较强的地区，省际研发技术溢出或者外商投资的数量是影响当地企业绿色创新的主要因素，此时环境规制作用并不显著。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营造治理环境从而灵活促进各区域绿色创新水平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绿色创新水平;创新资源;外部压力;环保意愿;定性比较分析

　　1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发展，但这种增长模式遇到了产能过剩、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随之而来的科技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人民生产与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在实现绿色发展的相关措施中提到，要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近年来，随着我国各地加大力度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绿色技术创新已逐渐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现如今，如何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已成为学术界以及政府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

　　绿色技术创新是一类能够改善生产方式进而减少环境危害，并且在提升环境绩效的同时提高经济绩效的创新活动，这一活动受到市场、企业自身以及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已有研究来看，多数研究只关注某一个层面的因素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如:Lin等从市场需求层面考虑对企业绩效和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一个坚定的绿色创新的成功依赖于它对市场需求的欣赏以及可持续的业务行动［1］;张渝，王娟茹研究企业环境伦理层面如何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和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影响［2］;汪明月等从市场导向驱动层面研究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认为市场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办法是提高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3］;Jaluza，Lara考虑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不同类型的制度下影响企业绿色发展的方式不同，环境法规和竞争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主要因素［4］。然而，企业是否取得高绿色创新水平通常是基于多个层面系统性思考的结果，因而需要有研究以整合、有机的视角审视不同因素的影响，并据此更深一步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企业取得高绿色创新水平的基本模式，阐释各个模式背后的内在原因与作用机理。

　　鉴于此，本文基于技术创新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多个理论，提出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多重因素。根据影响因素的来源将影响因素分为外因和内因两种类型，其中，政府的环境规制以及媒体的监督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两大外因;而企业的创新资源数量和质量是决定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5］，环保意识反映了企业对绿色创新活动的认可度和接受程度，它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原因［2］，这两类因素是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内因。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采用整体视角，研究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前因条件构型，据此提炼出产生高绿色创新水平的基本模式并阐述各个模式背后蕴含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将为政府部门就如何促进企业提升绿色创新水平问题提供借鉴。

　　2研究设计

　　2．1理论分析

　　①资源驱动层面。创新资源指的是一些参与知识生产活动的要素禀赋，包括创新过程中需要的人员、经费、知识、技术和设备等，已有文献大多使用研发经费投入来衡量创新资源。由于不同来源的研发经费对绿色创新产生的影响情况不同，本文将经费投入划分为企业研发投入、政府研发资助与外商直接投资进行讨论。但由于日益模糊的创新边界，企业外部资源的重要性渐渐凸显，仅用研发经费投入度量创新资源往往会造成研究结论不可靠，因此，本文在企业研发投入、政府研发资助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加入省际R&D技术溢出来表征企业的创新资源。

　　企业研发投入。研发投入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研发资源的投入有助于形成知识资本，进而转化为企业的新工艺、新方法以及新成果。作为自主研发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企业研发投入深刻影响着各个运营环节，它是技术创新能力转化为现实竞争力的物质基础［5］。为达到生态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双重目标，企业需要加大研发投入来增强绿色创新能力［6］。

　　政府资助。政府部门通过直接资助、调整税收、低息贷款等手段干预企业技术创新。政府研发资助不仅可以缓解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资金不足的困境，而且可以向外界传递政府部门对某个行业或者企业的支持信息，这对促进民间资本对企业增加投资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梳理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关于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包括促进、抑制以及倒“U”型等多种结论［7－9］。

　　外商直接投资(FDI)。随着我国积极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FDI主要通过资金支持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外企的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影响国内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梳理文献发现，关于FDI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结论1认为FDI溢出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10］。结论2认为FDI的引进对本土绿色技术创新没有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甚至出现反向作用［11］，此外，还有研究认为FDI对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存在双门槛效应［12］。

　　省际R&D技术溢出。开放式创新环境下，一个地区的R&D投入不仅能促进本地区的创新和技术进步，而且随着商品贸易、人员流动、产业转移等活动的开展，地区间将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一地区的知识溢出会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13］。Anselin等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对研发技术外溢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研发技术外溢超越了地理边界，研发技术的溢出效应对邻区的技术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4］。

