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形式推动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发展，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实现税收大数据的综合管理，构建现代化管理系统，对企业投资及生产经营产生深远的影响。金融行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发展是目前企业发展中存在的较为显著的现象。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金融化发展产生的影响，了解其主要作用机制，对企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了解企业金融化发展态势，通过多期双重差的方式对企业金融的具体变化及影响进行论证，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发展可以有效缓解非金融企业出现的金融化发展现状。

　　关键词：税收征管数字化；企业金融化；多期双重差；机制

　　企业金融资产比例的攀高，会增加企业经营风险，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在金融资产自身风险特性的影响下会出现企业财务风险隐患，严重的甚至出现股票崩盘等问题。对此，实体经济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实践中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税收数字化工程的提升、建设以及应用，对企业金融化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也是目前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一、我国数字经济与企业金融化发展现状

　　数字经济发展，企业推动数字转型，在税收征管数字化发展中企业积极转型，符合市场发展趋势，更加容易获得较低的融资约束。而外部的融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对内部资金的过度依赖。我国数字经济在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绩。根据数据显示，自2016年，我国财税科技行业规模为233亿元，在2020年出现短暂的回落；但是2021年市场规模达到372.6亿元，增长率为10.8%。目前，财务市场规模呈现较高的增长率，预计在2025年，总规模将会高达702亿元，总增长率为16.2%。

　　企业金融化就是企业在发展中将自身的金融资源转化为主营业务模式的一种投资方式，这样可以提高企业资产的整体流动及投资，达到增强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目的。但是企业金融化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经营管理的风险。早在2013年，我国非金融企业已经呈现金融化发展的状态，2015年，企业金融投资率为32%，在2019年，我国非金融企业总资产为271.8万亿元，货币资产占比5.9%；证券投资占比2.7%；其他投资占比2.4%。2022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579 556亿元，增长4.9%。固定资产投资共有572 138亿元，同比增长5.1%。

　　由此可见，企业金融化发展对企业的发展存在严重的影响，而税收征管数字化在不同程度上对企业金融化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为了规避企业金融化风险，政府主要通过金融监管及控制风险、鼓励创新等方式进行引导，同时，企业也要综合政府要求，基于实际状况合理整合金融资源，强化风险控制，这样才可以避免出现过度金融化的问题[1]。

　　二、税收征管数字化发展的逻辑及主要目的

　　（一）税收征管数字化发展逻辑分析

　　数字经济活动是一种在现代数字手段的支持下，融合传统经济及数字技术手段，通过分析企业各项信息数据活动，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进行推广及销售的经济活动模式。分析数字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了解其重点，可以实现税收征管及数字化的融合。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重视数字化转型发展，随着数字经济企业类型的增多，税基也呈现扩大的发展态势，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进行税收征管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具体而言，通过数字化方式进行处理，可以有效减少税基侵蚀性影响，达到增加税收收入的目的。而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规范数字经济的持续性发展。相对来说，我国税收征管存在传统与数字企业不平衡等问题，这样会出现税负差距等现象，继而出现市场失衡等诸多问题。税负数字化管理可以提高管理质效，有利于市场秩序的维护及建设，从而实现税收公平化发展。而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中，制定完善的税收数字化管理模式则可以争取更多的国际税收话语权[2]。

　　在企业与银行等机构开展合作的时候，可以将政府补贴作为一种隐形的担保机制，达到降低风险评估、缓解企业信贷约束的功能。通过数字化发展可以实现信息数据的综合处理，在标准化建设及数据处理中，可以在提高企业信息利用综合效率的同时，提高企业信息数据共享能力，充分增强企业信息挖掘及处理的综合能力。这有利于企业实现科学决策，进而降低经营风险，达到提高生产经营质效的目的。

　　（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企业在金融化发展中主要受到实体企业利润率下降的影响，而企业为了提高利润水平，通常会在金融行业中投入更多的资金。企业为了实现价值的最大化或者促进价值最大化的发展，会通过金融化的方式获得更高的利润。而企业经营目标短期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投资，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3]。

　　税收数字化工程的建设及发展，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进行信息收集和整理，实现对各项信息数据的整合及综合分析，影响力较为广泛。通过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可以有效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达到提高综合治理能力的目的。而在税收征管的外部监督机制的影响下，则可以有效完善企业内部治理，降低风险。

