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富有儒雅诗情的乾隆帝，对于奠定圆明园的整体风格起到关键作用。透过园林营构，他再现诗画意境、体验曲水流觞等文人雅趣，营造出一个不同于宫廷氛围的诗意化空间。在这里，他暂时摒弃帝王之尊而化身文士，于山水之间感受仁义之德、体悟生命真谛。圆明园已然成为乾隆帝自我生命体验与人格理想建构的试验场，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泼泼的生命个体对自我身份所作出的突破与尝试。

　　关键词:圆明园,文人,雅趣

　　园林，不仅是一个优雅惬意的居所和游览胜地，它也被赋予和蕴含着深厚的精神文化内涵。作为一座兼有“苑囿”和“宫廷”双重功能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一方面被赋予勤政、亲贤、重农、忠孝等政治伦理意识，另一方面，帝王们的个人精神气质、审美趣味、文化内涵等也会悄然影响着园林风格的整体走向。圆明园前后历经五代帝王经营修建，其中颇具文人气韵的乾隆皇帝，在圆明园的总体布局与风格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给这座旷世园林打上了自身不可磨灭的印记。鉴于此，本文立足文人雅趣视角，参照乾隆帝对圆明园的营建思路与相关园居活动，探讨圆明园景观文化内涵。

　　一、乾隆皇帝的博雅与才情

　　乾隆帝自幼研经习史，饱受汉文化濡染，曾系统学习《四书》《五经》以及宋儒性理诸书，朝夕吟诵中他学会了从四书五经体味生命哲理，从历代典籍感受帝王之道。青年弘历曾以书斋明志，曰“乐善堂”，取舜“乐取于人以为善”、后汉东平王“为善最乐”之意，他自己称，“于大舜之善与人间，虽有志而未逮，而东平王之为善最乐，则不敢不勉焉”[1]在圆明园内，建有各类书房、书屋、书轩、书院等达几十处，仅冠以书屋之名的就有九州清晏的长春书屋、镂月开云的养素书屋、濂溪乐处的味真书屋、北远山村的湛虚书屋、接秀山房的怡然书屋、藻园的夕佳书屋、如园的含芳书屋、含经堂的味腴书屋等等，经史之学的深厚滋养，造就了乾隆帝博雅宽广的胸襟和超群过人的才情，让他成为一位兼具学者、诗人、艺术家与鉴赏家气质的文皇帝。关于这一点，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其诗情。乾隆帝恋诗成癖，一生作诗四万三千余首，堪比《全唐诗》2200余人之合集。本文暂且论及其文人领袖之事迹。乾隆帝在位期间，曾兴起过一股仿古之风，这股风潮涉及绘画、书法、器物等多个领域。仿古绘画集中于宫廷院画，唐岱、冷枚、沈源、丁观鹏等宫廷画家以及董邦达、钱维城等词臣画家等都曾参与过仿古绘画活动。仿古画作涉及山水、人物、花鸟、风俗等内容。对于彰显汉文化艺术精髓的“写意”手法，乾隆帝尤为器重，他命宫廷画师绘制过不少“仿笔意”类的山水画作；仿制玉器方面，乾隆朝流行一种“画意”玉器，又叫“玉图”，这类玉器以文人雅事或山水名胜为题，多绘于圆形笔筒、平面插屏或玉山子，对于此乾隆帝十分钟爱，称“尚有雅趣可玩”，“虽未能仿古较近雅矣。”[2]对于这种仿古行动，乾隆帝坦言，就“如见万民心”，即通过近距离地接触、认识汉民族文化精品，来理解其所蕴含的精神文化价值，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内圣外王之学，进而实现社会治理。

　　作为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帝王，他以实际行动尝试弥合内圣外王理论与现实间的巨大鸿沟，成功地将古往今来众文士的崇高社会理想变为现实，大清朝实现了政治清明、经济富庶和文化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位帝王他是成功的。可是他并不满足于此，对于中国传统士人所标榜的人格理想以及所致力于的内圣之事业，乾隆帝也尤为热衷并潜心研习。然而，帝王的身份决定了，他无法从根本上体味和理解中国传统士人的“独特一隅”，尤其是传统士人所孜孜以求的那种人格理想境界，而这恰恰是汉文化精神比较吸引乾隆帝的地方所在，所以，他一次次地尝试游于艺（包括诗歌、绘画、园林、书法等），由此尝试感知文士精神与情怀。