　　②外部压力层面。对企业来说，由于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高成本与低收益的特点，并且由于绿色创新的“正外部性”及“搭便车”现象普遍，这就促使企业没有进行绿色创新活动的内在动力，也没有自发协调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之间平衡的内在动力。由此可见，没有外力的推动，企业很难自发进行绿色创新活动，需要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及媒体方面的舆论监督。现有文献大多讨论环境规制这一外力作用下的绿色创新水平，但由于媒体监督既为政府监管起到参考作用，又提高了消费者的环保理念和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无形中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实施，因此，本文补充媒体监督来表示企业受到的外部压力。

　　环境规制。环境规制是政府部门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要求企业改善经营活动、开展绿色发展的管理手段。波特认为企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会积极调整生产，不断提出更具有竞争优势的低碳生产方式来降低环境成本，从而做到提高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但也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不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企业市场竞争力有抑制作用［15］，还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倒“U”型［16］。

　　媒体监督。媒体作为监督手段能够对企业行为提供有效的外部监督，通过不断地向公众报道、传递相关信息，能够对企业的一些决策和投资行为施加压力。媒体向大众传递信息以及揭露企业的不当行为能够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并对有不当行为的企业进行约束，促进其加以改进［17］。Murphy研究表明，媒体积极监督上市公司的行为能有效督促上市公司严格遵守环境规制，使其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绿色创新行为［18］。

　　③企业自身因素。企业环保意识能够衡量企业采取措施以保护环境的意愿，直接体现了企业对绿色创新行为的认可情况。企业环保意愿受到政策、消费者需求、同行业竞争者绿色行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地区之间具有差异性。计划行为理论指出意愿直接决定了微观主体的行为，因此，意愿直接影响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张渝，王娟茹研究发现，绿色社会观念是企业决定选择绿色管理战略的基本驱动力之一，能够直接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行为［2］。

　　2．2研究方法

　　传统实证研究方法只验证单个变量，无法得出多个要素之间交互效应［19］，然而，绿色创新水平与创新资源驱动、外部压力及绿色环保意愿等多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多条件并发的非线性关系，因此，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开展研究。该方法擅长探索多种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共同影响结果变量，具有对样本数量要求不高、能够分析非对称关系的优势。作为QCA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能够对案例间完全质性加以区分，每个案例被二分类到一个隶属上去:“1”(隶属于集合)或者“0”(不隶属于该集合)，适合处理一些能够被类别化、分级化的数据、事件或性质。本研究将“是否为高绿色创新水平”作为结果变量，属于二分取值，研究涉及的案例为中小样本量，且研究对象存在的解释条件复杂多样，因此，本研究选用csQCA方法。

　　2．3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含港澳台西藏)作为案例样本，主要原因如下:案例数量在10到60之间宜用csQCA方法进行分析;除港澳台、西藏数据缺失外，其余省份的数据均可获得;分析各个省份绿色创新水平的差异，既要选择创新水平高的地区，也要选择创新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这样才能形成对照;数据主要来源于统计年鉴，具有真实可靠性，以此评估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为了确保数据类型统一且数据具有可比性，各个变量均采用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

　　2．4变量测度

　　绿色创新水平是唯一的结果变量。绿色创新是基于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的评价指标，因此，采用各地区工业企业新产品的产值与能源消耗量的比值来衡量绿色创新水平，该比值越大说明绿色创新水平越高。

　　根据上文的分析，从外部压力、资源驱动和环保意识3个维度度量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以环境规制及媒体监督情况反映影响绿色创新水平的外部压力，其中，以各区域当年工业企业污染治理项目投入与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来表示环境规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借鉴沈洪涛，冯杰的方法［20］，在中国经济新闻库网站中按省、市、自治区搜索标题包含“环境”“绿色”“可持续”“生态”“清洁”“循环”“节约”“低碳”“减排”“节能”“环保”“环境污染”等12个关键字的新闻并进行汇总，从而得到各地区媒体监督情况。综合考虑影响各地区研发投入的不同渠道，将资源驱动分为四方面:政府研发资助、企业研发投入、FDI和省际R&D技术溢出。以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中的政府资金和企业资金分别测量政府研发资助和企业研发投入;以各省、市、自治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FDI;参照焦建玲等的做法［21］，同时考虑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来衡量区域R&D技术溢出权重，用除本土区域以外的其他区域R&D资本存量的加权求和来测算省际R&D技术溢出;由于研发投入具有滞后性，因此，使用研发投入前两年的相关数据测度资源驱动，这些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数据。参考张雷宝，汪亿佳的做法［22］，以绿色环保意愿来反映工业企业愿意主动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程度，用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业企业平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来衡量企业的绿色环保意愿，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数据分析过程

