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社会学视角下文学作品多译本比较研究 ——— 以《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例论文

2024-01-27 10:21:28 来源: 作者:liyuan
摘要:社会翻译学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成为翻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核心———“场域”“惯习”和“资本”为视域,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巫宁坤和邓若虚译本进行比较,阐释了两译本差异背后的原因,以期为同类型的翻译比较提供新的思路。
摘要:社会翻译学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成为翻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核心———“场域”“惯习”和“资本”为视域,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巫宁坤和邓若虚译本进行比较,阐释了两译本差异背后的原因,以期为同类型的翻译比较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社会翻译学;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邓若虚
Abstract:Social translatology has attracted much mor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become a new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ology.Taking“field”“habitus”and“capital”,the core of Bourdieu's sociological theory,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this paper compares Wu Ningkun's translation of The Great Gatsby with Deng Ruoxu's translation,explain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comparison of the same type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social translatology;The Great Gatsby;Wu Ningkun;Deng Ruoxu
一、引言
近年来,社会翻译学这一新兴视角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霍姆斯首次提出了社会翻译学的概念[1]。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将社会学的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中,将翻译研究放到社会文化这个大背景中,其中被引用最广泛的便是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于1925年出版的一部中篇小说。目前,该小说的中译本有很多种,文章将选取巫宁坤的译本和邓若虚的译本进行比较分析。巫宁坤(1920—2019),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译本最早问世于1980年;邓若虚(1988—),作家、编辑,邓译本在2012年第一次出版。文章将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译本中选取相关实例,结合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对两译本中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同类型文本的译本比较有所帮助。
二、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与翻译研究
皮埃尔·布迪厄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其社会学理论术语中场域、惯习和资本的内涵概念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植入翻译研究领域。
(一)场域与翻译研究
场域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2]。不同的场域间相互独立,且分别拥有独特的法则,并对其中的参与者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翻译学场域,译者便是其中的参与者,该场域内的规则无疑会对其中译者的翻译造成影响。当翻译场域发生变化,对译者造成的影响也在变化,这或许就是不同时期的译本存在差异的原因。
(二)惯习和翻译研究
如果说场域讨论的是外界环境,那么惯习讨论的就是其中的参与者。参与者作为能动的个体也在影响着场域的规则。翻译场域内,场域规则作为影响译者翻译的外部因素,那么惯习就是内部因素。“从译者自身的角度看,总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会雄踞在他的心中,驱动着他以一种自认为是最具合理性的行为方式处置种种的翻译选择[3]”。这种“内在的力量”或许来源于译者自身的性格、经历等,进而影响到译本的内容。
(三)资本和翻译研究
在同一个场域中,参与者的地位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这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资本”不同。一个参与者所拥有的资本越多,在该场域内也就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在具体的翻译学场域,资本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译者的学识、受教育的经历、有关头衔等都会对其译作产生影响。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场域”“惯习”和“资本”等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影响着参与者的行为和实践。对等到翻译学领域,这三方面的因素也会对译者的文本共同作用,影响着译本的形成。
三、译本对比分析
巫译本和邓译本相隔了三十年的时间,且因为译者所处年代、社会身份及生活经历的不同,两个译本在翻译策略、语言等方面上有着明显差异,笔者将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对比分析。
(一)场域对译本的影响
文章中场域因素主要指所处时代背景差异的影响,体现在译本的翻译策略和用词两个方面。
1.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例1:frequently I have feigned sleep,preoccu-pation,or a hostile levity when I realized by some un-mistakable sign that an intimate revelation was quivering on the horizon[4].