　　借助圆明园的营造，乾隆帝的文士情怀与文人雅趣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与呈现，圆明园景观也由此呈现出明显的文化诗意特征。具体地，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借重并互通互融诗歌、绘画、书法等其他艺术门类，展现园林景致的诗情画意与园主人的文雅意趣，我们暂且称之为园林景观的“诗意化”。二是赋予园林景观深致的精神内涵，将中国文化中的人格精神、哲学理想等最具思辨色彩的东西通过园林景观得以鲜活地体现，本文暂且称之为园林景观的“哲理化”。

　　二、诗情画意与圆明园营造

　　有学者称，“中国的古典园林往往就像是中国文化大厦的一个精美的入口——从这个入口起步，人们就可以‘步移景换’地观赏到由众多文化艺术的精品连缀而成的‘画廊’。”[3]作为“万园之园”和“一切造园艺术典范”的圆明园，可谓充满诗情画意。

　　（一）再现诗画意境

　　在圆明园，借用诗文的景观比比皆是，园内每一个匾额、每一副楹联几乎无不联系于中国博大精深的诗文艺术，比如上下天光，取意范仲淹《岳阳楼记》：“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山高水长，取意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夹镜鸣琴，取意李白《秋日登宣城谢朓北楼》诗句“两水夹明镜，双桥罗彩虹”之意。在景观的部分景致，如位于福海西岸的廓然大公有一匾额名“顺木天”，取自唐代诗人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

　　除此之外，有些景观就是对于诗文意境的完美再现，比如杏花春馆再现了唐代诗人杜牧《清明》一诗的诗景。该景四面土山环抱，矮屋疏篱，杏花村落旁修建菜畦，菜畦北缘立井亭，亭南开辟渠道以利灌溉，在北山建有一座小型六方亭，北山东北部设立一座小城关，是为小村的另一出口，乾隆帝这样形容这处田园景观，“由山亭逦迤而入，矮屋疏篱，东西参错。环植文杏，春深花发，灿然如霞。前辟小圃，杂莳蔬蓏，识野田村落景象。”[4]花开时节，作为拥有浓厚文人情趣的乾隆帝这样描绘园居于此的悠然状态，“霏香红雪韵空庭，肯让寒梅占胆瓶。最爱花光传艺苑，每乘月令验农时。为梁谩说仙人馆，载酒偏宜小隐亭。夜半一犁春雨足，朝来吟屐树边停。”[5]此情此景中的乾隆帝俨然一位悠闲乐意的文人隐士，于山花烂漫与春雨霏霏中自得其乐。另一景观武陵春色，则再现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意境。该景群四面环山，山外东临巨池，其余皆清溪环绕。此处栽有山桃万株，东南部以叠石为胜，可乘舟沿清溪而上，穿越桃花洞，进入“世外桃源”。

　　蓬岛瑶台，是对中国绘画作品意境的再现，它仿自唐代画家李思训“一池三山”画意，此景早在雍正年间建有模仿东海三仙山的蓬莱洲，后更名“蓬岛瑶台”，对于此，乾隆帝并不满足，他又在福海东北岸建造了一组规模更为宏大的仙山琼阁，取名“方壶胜境”，对于此景，他不禁喜言道，“却笑秦皇海上求，仙壶原即在人间。”

　　诗文、绘画等艺术意境在园林艺术的形象化再现与展示下变得愈发生动逼真。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位充满雅兴逸致的文士对于圆明园诗画意境的畅意营造，圆明园也由此成为一座充满诗情画意和艺术文化的独特审美空间。

