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研究了经济地位、社会公平感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具有倒U型关系，即经济地位具有幸福拐点，社会公平感知在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倒U型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经济发展程度未改变倒U型关系。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论表明追求适度的经济地位将有较佳的幸福感水平，加强社会的公平环境建设，更有利于欠发达地区提升居民幸福感。

　　关键词：经济地位；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知；倒U型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幸福感是否也相应提升呢？这是一个面对中国经济奇迹一直要回答的论题。居民的幸福感不能单从经济发展角度衡量，需要多维度的考量才能挖掘经济发展的幸福效应。故而，经济发展引起收入增加和经济地位提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一直是幸福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对于经济发展是否引起幸福感相应提升的疑问，Easterlin认为在短期内个人收入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个国家的富人在特定的时间点比穷人更幸福，但长期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增加人们的整体幸福感，而该现象也被学界称为“伊斯特林悖论”[1]。

　　基于此，本文的主要创新为：第一，本文梳理了经济地位水平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以及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第二，验证了经济地位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倒U型关系以及社会公平感知在这一关系中的部分中介作用，对中国的“伊斯特林悖论”存在机制作出解释。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经济地位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对个人或家庭经济实力的综合评价，同时具有一定的社会比较。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幸福感越高[2]，同时社会地位对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但社会经济地位对幸福感的影响，在年龄、职业、城乡等方面存在差异[4]。但经济地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个“度”，即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增强主观幸福感，但达到某一水平时源于边际效应递减、个体不平等厌恶程度等造成主观幸福感下降。

　　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人们的社会公平感知也会不断演变。不同经济地位的群体源于相对差距而感到差异性的社会公平。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的差距逐渐拉大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不公平感，低收入群体将认为社会具有较为严重的冲突和不平等情况，对社会整体的公平感知较差。但一些处于发展劣势的人选择相信相对差距的存在合理性，并以此激励自己更加努力。同时有研究表明随着财富的积累，人们的货币期望会不断增加，自私倾向也会不断增加，公平感知会越差。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经济地位很高的人将到达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两个层次，这一群体中一部分会因为无法得到尊重和实现相应的社会价值而感到不满；一部分可能会因为有更大可能认识到社会中的偏见与歧视，而更具有批判性甚至“左派”的态度，进而导致社会公平感知较差。经济地位处于中等及以上的群体，社会公平评价普遍较高[5]。个人通过自我发展或是其他途径不断提升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个人需求的满足程度也会随之增加，对社会公平状态的感知就越清晰，个人的社会公平感知越好，其生活的满意度越高，同时具有强烈公平感知的人要比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更幸福[6]。公平感不仅可以提升居民幸福感，还可以通过降低机会不均等增强幸福感[7]。因此认为社会越公平，幸福感越高。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合理的财富追求形成较为合适的经济地位，会获得最佳的主观幸福感，即存在幸福拐点。经济地位的提高，与此相匹配的社会公平感知将呈现一种非线性的起伏变化。由此，经济地位和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且通过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影响社会公平感知，并通过社会公平感知的中介作用影响主观幸福感。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幸福感会随经济地位提升而不断增强，但达到某一水平时，幸福感不再上升，相反一旦经济地位提升，幸福感将下降。

　　H2：社会公平感知对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倒U型关系具有中介效应。居民的经济地位通过倒U型曲线效应影响社会公平感知，进而影响了幸福感。

　　三、研究数据与模型设定

　　（一）研究数据

　　本文数据采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联合全国各学术机构共同完成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7），去除经济地位、社会公平感知与主观幸福感的缺失值，得到12 411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中的被解释变量是主观幸福感（SWB）。根据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回答问卷中“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问题。

　　2.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经济地位（ES）。用“家庭经济状况”来表征个人的经济地位，既能清晰分析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能探索个人处于不同社会相对位置主观幸福感的变化。

　　中介变量：社会公平感知（FAIR）。依据上文，社会公平感知是衡量人们对于劳动付出、市场回报、社会流动性之间的社会公平状态的主观感受。

　　3.控制变量

　　为细致研究经济地位与社会公平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避免内生性问题，特引入以下控制变量。个体特征：选取城乡（urban）、教育程度（edu）以及就业状况（employ）；家庭状况：选取婚姻状态（marry）、住房状况（house）以及是否有私家车（car）；社会环境：选取社会信任（trust）、社交频繁程度（sif）。

　　（三）基本模型设定

　　借鉴陈钊等研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时构建的计量模型[8]，采用模型（1）验证经济地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基准模型如下。

　　式中：SWB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ES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个体的经济地位水平；CON为其他相应的控制变量；ε为模型残差项。

　　本文对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均采取离散的排序形式，宜使用Ordered Probit或Ordered Logit模型。鉴于相关研究发现，采用有序离散选择模型（Ordered Probit/Logit）与采用OLS得到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没有明显差异[9]。故本文主要采用OLS模型，并采用有序Probit模型作为稳健性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经济地位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非线性检验

