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愈加突出，究其原因，除了未成年人自身身心发 育失衡、家庭管教监护缺失等原因以外，还有学校法治教育薄弱、社会环境失序等多重诱因。为了 矫正未成年人不良行为，解决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既要从内入手，依托数据分析预测与评估 改善系统， 锁定存在不良行为的未成年群体， 强化其责任感与道德感， 促进其身心协调发展； 又要从外发力， 在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教育规制下， 有效改善未成年人不良势头、遏制犯罪低龄化问题。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成因,矫正

　　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社会行为。2023 年 6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显示，2020 年到 2022 年底，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数分别为 37681 人、55379 人、49070 人，受 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 54954 人、 73998 人、78467 人，总体呈上升趋势。由此看来，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形势愈加严峻。最近几年，在 未成年人犯罪中，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案件 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诸如 2018 年湖南益阳 12  岁小学生持刀杀母、2019 年湖南娄底 13 岁男生 捅死 12 岁同学、2019 年大连 13 岁男孩杀害 10 岁 邻居女孩并抛尸等等案件，不仅带来了极为恶劣 的社会影响，还反映了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 的持续发展。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未成 年人所能接触的外界事物远超人们想象，如何应 对和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成为一项时代命题。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与低龄化趋势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并被列为继吸毒、环境污染后的第三大公害。

　　从整体来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三大典型特 点，即犯罪主体的青少年化与低龄化、犯罪手段 的暴力化与专业化、犯罪分布的地域化与群体化。 其中，犯罪主体低龄化态势尤为明显，且犯罪手 段、方法等倾向暴力化、多样化，最高检统计数 据显示，从未成年人首次犯罪年龄来看，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未成年人犯罪的初始年龄比 70 年代提前了 2 到 3 岁，且这一态势仍在向更低年 龄蔓延［1］。

　　从犯罪学意义上讲，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是 十分严重的，低龄化意味着以后再犯率与累犯、 惯犯的比例会大幅增加。对于未成年人，特别是 低龄未成年人而言，在未成年期间实施犯罪，若 事后的社会管制与刑法管理措施跟不上，等到 其成年后可能会变成一种经验或背景，导致其再 犯，加上未成年人犯罪严重程度与人身危险性的 增加，一旦矫正跟不上，极易导致其由从犯转向 组织犯，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情况。从犯罪治理 来看，未成年人犯罪比成年人犯罪更为复杂，特 别对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而言，在观念上不能再 将此类犯罪视为“ 小儿科 ”， 而要理性审视未成 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的成因，贯彻宽严相济的治理原则 ，据此构建完善、系统的矫正体系［2］。 二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的成因分析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 会问题，是多方面、深层次原因综合的结果，既 有未成年人内在心智发育畸形的原因，亦有外在 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管控不足、诱因重重的影响。

　　（ 一 ）自身原因：身心发育失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国青少年儿童的生理发育水平总体上要比改 革开放前提高 1 至 2 年，加上大量网络信息的摄 入，有效加快了未成年人的智力发育。然而，与过 快的生理智力发育相比，未成年人心理却发展缓 慢，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发展速度跟不上 身体发育速度，身心发育失衡导致未成年人更易 冲动，有能力实施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却并不 了解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含义［3］。

　　（ 二 ）家庭原因：管教监护缺失

　　家庭管教监护缺失是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 另一主要原因，根据我国低龄未成年人涉罪案件 统计，很多为长期监护缺位的留守儿童，还有些 涉罪未成年人存在监护人怠于管教或管教方式不 当等问题。不良的家庭氛围会导致未成年人为逃 离家庭而过早踏入社会，受不良人员唆使或不良 风气影响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4］。

　　（三 ）学校原因：法治教育薄弱

　　低龄未成年人应属义务教育阶段群体，但根据检察机关统计，涉罪的低龄未成年人中学生仅 占 34* ，这反映了学校控辍保学工作的不到位。 此外，应试化教育模式下，很多学校一味追求高 升学率，素质教育未能满足现实要求，令部分学 生在学校无法感受到自信与温暖，继而催生逃离 校园的想法。加上很多学校并未开设专门的法治 课程，法治教育往往由思想品德教师兼任，甚至 以敷衍、应付的方法为主，无法保证青少年儿童 系统学习相关法律知识，更难以发挥预防学生违法犯罪的作用。

　　（四）社会原因：社会环境失序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这一阶段社会控制力度的减弱使得社会环境呈现 一定程度的失序状态。一方面，人口的频繁流动 造就了大批流动未成年人，他们面临着不能很好 地适应城市生活环境、不为城市教育体系接纳等诸多问题，由此产生的心理落差容易导致其对学 校产生抵触心理，继而导致越轨和犯罪行为的发 生；另一方面，虚荣、拜金、极端利己主义等不良 风气的盛行，容易造成低龄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 道德价值观，加上信息时代色情暴力等糟粕文化 充斥、少年司法制度的不甚完善、行业监管的漏 洞等诸多诱因，导致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逐 步加剧［5］。

　　三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的矫正路径

　　（ 一）加强数据分析预测，构建评估改善系统

　　为了有效应对低龄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失衡可 能引发的不良行为趋势，关键是引入大数据技术 支持，构建系统、完善的评估改善系统，从预防 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角度出发，通过数据分析 和预测，筛选已然存在不良行为的低龄群体，矫 正其不良行为，帮助其成长。一方面，要求有关 部门加快推进大数据平台建设，全面收集、整合 未成年人的性格特征、成长经历、家庭状况、教育 程度、日常行为表现等大数据，通过数据挖掘与 分析锁定问题未成年人，配合完善的社会调查制 度，定期走访调查问题未成年人在家庭、学校、 社区等的表现情况，重点观察其道德观念与行为 特征，包括能否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不良、对不良 行为是否有悔意等，以此作为矫正引导的参考依 据；另一方面，针对具有不良行为、过错行为的 低龄未成年人，要录入档案，并构建评估改善系 统，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评估对象的心理、行为等 进行长期跟踪考察，确定其改善良好后方可消除 记录。