巫译:每逢我根据某种明白无误的迹象看出又有一次倾诉衷情在地平线上喷薄欲出时,我往往假装睡觉,假装心不在焉,或者假装出不怀好意的轻佻态度[5]。
邓译:每当有准确的迹象让我意识到,有人又要吐露心声时,我就假装睡觉,假装心不在焉,或者装出很不友好、玩世不恭的样子[6]。
该句中将倾诉的欲望描述为“即将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突出紧迫感。在两种译文的处理上,巫译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保留了源语的意象,甚至某种程度上舍弃了通顺易懂的标准;而邓译则舍弃了原文意象以追求译本的通顺。两个译本在翻译策略上的不同一部分要归结于译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巫译本的时间是1980年,当时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人们可以接触到的国外的文学作品少之又少,群众的精神生活匮乏;且当时的中国文学也迫切需要新的东西来促进发展,译者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也是时代所需。而邓译的时间是2012年,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译本翻译也变为更多以译入语和译入语读者为主,以让读者真正理解作者的主要目的,因此邓译以意译为主,追求语言的通顺。
2.对翻译用词的影响
例2:It was Gatsby's mansion.Or,rather,as I did not know Mr.Gatsby,it was a mansion inhabited by a gentleman of that name.
巫译:这是盖茨比的公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位姓盖茨比的阔人所住的公馆,因为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
邓译:这是盖茨比的宅邸。不过我当时还不认识盖茨比,所以或许应该说:这是一位姓盖茨比的绅士的宅邸。
源文本中“gentleman”是对盖茨比身份的修饰,巫译将其翻译为“阔人”,这是极具年代感的词语,是中国对有钱人的旧称,如今已经很少去用这个词,且在西方小说中运用如此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在如今看来是很奇怪的,但如果结合当时80年代的时代背景,也就可以理解了。除了该例子以外,巫译本中还有类似于“拉呱”“红艳发光的脸”这类具有时代感的词;而邓译将该词译为“绅士”,该词是自中西方文化交往以来,由“gentleman”意译过来的,对当代读者来说很熟悉,更易于为当代读者所接受。
(二)惯习对译者翻译选择的影响
译者惯习包含多个方面,其对译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翻译策略、用词和句式三个方面。
1.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例3:He came alive to me,delivered suddenly from the womb of his purposeless splendour.
巫译:盖茨比在我眼里有了生命,忽然之间从他那子宫般的毫无目的的豪华里分娩了出来。
邓译:在我心里,盖茨比似乎从他那空虚的奢华中降生,有了生命。
在此句话的最后一个小句,巫译几乎采取了字对字的直译,将“womb”在该语境下直译为“子宫”;而邓译中,将“womb”的意象做了删减,将“purpose-less”意译为“空虚的”来搭配“splendour”一词。在前文提到了译者的翻译策略会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其实译者本身的某些倾向也会影响其翻译策略。巫宁坤曾这样评价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的风格凝练而富有浓郁的抒情气息。这在美国现代小说家中是自成一格的[7]。”由此可见,巫宁坤本人对菲茨杰拉德的语言是极其欣赏的;因此在翻译时采用直译也是对源语的尊重和欣赏。邓若虚作为作家,不同于学院派的翻译,写作过程中自然更追求文本的流畅自然,以准确传达句意为根本目的,这种写作习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翻译的文字和表达。
2.对翻译用词的影响
例4:His speaking voice,a gruff husky tenor,added to the impression of fractiousness he conveyed.
巫译:他说话的声音,又粗又大的男高音,增添了他给人的性情暴戾的印象。
邓译:他的嗓音粗鲁而沙哑,更加深了他给人留下的暴躁印象。
对该句中“fractiousness”一词,巫译和邓译分别翻译成了“暴戾”和“暴躁”,这两个词在词意上都贴近源语,但“暴戾”的程度明显高于“暴躁”。通过两个译本的对比也可以发现巫译用词更有冲击性,而邓译则更平和。这与两位译者的经历和性格有关。巫宁坤译者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由于自身所经历的苦难,他能对书中盖茨比的经历有更深的感悟,语言上更尖锐,更贴近原文语言的起伏感;而邓若虚作为年轻一代的女性作家,曾在接受访谈时这样描述自身的性格和写作风格:“我过于沉湎于个人世界,很敏感,所以作品也有喃喃自语的痕迹,这也是我一直热衷于心理描写的原因。我的作品表现出来的基本也是这样[8]。”该译者自身内敛的性格、较浅的生活阅历都决定着其文字更倾向于柔和。
3.对翻译句式的影响
例5:With enchanting murmurs Daisy admired this aspect or that of the feudal silhouette against the sky.
