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史料考察唐代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史，侧重展现6世纪到8世纪遣唐使的历史样貌。笔者对隋唐时期中日乐舞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梳理，与此同时，对日本遣唐使中乐师、舞师到访中国唐代进行乐舞的学习状态进行推理判断，对唐代时期日本来访的乐师、舞师无意识的选择乐舞学习和学习乐舞的状态进行研究。

　　关键词：唐代；中日乐舞；文化交流

　　一、遣唐使的形成背景

　　据史料记载，中日之间的交往长达两千多年。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像中日两国往来如此密切和频繁的，是极其少见的。就在这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中，有时像涓涓细流,有时又像汪洋大海。李唐王朝时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光辉范例，在此期间有数百位学者及僧人来到唐朝，这些人学习唐朝的文化精髓。唐以前，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先是内乱，随后五胡进入中原，社会的矛盾交织着民族斗争，彻底摧毁了旧王朝的政治体制，进而将汉代所建立的民族交流体系消解。东亚地区没有中心强国的存在，各个国家的关系建立在弱肉强食的织网上。就在此时，隋文帝建立隋朝，重新统一中国，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隋文帝重新建立国际关系，与各国友好往来，进行文化传递，文明的传递和流水一样，由水流高处像地势低处流淌，相对优秀的文化向相对落后的地方传递，中国隋朝在此时将优秀的文化经由朝鲜半岛不断流入当时闭塞的岛国——日本。

　　日本地貌特殊，主要是由本州、九州、四国和北海道四个大岛组成,同大陆的各个国家皆有大海相隔，地域环境恶劣，并不适合古代日本与周围国家互通文化，尽管如此，日本人民仍然坚持着好学的精神，与大陆多次往来吸取大陆文明。日本是个很热爱学习的民族，他们不甘落后，希望与先进的大陆文明长期保持交流，随即便对距离大陆最近的朝鲜半岛产生了控制兴趣。但是当时的朝鲜半岛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被列入汉代的版图之中，古代的日本不知道大陆的虚实，频频出兵对朝鲜半岛侵袭，随后向南朝提出授予他对朝鲜半岛南部的国家控制权。南朝拒不回应后，日本五代国王中止了同南朝的友好往来。这一中断就是一百多年，在此期间，日本各个小国逐渐被大和朝廷所吞没，日本经历内乱后，圣德太子辅政，在公元600年，开始恢复与中原的交流，隋朝时期先后派遣了四次遣隋使来朝，这四次的派遣目的可以分为三个内容：其一，打探隋朝虚实，了解中国隋朝时期的政治文化情况。其二，吸收隋朝时期优秀的政治文化,并向日本输入佛教。隋朝期间的文化交流，伴随大批的日本留学生，他们留学的时间都比较长，其中不乏有二十年或是三十年，甚至有的日本留学生还因老死最终留在中国。这些日本留学生每天都经受着隋朝的优秀文化浸染，他们将自己感受到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做比较，渐渐有了改革日本文化的志向。

　　公元623年，留学生从新罗回日本，共同向朝廷奏道：“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这样的奏文出现在改革多年却未达成明显效果的日本，他们急需吸收更多的先进经验作为统一政权的指导，于是日本决定派遣多方面的学者前来中原王朝学习。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一个历史时期，是公元630年至公元894年为止的遣唐使时期，在此时期先后派遣了十九次遣唐使，因故中止三次（船破损、未得便风、唐乱）实际入唐者十六次。其中一次仅仅到达了百济，有两次是送回唐代大使而任命的“送唐客大使”，另有一次为入唐日使久客未归，特派使团前来迎接的“迎入唐大使”。这些大使的任命与“以输入唐的制度文物为主、国际贸易为辅的一般的遣唐使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所以真正名副其实的遣唐使只有十二次。这十二次成型的日本遣唐使主要可以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笔者将在下面进行详细讲述，在此简谈目的），前期是打探大唐虚实，以了解朝鲜半岛的局势和学习唐朝的先进制度为主，与早先的遣隋使并无太大区别，算是遣隋使的延伸。随后，遣唐使任务主要以吸收中国文化为主，其中包含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娱乐乃至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最后期的遣唐使,是为了礼仪需要而延续的派遣。

　　二、唐朝时期中日交流和舞乐的关系

　　笔者将这十二次的遣唐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于公元630年至公元669年，共派遣了六次，在这一段时间，可以总体概括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遣隋使的延续。第二个部分，在“白江口之战”后，修复邦交。他们在这一阶段中，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顺利的进行日本国内的政治改革，吸收唐朝的政治为己所用。当时的日本正处在“部民制”下（关于这个制度的性质，中日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笔者暂且跟随武安龙的观点，认为是奴隶制度），急需要一种制度,进而加强中央集权。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大唐的制度可谓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但是在学习和整改过后，公元663年，中日双方对朝鲜半岛的领土权进行争夺，在白江口爆发了决战，唐朝水师彻底击垮了日军，第四、五、六次的遣唐使便是围绕着朝鲜战事而展开的，此时日本经济和技术不足以支撑船支承载大量人口安全渡河，笔者认为，在第一阶段的交流使节里，不一定会出现乐师舞师等艺术人群，艺术在此时也不作为主要的文化交流重心，如果出现也只会有不成规模的几人，且作为进献唐朝，保持良好的交往关系，重修旧好的手段之一。

　　第二阶段是唐代艺术文化传入日本的高峰期，公元701年至公元752年，在此阶段共派遣了四次，开展长达五十多年的学习交流，是日本吸收唐朝文化的关键时期，此时中日文化交流极盛。公元701年派遣使者来朝，此时的日本已经掌握唐朝的富足状貌，想在物质满足之余，也可以在精神上达到与大唐相仿的充盈，于是，日本统治者在这四次的派遣使者中不仅仅涉及到外交使官，还加入了许多新的技术精英和艺术家。