　　（ 二 ）强调家庭陪伴教育，发挥家庭保障作用

　　社会控制理论强调，未成年人缺乏与社会的 有效联系，是其走向犯罪歧途的主要原因，而未 成年人与原生家庭之间的联系不足是导致其与 社会联系减弱的主要原因。家庭是未成年人人格 塑造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场域，和谐的家庭氛围 是未成年人，特别是低龄未成年人树立科学价值 观的基础。为了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 家长要提高个人道德修养与家庭责任感，既要在 日常生活中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怀与引导，教育 孩子明辨黑白是非，又要以身作则，在言行举止 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发挥表率作用，还要加 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与学校教师保持密切联 系，实时关注孩子成长动向，一旦发现孩子价值观偏差，必须配合教师予以纠正和引导，帮助孩 子形成健全的人格与良好的道德品质［6］。此外， 父母作为孩子的启蒙教师，理应营造良好的家庭 氛围，充分发挥家庭的保障作用，使家庭成为孩 子的“ 避风港 ”， 而非孩子努力逃离的地方。

　　（三）推动法治教育下沉，强化学生素质教育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态势增加了学校法治教 育的紧迫性，为了从小培养学生的法治素养，关 键是推动法治教育下沉到小学低年级段，在儿童 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之初就种下法律观念的“ 种 子 ”， 使之树立规则意识，做到守法守规则。一 方面，要在小学低年级介入法治教育，开设专门 的道德与法治课程，并配备专业的法治教师，构 建完善的法治教育体系，以小学生能够理解和接 受的方式，将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公平竞争、 融入社会共同体、尊崇公序良俗等基础内容教授 给学生，培养其自觉守法、依法解决问题的意识 与行为习惯，为其进入系统化的法治教育奠定基 础；另一方面，学校要广泛推进法制宣传活动， 通过校园橱窗、宣传栏等建设法治宣传阵地，并 定期举办“ 法律知识讲座 ”、开展“ 法律知识黑 板报比赛 ”“法律漫画展示大赛 ”等，鼓励学生 参与普法宣传，学习法律知识。此外，还要打破 传统“ 唯成绩论 ”的错误观念，积极推动素质教 育，严厉排查和打击校园欺凌，保障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7 ］。

　　（四 ）完善少年司法制度，加大社会规制力度

　　针对当前转型期社会环境失序可能造成的未 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加剧等情况，一方面，要 求社会承担起对流动未成年人、留守儿童、问题 青少年的关护责任，既要给予其帮助和温暖，避 免其仇视社会，不对生活失去信心，又要加强行 业监管，将容易引诱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场所与 未成年人隔离开来，还要净化网络空间，加大整 治网络不良信息、低俗文化的蔓延，并严格把控 游戏市场，审核游戏内容是否健康，规避隐形危 害，为未成年人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8］；另 一方面，要全面检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积极借 鉴国外优秀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情，以未 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和有利于其未来发展为基点来 设计制定刑事司法政策、诉讼制度与程序，构建 “ 宽容而不纵容 ”的少年司法制度［9］，同时因地 制宜推进司法转介，联合社会专业人员，加强低龄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观护帮教、综合救助与 教育矫正，通过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服务有机结 合 ，协同预防低龄未成年人犯罪。

　　综上所述，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虽然在总量   上有所下降，但在性质上却有恶化趋势，体现出   成人化、暴力化、团伙化、低龄化等特点，尤其   是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不仅有地域分布广   泛性的特征，且恶劣程度越来越高。我国法律对   于未成年人犯罪始终秉持着“ 教育、感化、挽救 ” 的方针，然而，随着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的   愈演愈烈，社会各界开始质疑这种政策是否是对   犯罪行为的纵容。面对质疑，我们应当清醒认识   到，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的出现有其深层次   的原因，并非简单的刑罚就能解决。与成年人相   比，未成年人对宏观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变化、微   观家庭结构的解体等要敏感得多，这种敏感性加   剧了社会压力对未成年人的影响。面对成因复杂   的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需要家庭、学校、社   会的多方协作与配合，构建一个全方位覆盖的矫   正体系，通过多管齐下，坚持“ 治早 ”“治小 ”，以此遏制不良势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徐爽，陈泽宇．犯罪“低龄化”趋势下青少年法治教 育新探［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0（5）：62-72 .

　　［2］  王牧，张远煌，叶青，等．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状 况与走向［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19（4）： 3-8 .

　　［3］  蒋旭东．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之思考［J］．延边党校 学报，2020，36（2）：53-57 .

　　［4］  黎民诚，庞忠琳，王荣．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 题、原因及对策—— 以 G 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 例［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3，38（2）： 112-118 .

　　［5］  陈璐璐．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低龄化原因分析及矫正 路径［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30（4）：84-89 .

　　［6］  全鹤阳．新时期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及对策研 究［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 （6）：49-53 .

　　［7］  甘圆方，倪婷．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的应对 ［J］．闽江学院学报，2022，43（6）：72-78 .

　　［8］  邬雨岑．犯罪低龄化的原因及其预防［J］．犯罪与改 造研究，2020（4）：2-9 .

　　［9］  张寒玉，王英．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之 制度建构与完善［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6（1）： 1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