　　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进行处理，可以提高企业信息管理的透明度，有效缓解各种代理问题，在数字化税收管理的支持下可以强化企业账目核查，有利于控制避税等行为的出现。而且，通过数字技术进行综合分析，在提高信息数据公开性及透明度的同时，还可以提高会计信息处理质效，继而降低企业避税空间。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实现数字化避税管理，推动提高管理理念。在现代治理及管理模式的影响下，强化监管对企业长期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三、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假设

　　假设一：税收征管数字化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

　　研究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及企业金融化发现，在数字化发展中，现金流及管理两个方面影响企业金融化。

　　虽然可以通过金融资产收益的方式达到充盈现金流的目的，但是金融资产是避税重点，在数字化税收征管管理中会增加金融资产收益的全面监管难度，这样就会增加税收，降低企业金融资产的整体回报率，直接限制企业在避税管理中出现的金融资产配置的问题，继而降低企业金融化程度[4]。

　　假设二：税收征管数字化控制层机会主义行为。

　　当管理层的利益与企业长期发展利益出现冲突时，管理层通过薪酬操纵等方式进行调整，而金融资金具有流通快的特征，整体收益较高，这样可以有效满足管理层的实际需求。在公司管理中，管理层中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企业金融化水平呈现上升的变化。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系统监督，实现对纳税及企业各项管理信息的实时性监控，有利于信息数据共享及补充完善，便于税收及金融监管工作的开展。而且，通过对企业各项信息的综合分析及梳理，了解具体状况，可以降低监管成本；并且通过纳税风险管理等方式，有效提高税收征管的综合能力。税收征管的数字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管理层中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

　　第一，提高监管效率，强化约束监督，可以限制部分管理人员在管理中为了提高短期利润而出现的金融资产配置的行为；第二，在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处理中实现企业信息数据的公开化、透明化，这样可以有效增强企业信息透明性，避免出现信息孤岛、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这样有利于实现长期目标，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

　　基于此，提出数字化征管方式可以起到增加企业现金流压力水平及限制管理层行为的作用，进而直接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

　　四、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金融化作用机制研究设计

　　（一）设计及分析

　　1.模型

　　根据银监会上市公司数据作为主要样本，对样本进行处理，通过自然实验的方式进行分析，利用多期样本数据分析DID的估计方法对税收数字化管理对企业金融化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双重差分模式一般形式如下。

　　yu=a+β(Gi*Dt)+β1Xu+ai+πt+εu；代入税收征管数字化及企业金融化等相关要素，获得模型如下。

　　financiali,t=a0+a1 Treatposti,t+a1 controls+δi+θi+εi,t

　　将企业当年及其以后解释变量数值设置为1，否则为0。在模型中主要通过i、t表示企业及年份时间，通过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企业金融化通过financial进行表示；Treatpost表示的是税收征管数字化。本文假设a1显著为负，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降低企业金融化问题[5]。

　　2.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分析各项变量信息，总结描述性统计结构，可以确定企业金融化水平平均参数为0.032 2，最小数值为0，而最大数值为0.972，通过分析可以确定企业的金融资金配置存在限制的差异性。大数据税收征管变量平均参数为0.393，表明数字化税收征管变量呈现分散性的特征，具有分批次开展变化。分析其他控制变量，分析描述性统计的信息可以发现，符合现有研究内容，在合理范围内。

　　3.基准回归分析

　　通过基准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基于企业固定效应及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综合回归融合企业层面上的相关控制变量，通过加入地区层面控制的相关变量参数，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相关参数分别在10%、5%以及15%的水平上呈现显著为负的变化，表明在税收数字化处理中，整体上企业的金融水平出现显著降低的变化，符合假设1的理论。

　　4.稳健性检验

　　通过多期DID方法进行分析，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对事件产生前的不具有系统性差异进行综合分析，了解其具体的变化趋势，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有效性，构建虚拟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实验组与对照组符合平行趋势假设的基本要求，其中前期数据在企业金融化回归检验中系数不显著[6]。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图发现，在数字化实施的前几期，年度虚拟变量尚未出现显著的变化，两组不具有系统性差异，可以满足平行趋势检验需求。在第三期之后，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实验组企业中的金融化水平呈现显著为负的变化，整体下降趋势显著，验证了限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符合假设。