　　此阶段，集结了日本当时的外交、学术、科技、工艺、音乐、美术、航海等方面的优秀人士，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吸收我国先进文化，将吸收的文化及艺术带回本国。遣唐使从日本出海，共四只船，含五、六百人。其中，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四级官员，还有船长、造舶都将、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射手、船师（航海长），除此之外还加入了音生长（乐队负责人）、音声生（乐队队员）等不同职业类别共三十余种。此项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性人才的加入，使得中日艺术文化融合。著名的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阿备仲麻吕等便是这个阶段到访唐朝学习的。

　　吉备真备在中国和日本的文献资料中记载，相对其他留学生和乐师较多，《续日本纪》中形容他是极其广博的一位学子，“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该涉众艺”，他个人不仅在政治上有非常高的敏感度，艺术领域的造诣也非常高，他在唐期间，学习到很多唐朝艺术文化，并将唐朝书籍带去日本，除了文史相关的书目外，他还将《乐书要录》十卷带回日本，《乐书要录》是唐代乐律学书，包含十卷，该书目主要记录唐代宫廷乐舞情况。不仅如此，吉备真备还将唐代乐器带回日本，此时，遣唐使中的音声长还将唐代乐舞绘画成册带回日本。众多唐代乐舞资料至今仍收藏在唐代的记谱功能相对并不完善，更不要说用舞谱全面记载相应的肢体动作，遣唐使节中的音生长和音声生大部分都要拜访宫中的艺人，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尽可能学习唐代乐舞。笔者猜想，当时的日本相较落后，哪怕是再优秀的音声长也难以学得精髓，再加上这些学习乐舞之人在唐朝待的时间并不长,难免有所疏漏，遣唐使期间的乐舞艺人到底带回日本的都有些什么呢？就日本史书《龙鸣抄》记载：《皇帝破阵乐》“序拍子三十，十六拍子为半贴。唐原曲为四十拍子，舞师归国时忘掉八拍子，共舍去十拍子。四十拍子时，二十拍子为半贴。现在三十拍子，诸葛中纳言把十四拍子定为半贴”。在这样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见到日本雅乐中的《皇帝破阵乐》并不是在唐朝时学习的完整乐舞，他们在学习时就已经根据本国审美，有选择地进行学习。遣唐使节返回日本的途中，忘记了原来在唐朝所学到的动作，他们就会相应的将忘记的那部分自由添加动作。回国后，动作加上伴奏，已经不能称之为唐朝的乐舞了，而是一种兼具两国文化的乐舞作品。另一方面，他们在学习乐和舞的时候，并不是同一个人进行两方面的学习。乐师有可能会单独传入乐曲，或舞师单独传入舞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将唐乐传入日本,那么单独传入的舞蹈就会由日本本土的音乐家再次进行补充。《续教训抄》中对《玉树后庭花》的记载就有：“承和遣唐使舞生归国时，已把乐曲忘掉，后来由此朝补作。”《倭名类聚抄》中关于《贺殿》的记载：“根据过去的传说，承和时代遣唐判官藤原贞敏通过琵琶传来此曲，林真仓根据敕命作舞。”相关的史料记载还有很多，这也可以见得，日本雅乐中的“燕乐”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他们不仅仅是中国的乐舞，它还是日本本民族的乐舞。在日本经历“应仁之乱”期间，乐师流离失所，有的乐师害怕政治的混乱，将辛苦从唐朝得来的“宝藏”遗失，遂创造了两部有关雅乐的书籍。日本雅乐在此期间受到极大的抑制，许多由遣唐使传入的唐乐还是难免会失传，这些失传的唐乐，有的只能留下唐乐的名字，而具体的乐曲和舞蹈只能通过后期日本音乐家及舞蹈家进行重新创作。

　　四、日本雅乐在流变中的未来

　　使唐乐舞复现舞台的研究者刘凤学先生,其就是通过现存的日本雅乐作品和流传日本的“唐燕乐”文献,将我们失传多年的唐乐舞复现在中国的舞台上。能够有今日复现的古代舞蹈作品，这其中不可磨灭的是历经千险的日本遣唐使者，日本使者与中国的多次往来不仅仅是给日本国家带去了优秀的历史文化，亦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到了一定作用。日本雅乐不仅仅是日本“无形文化财产”，也是我国的无形财富。由于中日在唐代时期的文化交流，使得乐舞东传，在21世纪的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众多遗失掉的中国文化，这些历史不再只是躺在书本上的冷尸，而是有温度、有生命力的活体艺术，这是历史中的中日使者给现时代的我们带来的财富。作为新世纪时代下的青年学者，应当以客观的角度面对各国优秀文化，学其精华，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将我国的乐舞文化传承发扬，借助历史文献和现存的艺术活体，最终实现舞台的复现。

　　五、结语

　　笔者通过历史文献对中日交流史进行梳理和分析，从中窥见中日友好交流的历史渊源，以及唐乐舞东流的历史状貌。从多次文化交流的历史现象和现存的日本雅乐分析日本宫廷文化的审美特征，在日本审美特征的影响下，唐乐舞最终走向了日本化，现如今我们所见到的日本雅乐中左方乐的作品，一定一脉相承于唐代乐舞中“燕乐”，但经过日本本国乐舞师的本土化改革最终呈现在日本的舞台上，我们应借用“他山之石”，找寻我们失传的传统乐舞，使它重归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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