　　（二）体验文人雅趣

　　在圆明园，有多处园林景观的营造源于乾隆帝的雅品与雅趣，比较典型的要数坐石临流，该景观始建于雍正年间，初名流杯亭，乾隆初年题额“坐石临流”。该景观再现了上巳节古代文人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的文雅场面。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皇帝收集到唐代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分别临摹的王羲之《兰亭序帖》以及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序帖》、明代戏鸿堂刻《柳书兰亭帖》、董其昌临《柳书兰亭帖》等六幅名帖，乾隆帝又令大学士于敏中补柳帖成一册，再加上弘历自己临摹董其昌仿《柳书兰亭帖》一册，合为《兰亭八柱之册》。集齐后便下旨改建兰亭为八方重檐亭，柱为石柱，每柱刻有一帖，还在亭中竖立一座石屏，正面刻王羲之等人《兰亭修禊》图，背面刻乾隆御制诗四首，亭内挂乾隆御笔“坐石临流”匾。乾隆帝与群臣于此唱和情况没有确切记载，但由此所彰显的文雅之趣却跃然纸上。

　　在含经堂有一处面宽七间、进深三间、有前后廊的大型寝宫，名为淳化轩，此轩的修建源于乾隆帝重刻《淳化阁帖》，故以帖名轩，淳化轩前建有左右回廊，左右廊各十二间，每间嵌石帖版六页，在东西回廊的前檐槛窗位置镶嵌乾隆钦定《重刻淳化阁帖》石刻（上乾隆帝石帖版图片，百景图志304页），帖版共计144页，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二月至三十七年（1772）四月全帖刻竣。

　　在圆明园的洞天深处，乾隆帝曾题写过这样两句诗，“愿为君子儒，不作逍遥游。”饱受汉文化滋养的乾隆帝，于园居生活中体仁悟道，即位不久的他便积极修改景观名称，将“金鱼池”改为“坦坦荡荡”，用来标榜自己的坦荡胸怀；将“深柳读书堂”改为“廓然大公”，立志治国理政中做到不偏不袒；将“田子房”改为“淡泊宁静”，希望借助青山绿水修养心性。总之，圆明园百余景成为乾隆帝标榜人格理想、感悟生命价值的绝佳之处。

　　三、哲理体验与圆明园写仿

　　基于慕德思想，乾隆帝于圆明园内写仿文人园林，树立道德丰碑。园内比较典型的写仿有两处：濂溪乐处与狮子林。

　　濂溪乐处，仿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故居而建。周敦颐，湖南道州营道县人，家乡曾有条小溪名濂溪，晚年定居庐山，山麓旁有发自莲花峰的一条小溪，周敦颐取名“濂溪”，并在溪边构筑书屋，取名“濂溪书堂”，故世人称“濂溪先生”[6]，著名理学家程颐、程颢曾拜师于他，所以，周敦颐堪称中国理学的开山鼻祖。濂溪先生人格境界拔出流俗，出于对其高贵品格的思慕与敬仰，乾隆帝在圆明园内写仿其故居而营建濂溪乐处。

　　这是一处山拥水抱的园中园，主体建筑环湖而建，这里山环水抱、荷花满池，适宜自省与修身。乾隆帝在御制诗《濂溪乐处》中言道，“时披濂溪书，乐处惟自省。君子斯我师，何须求玉井”。在主殿慎修思永，悬对联一副，“与古人相对左图右书，偕造物者游仰观俯察”，意谓乾隆帝一方面借助书籍学习濂溪先生之思想，同时借助幽静的园林环境修养身心，将此处的书屋名为“味真”，在御制诗文中他坦言，“书屋分明额味真，知真味者信谁人。新春即景于何是，一字无他曰在仁”。[7]由此，我们看到了乾隆帝对于内圣外王之道的不懈体悟与追求。