巫译:黛西望着那衬在天空的中世纪城堡的黑黝黝的轮廓,用她那迷人的低语赞不绝口。
邓译:黛西用她迷人的低语称赞这眼前的一切,称赞天空映衬下中世纪建筑的轮廓。
此句话在巫译中出现了三个的连用的句式,是较为典型的欧化句式;邓译中则遵循了中文的句式规则,同时为了追求句式的通顺省略了“silhouette”一词中“dark”或者“dim”这一语义特征。两种译本句式上的不同也与两位译者的经历有关。巫宁坤有长期的海外学习和实践经历:1943年为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担任翻译;1946年在曼彻斯特学院学习英美美学;1948年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这些经历令其对英文的表达习惯有更高的包容度和接受度。而邓若虚作为一个作家,句式通顺,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是基本的职业要求,这种习惯自然会带入到翻译的语言中。
(三)资本对译者翻译选择的影响
文章所比较的两个译本所处的时代差异较大,对两者的社会地位、社会头衔等无法做出客观的比较,所以主要分析两者的翻译经验、教育背景对翻译选择的影响。
例6:Now he was a sturdy straw-haired man of thirty with a rather hard mouth and a supercilious manner.
巫译:现在他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健壮,头发稻草色,嘴边略带狠相,举止高傲。
邓译:如今三十多岁的他,身体健硕,头发呈稻草色,唇角坚毅,举止高傲。
本句话在原文中是对角色汤姆的外在形象描写,汤姆在该部作品中是典型的负面形象。对“hard mouth”这一短语,巫译处理为“嘴边略带狠相”,既符合源语词意又贴近该人物形象,暗示了该角色的负面特征,处理得非常巧妙;邓译处理为“嘴角坚毅”,虽然也贴近源语词意,但容易对读者造成错误暗示,与人物形象有所偏离。不同的处理来源于两位译者不对等的翻译经验、知识积累。巫宁坤深谙英美文学,能够对英汉两种语言有更精准的把握,且在翻译此部作品前已经有了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而邓若虚更专注于作家的身份,缺少相关的背景知识积累和翻译训练及实践,且当时生活阅历还较浅,对语言的把握还不够精准。
四、总结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巫译本整体倾向于直译,句式上也贴近源语,存在句式欧化现象,这也是会让读者觉得不够通顺,有翻译腔的原因;语言用词更有力量,贴合原文的起伏感;但对现代读者来说有些词语的时代感较重;整体上对全文的人物性格、情感基调把握很精准。邓译本则整体上倾向于意译,句式通顺,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用词较为平缓柔和,有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对同一文本来说,不同译者的不同翻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布迪厄以“场域”“惯习”“资本”为核心的社会学理论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去诠释这种合理性。文章中,“场域”因素下不同的时代背景、“惯习”因素下译者自身倾向和“资本”因素下翻译经验都对译者的翻译策略、用词等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翻译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命题,还需要更多学者的共同努力研究。
参考文献:
[1]Holmes J S.Translated!—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C].Amsterdam:Rodopi Press,1988.
[2]Bourdieu P.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3.
[3]屠国元.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视阈中的译者主体性———近代翻译家马君武个案研究[J].中国翻译,2015(2):31-36.
[4]Fitzgerald F S.The Great Gatsby[M].NewYork:Bantam Books,1974.
[5]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巫宁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6]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邓若虚,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2.
[7]巫宁坤.菲茨杰拉德小说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8]陈平.80后作家访谈录Ⅱ[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