　　3．1数据校准

　　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外部压力、资源驱动、环保意识和绿色创新水平按照二分归属原则进行标注。在赋值标准上，由于各变量数值差距过大，为了避免产生较大误差，采用中位数进行赋值(见表1)，将数据转化为事实表，结果如表2所示。

　　3．2必要条件分析

　　在进行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之前，检查必要条件是第一步。根据表3，因为影响高绿色创新水平的各个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均未超过0．9，所以不构成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各个单项前因条件对绿色创新水平的解释力度较弱，所以，下文将这些前因条件纳入csQCA，以进一步探索产生高绿色创新水平的组态。

　　3．3数据分析过程

　　本文使用fsQCA3．0软件的清晰真值表算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定性比较分析。第一步，构建真值表，将因果条件组合与案例数、隶属度分数一一对应。第二步，根据大多数学者的做法，遵循较为严格的设定标准，将原始一致性门槛值设为0．8，案例频数阈值设为1，PRI一致性门槛值为0．7［23］。第三步，经过简单反事实分析将得出三种方案:复杂解、中间解和简单解，其中，简单解反映结果变量的核心条件变量，中间解反映结果变量的辅助条件变量。

　　3．4数据分析结果

　　通过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采用fsQCA3．0计算得到高绿色技术创新的组态。经过简单反事实分析获得中间解，即假设每个条件变量的出现都可能提升绿色创新水平［24］，清晰集分析得出产生高绿色创新水平的路径有6条。从表4中可知，7个前因条件形成了6个组态(路径)，它们的一致性指标均为1，大于0．8的临界标准，这说明所有6个组态都是产生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充分条件。而总体一致性指标也为1，则进一步说明覆盖所有案例的6个组态也是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充分条件。总覆盖率为0．933，表明目前所得的前因构型涵盖了大部分可能产生高绿色创新水平的前因条件组合类型。

　　从单个条件(横向)看，可以发现媒体监督在所有组态中都作为边缘条件或不存在条件，表明媒体监督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作用不够显著。这是由于媒体主要通过制造舆论对企业施加治污压力，从而引起企业对环保的重视，在这过程中媒体起到社会监督作用，不带有具有奖惩后果的强制性色彩;从组态间的关系(纵－横双向)看，组态C2b1中的省际研发技术溢出和组态C2b2中的FDI具有明显的替代关系，这说明这两个条件无需同时存在便可以与组态C2b1和组态C2b2中的余下条件一起导致结果的产生，这也佐证了省际研发技术溢出与FDI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相同的影响效果。

　　从各个组态本身(纵向)来看，除媒体监督外各核心要素组合形成的路径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

　　①资源推动型。这一类型只包括一个子模式(C1)，此类型表明无论企业是否具有环保意识以及是否受到环境监管的压力，只要具有大量的FDI输入，且获得省际溢出的创新资源，企业就会取得高绿色创新水平。根据社会资源约束理论，研发设备、研发经费的投入对促进创新水平发挥重要作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资源，FDI流入和省际R&D技术溢出不仅可以缓解企业创新发展中的资本短缺问题，更重要的是，还可以通过先进的工艺、高质量的产品以及管理方式对引进区域的企业起到示范的作用，帮助企业深入了解并接触高端的创新技术。企业通过模仿国外或者其他省份的先进绿色技术有助于提高自身的绿色创新水平。

　　这一组态的典型案例有:重庆、江西。以重庆为例，据重庆市人民政府网报道，2019年重庆实际利用外资约103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23亿美元左右，居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前列，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际利用外资51亿美元左右，占全市近一半的比重。随着外商投资的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流入重庆。同时，受到湖北、湖南等高创新省份新技术流入的影响，该市绿色创新资源不断丰富。由于外部创新资源的输入，企业绿色创新积极性不断提高并投入大量研发资源，重庆的绿色创新发展态势越来越好。《2019年重庆市外商投资环境测评报告》显示，2019年重庆在基础生态建设、市场经济环境、政府及公共部门服务环境、居民生活环境方面的绝大多数指标连续四年呈现稳定并略有上升趋势，实现经济与生态效益的有效结合。