　　圆明园狮子林的仿建，缘于清内廷的一幅珍贵藏品——倪瓒《狮子林图》，对于这幅画，乾隆帝尤为喜爱，认为它“苍苍图树石，了了离尘垢”，入藏养心殿收入《石渠宝笈》时被列为“上等收一”。在历史上，以苏州狮子林为原型的绘画作品有多幅，比如元末明初徐贲《狮林十二景图》、明代吴门画家杜琼《狮林图》，但乾隆帝却唯独对倪瓒《狮子林图》钟爱有加并多次题咏。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下令在圆明园仿建狮子林，与苏州狮子林相比，长春园狮子林略有改观，其西部以建筑为主，东部主要为叠石，园林景致由苏州狮子林十二景扩展为十六景。值得注意的是，圆明园狮子林摒弃了苏州狮子林的禅意，而适当增加了云林石室、清閟阁（倪云林藏书阁）以及石舫等倪氏文化元素。长春园狮子林落成，乾隆帝对照倪瓒《狮子林图》亲笔仿画一幅，在该卷卷后题写道，“兹御园规构狮子林落成，复仿倪迂意成卷，并题一律，藏之清閟阁，展图静对狮林景象，宛然如觌。”卷首处题写“艺循清閟”四字，由图画可知，乾隆帝模仿倪氏枯山水笔式，力求在笔法翰墨间体味倪氏清高旷远的意境。

　　倪瓒生性孤傲，品性尚洁而一生未仕，这种高风亮节的风度吸引着四方名士，也造就了其孤寂旷远的艺术世界，在这个水不流花不开的寂寞世界里，“没有色彩、没有喧闹，甚至没有一块绿叶，没有一片游云，几乎将一切‘活’意都炸去。”[8]这种寂寥是为了去除遮蔽，超越色相，打开通向真实世界的门。所以，这种寂寥所表现的不是儒家所倡导的“生生不息”，而是禅宗世界中的“让世界自活。”透过孤山、枯水、空亭表达着倪氏对于生命的感悟，借没有生灭变化的宁静世界，表达了绝对平和的永恒宇宙精神。正如古诗所言，“碧嶂遥隐现，白云自吞吐。空山不逢人，心静自太古。”于静寂寥远的世界里，倪氏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太古意”。面对世界的寂寥，内心不觉忘却时空而齐于万物。

　　乾隆帝最爱倪家狮子林，正是在倪瓒《狮子林图》中读到了这种心静自太古的寂寥。只可惜，身拥万千百姓、心系江山社稷的一国之君不允许也不可能真正拥有倪氏的寂寥淡薄情怀，在一而再、再而三的仿画与仿园活动中始终无法得到倪氏作品之意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根本上讲，士与君王分属于两大不同的社会阶层，士是平衡皇权与传统宗法社会的秤砣，他们一方面以内圣之学为社会树立“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外王之学约束皇权，由此达到社会的整体平衡。[9]毋庸置疑，身为一国之君的乾隆帝，在治国理政这一实操层面更为得心应手，但对于基于哲理体验的君子之德与生命感悟却未必灵敏，而富有浪漫情怀与文士之气的乾隆帝，却偏偏想要尽可能真实地体味和感受文士之道。为了体仁味道，乾隆帝尝试借重园林、诗歌、绘画、音乐等多种媒介予以实现，综观这些活动可以发现，乾隆帝借助园林艺术所进行的探索与尝试最为充分。作为古典园林艺术的集大成者，圆明园当仁不让地成了乾隆帝自我人格理想建构的试验场。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活泼泼的生命个体基于个人理想和生命体验而做出的自我尝试与突破。

参考文献：

　　[1]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卷一,乐善堂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

　　[2]张丽端.宫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画意玉器特展图录[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7年,第19页.

　　[3]王毅.翳然林水——栖心中国园林之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页.

　　[4]何瑜主编.《清代圆明园御制诗文集》卷二.《杏花春馆》诗序[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第40页.

　　[5]何瑜主编.《清代圆明园御制诗文集》卷二.《杏花春馆》[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第40页.

　　[6]彭达池.大家精要丛书:周敦颐[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页.

　　[7]何瑜主编.《清代圆明园御制诗文集》卷二.《味真书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第300页.

　　[8]朱良志.水不流花不开的寂寞[J].艺术百家,2009年第5期.第52页.

　　[9]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