　　在表1中，模型1引入了经济地位，研究经济地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体的经济地位会显著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继续检验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模型2的基础回归中加入经济地位的平方项。回归结果如表1模型2，居民经济地位的系数为0.540，其平方项的系数为-0.063，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居民经济地位与自身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计算可得倒U型曲线的拐点为4.3，即当经济地位处于“高于平均水平”之下，个人经济地位提升有利于增强主观幸福感；一旦超过拐点，经济地位上升会降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

　　（二）经济地位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传导机制检验

　　为了更好地验证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倒U型曲线关系影响社会公平感知，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表1模型3检验了经济地位对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体的经济地位会显著提升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继续检验经济地位与社会公平感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模型4中加入了经济地位的平方项，结果显示经济地位的系数为0.322，其平方项系数为-0.033，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经济地位与社会公平感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根据研究，表1模型1—4说明社会公平感知对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倒U型关系具有中介效应。居民的经济地位通过倒U型曲线效应影响社会公平感知，进而影响了幸福感。由此假说2得到验证。

　　（三）进一步分析：异质性讨论

　　根据居民所在的地区和城乡特征对样本进行划分，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东中西部的居民均呈现出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倒U型关系。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经济地位对幸福感的正效应逐渐上升，即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地位对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明显。表2（4）（5）列报告了城乡居民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估计结果。无论城市亦是农村，经济地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但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其经济地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要高于农村。

　　（四）稳健性检验

　　1.倒U型关系检验

　　前文的实证研究验证了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倒U型关系，且社会公平感知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但目前对于该倒U型关系的检验较为欠缺，为保证实证研究的稳健可靠，本文采用Lind等开发的utest检验命令[10]。该命令的假设如下。

　　H1：函数为倒U型。H0：函数单调或为U型。从检验结果来看（受篇幅所限，结果未展现，留存备索），p值等于0.027，经济地位与幸福感的倒U型关系是存在的，且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拐点为4.26，且拐点存在的95%水平上的费勒置信区间为[3.88，5.01]，这表明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倒U型关系是稳健的。当加入中介变量社会公平感知后，拐点为6.81，在95%水平费勒置信区间为[5.54，9.38]，表明社会公平感知改善了最优的经济地位水平，而这与前文回归结果一致。

　　2.有序Probit模型估计

　　本文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与核心解释变量具有有序特征，为使实证研究更稳健可靠，将进一步采用有序Probit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第（6）列，采用有序Probit估计，经济地位的一次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经济地位的二次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与OLS估计一致，均反映了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倒U型关系。因此上文采用OLS估计的回归结果较为稳健可靠。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随着伊斯特林提出“伊斯特林悖论”以来，经济增长、收入增加、地位提升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较为模糊的，是一个值得回答和研究的议题。本文提出社会公平感知可能在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并采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7），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地位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一关系表明，诸如收入的快速提升等，其带来的经济地位提高并没有扩大财富的幸福效应，故而居民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不能只局限于财富追逐，也不能就经济地位高低判断幸福水平。第二，经济地位通过倒U型的关系影响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知，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有力地揭示了经济地位到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非线性传导路径，突破了现有认识，凸显了社会公平感知在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黑箱”作用。第三，无论是地区发展差异亦是城乡发展差异，并没有显著拒绝该倒U型关系，也从另一个角度对“伊斯特林悖论”做出回应，即经济发展并未导致居民的幸福感提升，一个可能即是社会公平感知的异质性影响了收入的效应。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经济地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但对于整体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言，幸福拐点仍未达到，提高经济地位水平仍是一个重要方向。但不可强求经济地位的提升，应提倡正确的财富观、金钱观。同时加强社会公平环境建设，尤其加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公平环境建设，还要加强城乡之间的流动，增加居民的福利投入，提升城乡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知，也应加强对高经济地位居民幸福观的引导建设，要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提升社区内的社交活动水平，营造和善、友信的社会氛围，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财富的幸福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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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刘志侃，程利娜.家庭经济地位、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19，35（17）:96-100.

　　［3］朱晓文，刘珈彤.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路径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9（6）:106-115.

　　［4］郭铖.贫困农民经济地位、社会互动与幸福感——以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20（2）:153-159.

　　［5］杨晶，孙飞，申云.收入不平等会剥夺农民幸福感吗——基于社会资本调节效应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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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马红鸽，席恒.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与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J］.社会保障研究，2020（1）:86-98.

　　［8］陈钊，徐彤，刘晓峰.户籍身份、示范效应与居民幸福感:来自上海和深圳社区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2，35（4）:7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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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LIND J T，MEHLUM H.With or without U?The appropriate test for a U‐shaped relationship［J］.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10，72（1）:109-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