　　②政策依赖型。这一类型包括三个子模式(C2a、C2b1和C2b2)，三种模式都强调环境规制的重要性。其中，C2b1和C2b2的核心存在条件包括政府研发资助、环境规制以及企业研发投入，同时还强调企业环保意愿以及来自外部的研发资源投入(FDI或者省际技术溢出)作为辅助条件存在;C2a的核心存在条件包括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投入，同时还强调政府研发资助、FDI以及省际技术溢出等外部研发资源投入与媒体监督作为辅助条件共同存在。此类模式表明，当企业一方面受到来自政府的环境规制，另一方面又受到政府创新补助时，只要企业能够获得创新资源就易于产生高绿色创新水平。由此可见，政府的“双重外部性”行为会对企业的绿色创新的发展造成重要的影响。政策依赖型模式中，媒体监督与绿色环保意愿具有明显的互补关系，这说明在环保意识较高的地区，媒体对企业行为的监督作用并不显著。但是，在环保意识薄弱地区，需要通过媒体的作用把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理念变成工业企业的潜意识和自觉行为。

　　这一组态的典型案例有:湖北、北京。以湖北为例，工业企业是湖北省经济支柱产业且绿色创新水平较高，这与湖北省政府的创新政策密不可分。Hu，Liu的研究表明，监管政策对湖北省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同时政府的研发补贴在企业引入绿色技术方面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5］。虽然湖北省工业企业的环保意识并不高，但近年来湖北省有关环境方面的新闻报道数却位居全国前列，有效推动了工业企业对环境问题的重视。

　　③环保型。这一类型包括两个子模式(C3a和C3b)，核心条件都包括环保意愿。两个构型表明无论是否受到环境监管，只要企业具有环保意识且具有充足的创新资源，企业就会取得高绿色创新水平。创新资源的来源可以是企业自身的投入、政府的研发资助以及FDI的组合，也可以是省际研发技术的溢出。外来资源的流入除了缓解企业研发资源的短缺，同时伴随着先进技术的引入，还能形成一股绿色创新风潮，增强企业进行绿色发展的积极性。由于环保意愿大，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获得更高水平的技术并拥有更多专利，从而实现更高的技术创新效率。该模式下，环境规制的作用并不显著，这是由于企业具有环保意愿，因此，并不需要外在的环境规制压力就能自觉加大绿色创新的力度。

　　这一组态的典型案例有:湖南、吉林。以湖南为例，湖南省是打响“城市绿色转型”战役的第一批省份。湖南省由于有许多老工业城市，所以，早在2007年就开始注重“绿色环保”的理念，试图将老工业城市往资源节约型城市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发展，逐渐向绿色城市转型。2016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建设生态强省的目标，同时也指出要通过完善绿色机制为生态强省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湖南是农业大省，产业结构均衡发展，为了保护湖南山水资源和物种资源，各个产业都拥有很强的生态保护意识。同时，由于湖南省位于我国中部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且其邻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以致湖南省受到其他各省市技术溢出程度较高，最终促进其绿色技术的发展，实现经济与生态效益的双丰收。

　　4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30个省市作为样本研究，从资源驱动、外部压力以及环保意识等3个层面出发，运用组态思维和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整合上述3个层面7个前因条件，总结出高绿色创新水平的因果复杂机制包括三类:资源推动型、政策依赖型和环保型。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资源是绿色创新发展活动的重要保障，丰富的创新资源对高绿色创新水平起到关键作用;对于企业高绿色创新投入以及政府扶持力度大的地区，环境规制是提升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条件，通过政府部门对绿色创新活动的政策支持以及有效引导，能够达到扶持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目的;对于企业自身绿色环保意识较强的地区，省际研发技术溢出或者外商投资的数量是影响当地企业绿色创新的主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规制对此类区域的企业作用并不显著。

　　在实践层面，对政府政策、媒体监督与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如下启示:第一，基于我国不同区域创新资源分布不均匀以及企业环保意愿的差距较大的事实，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以及区域特色采取与本地情况相匹配的模式提高绿色创新水平;第二，在各区域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转变发展模式、调整发展路径灵活促进本地绿色创新水平;第三，对于企业绿色环保意识较弱的地区，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政府及媒体的适当施压从而有效提高绿色创新的水平。

　　本研究提出的绿色创新水平前因构型存在以下局限:首先，影响绿色创新水平的创新资源要素不仅包括不同渠道的经费投入，还包括人员投入及无形资源投入等;其次，本研究只针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展开分析，除了工业企业，其他产业也是绿色创新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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