　　（二）作用机制研究

　　分析数字化对企业金融化产生的作用机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化的检验分析。

　　1.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现金流产生的影响

　　总体上来说，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发展有效增强了政府的税收征管综合能力，实际上直接增加了企业在发展中税负的现金流支出。企业在此种模式下，受到税收征管能力的影响也逐渐由金融资产收益充盈状态转变为减少的状态，可以说在整体上直接压缩了企业现金流。企业出现现金流减少的现象会影响企业金融资产的投资。将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参数作为代理变量，分析产生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在模型中主要通过i、t表示企业及年份时间；企业现金流主要通过cffo表示；通过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企业金融化通过financial进行表示；Treatpost表示的是税收征管数字化；其中cffoi,t属于中介变量参数。通过分析回归结果可以反应检验结果，其中回归系数呈现为负但是并不显著。为了检验模型稳健性，通过Bootstrap进行重复性的抽样处理，可以构建置信区间，参数为95%，如果在检验中区间不包括0，表明可以拒绝系数为0的原假设，整体上来说系数呈显著性，存在中介效应。通过验证可以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模式在应用中可以压缩企业的现金流，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压力。这样会降低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制约企业金融化水平，符合假设理论。因此，税收征管数字化模式在实践中主要就是通过对企业现金流进行压缩的方式，增强企业存在的现金流压力。这样不利于企业各项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也不利于金融化水平的提高[7]。

　　2.税收征管数字化影响企业管理层机会主义

　　大数据税收征管措施的应用，强化政府外部的监督管理能力，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可以提高企业对经营绩效的重视程度，缓解企业的短期目标化问题，同时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通过高管平均薪酬系统对管理层中存在的机会主义进行衡量分析，也就是说高管平均薪酬是总薪酬除以管理层规模所得结果，在分析中将管理层规模定位分析，而通过数据分析则可以发现机会主义对高管的平均薪酬产生直接影响。在处理中可以将高管的平均薪酬作为中介变量，构建效应模型，进行行为影响检验分析。通过分析回归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有效凸显自身外部监督管理的职能，控制机会主义的相关行为。研究说明在数字化管理中金融化影响具有中介效应，通过稳健性检验，可以确定数字化税收征管会限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企业金融化，符合假设理论。

　　3.结论

　　基于政府税收角度进行分析，探究数字化征管模式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产生的影响，通过自然实验的方式进行检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符合平行趋势假设的要求下，数字化的税收征管会直接降低企业金融化的整体水平，数字化税收征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企业现金流，降低企业投资及出售相关金融资产。同时，在数字化技术手段的支持下，有效提高企业信息透明程度，能够在避免信息孤岛及不对称等问题的同时，避免出现管理层的机会主义等现象，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8]。

　　五、结语

　　税收征管数字化发展可以提高信息数据收集质量，通过分析涉税信息与数据，有利于税务工作的优化及改进，充分凸显大数据平台的价值。同时，在新经济时代通过现代化技术手段进行处理，可以整合多种信息数据，金融资金避税如果不明晰则会诱发各种避税问题，政府及相关部门则要综合实际状况制定完善结构，明确具体纳税的责任及义务。通过信息化的方式进行处理，构建纳税大数据管理平台，可以有效增强企业信息透明性，为在实践中制定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奠定基础，有效解决代理等现实问题的出现。因此，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非金融企业出现的金融化问题，通过数字化方式进行处理，实现信息透明化管理，有效降低各种问题，对企业投资及经营管理具有积极影响。非金融企业在发展中要积极响应国家及政府的相关政策手段，推动自身数字化建设，优化内部管理及控制，切实推动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白世杰．数字化转型、柔性税收征管与企业创新能力［J］.财会通讯，2023（22）：32-37.

　　［2］王锐．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助力沈阳振兴新突破——企业税收征管研究［C］//第二十届沈阳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三等奖论文，2023-10，沈阳：［出版社不详］，2023：385-389.

　　［3］牛彪，于林希，尹琪，等．数字化税收征管能降低财务舞弊风险吗——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J］．现代管理科学，2023（5）：62-69.

　　［4］席卫群，杨青瑜．产业数字化对地区税收收入的影响研究［J］．当代财经，2024（1）：46-58.

　　［5］王守海，孙晓程，刘烨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兼论数字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7（5）：123-135.

　　［6］尹可，林洁茹．数字经济的税收征管问题研究［J］．中国市场，2023（25）：189-192.

　　［7］王涛，王建新．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治理效应分析视角［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3，43（9）：71-88.

　　［8］张佑义，田发．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J］．财会研究，2023（3）：2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