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雄同体观，又被称作“双性同体观”，为20世纪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所提出和倡导，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对于雌雄同体观，作家丽萨·塔特尔在其著作《女权主义百科全书》中解释道：“（它是）常常用来描述女权主义理想的一个词，……该词汇由希腊词根（andro）和女（gyn）组合而成，在使用中并不是指身体上的阴阳人，而是意指某种状态，其中‘男人即是女人’‘女人即是男人’的命题相互整合并可以自由表达。”

　　在伍尔夫看来，雌雄同体观象征了其对于“人”的内在思维方式的理想设定，她曾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借用柯勒律治的名言指出：“如果一个人是男性，他头脑中那部分女性因素必定仍然在发挥作用；如果是个女性，她也必须和头脑中的男性因素沟通对话。柯勒律治曾说，伟大的心灵总是雌雄同体的，……也许与单性的脑子相比，雌雄同体的双性心灵更不倾向于显示这些特征。”本文立足于伍尔夫的一篇短篇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着力从小说内容具体分析、探讨伍尔夫思想中的雌雄同体观。

　　一.从“女性思维”出发反观“男性思维”

　　《墙上的斑点》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读者完全跟随伍尔夫的笔触而沿着“我”的思想路径了解故事内容。该故事由“我”偶然间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普通的墙壁上的斑点写起，主要围绕“我”对它的真面目进行种种猜测、联想和思考，最终谜底被旁人揭穿——墙上的斑点原来只是一只蜗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够通过捕捉小说的只言片语推测出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例如文中写道，“我”遗失的物品里有的丢失得很神秘，列举的东西里有“铁裙箍”，足以证明故事的叙述者是一名女性。在此处，联系伍尔夫的另一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其中介绍了她以生理性别决定思维方式的观点：在柯勒律治的“一个伟大的脑子总是半雌半雄的”观点基础上，伍尔夫认为若是男人，他脑子里女性的那部分一定也有影响，而一个女人也一定和她里面的男性有来往。两性思维的重大差异来自内在精神世界中“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的抗衡，伍尔夫认为在男性中“男性思维”胜过“女性思维”，在女性中则相反。针对《墙上的斑点》而言，在明确了“我”是从女性的角度来思考后，文中可见从“女性思维”的角度出发反观“男性思维”而作出的反应：

　　“我”质疑在日常生活中是什么取代了自然的效力而支配着人们，提出“也许是男人”的论断，而这一论断的前提是“如果你是个女人的话”，紧接着“我”强调了男性话语权的权威性，指出是“男性的观点”支配着生活，给生活设定标准，显示出作者伍尔夫已清楚地认识到其所处社会是以男性为领导者的，生活中充满了来自两性中雄性一方的压制，表明了一种不尽平等的局面。伍尔夫写出对此局面的清楚认知，为进一步讨论、说明“雌雄同体”形态存在的重要意义作了铺垫。

　　在点明了“男性思维”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之后，伍尔夫借“我”之口表达了对男性话语权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局面的否定与厌恶，并强调：摒弃这种长期存在、腐朽的存在，能够给人以“非法的自由感”，表现了伍尔夫对自身存在形式、生存环境的敏锐感受，也体现出其反对雄性话语权对每个人有绝对领导力。紧接着，伍尔夫通过描写“我”由觉得斑点像“古冢”而联想到“古物收藏家”的人生故事，从中对一味追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雄性思维”（即“男性思维”）进行了讽刺：退役了的上校、上了年纪的工人以及乡野之中的牧师，仅仅会为了从土地里挖出来的不同箭镞而费尽心力，“觉得自己颇为重要”，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挑战欲、征服欲、占有欲大费周章，以至于在其能够正常生活的最后关头，想到的还是与其野心相关联的一切，而非生活中与其有直接情感联系的人（其妻子和儿女）。伍尔夫对其孜孜以求的梦想报以困惑、无法理解的目光，“我真的不知道它（箭镞）到底证明了什么”，表现了伍尔夫对以极端理性为突出特质的“雄性思维”的否定，相比之下，她在“古物收藏家”这一故事中提到的女性形象“牧师的老伴”，明显更富有令人感到亲近的生活气息——当牧师收到古物收藏家的信件后，“觉得自己颇为重要”，“为了比较不同的箭镞，还需要作多次乡间旅行，到本州的首府去”，他的老伴“正想做樱桃酱，或者正想收拾一下书房”，此处书写贴近日常生活，展示了一种更现实、更具有人情味的想法，而这在伍尔夫看来，正是与“雄性思维”相区分的较感性、阴柔的“雌性思维”的表现。

　  二.互补性质呼唤“雌雄同体”

　　对比之下，“雄性思维”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前文所言，在伍尔夫看来，“雄性思维”中充斥着太多对于功名利禄、个人行为投射于大环境中对其造成影响的欲望追求，容易忽视自身周边可能十分细微的事物，过分理性反而不适于人健康、自由地发展；同时，通过阅读《墙上的斑点》全篇文章，我们能够发现伍尔夫行文的一个突出特点，即运用意识流的方法，通过叙述者在其思维世界里产生的联想活动，将许多不同类的事物串联起来，具有飘扬的、恣肆的美感。

　　但这种“礼花式”情节的设计，也有其弊端——显示出叙述者逻辑条理性、严密性的缺失，而这恰好与前文所述的过度理性的“雄性思维”相互补。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知《墙上的斑点》中主要叙述者为女性，那么在这篇文章中自然呈现的是“雌性思维”（即“女性思维”）的特征。通过阅读伍尔夫大量的进行联想与想象而描绘出的美妙文字，例如文章临近结尾处由想到“木头”而生发出对美好自然景物的细致想象，伍尔夫充分调动起各个感官进行描写，极尽人的感性思维之表现。极致的感性所导致的结果在小说中体现为“我”的思想逐渐迷失方向，“我”悠悠然即将沉入无意识的状态、陷入昏睡，笔者认为这从侧面体现了过度感性于人的身心发展不利，证明在生活中完全依赖以自由散漫为突出特质的“雌性思维”，是不够完善的。

　　对于能积极地生活并发挥个人的价值而言，过于注重个人内部的精神世界而忽视了自身周围的客观实际，体现了理智的缺失，而这正是“雄性思维”突出体现的品质——对于现实情况的理性的、力求精准的判断：在《墙上的斑点》的末尾部分，“我”听到了“有人正在俯身对我说”，这使得“我”的漫无边际的意识流动戛然而止，而加入与对方的谈话当中。从对方的言语中，我们先是可以感受到此人逻辑思维“点到点”的直接性，他由买报纸联想到“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什么新闻都没有”，进而抱怨、咒骂“该死的战争”，这完全不同于小说前文中“我”如烟花般爆炸、四散的意识流动过程。结合作者伍尔夫的个人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小说结尾突然出现的这个新人物极有可能是一名男性，而他的身上恰恰突出体现了伍尔夫在小说前文中所描述的那个男性古物收藏家的特质——对于历史、时代的关注胜过与自身联系更密切的日常生活。而伍尔夫并没有对此人的思想全盘否定，她安排此人揭开了贯穿小说首尾的问题的真相，墙上的斑点原来是一只趴在墙上的蜗牛。不同于前文中“我”多次观察、揣测“斑点”的形态，进而还引发了许多思考，与我对话的“他”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不论怎么说，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让一只蜗牛趴在墙壁上”，简单直接地解决了困惑“我”许久的问题，证明一定的强理性的、刚强的“雄性思维”于完整的人还是有必要的，在伍尔夫看来，单纯的“雌性思维”或“雄性思维”都是不完善的，“雌雄同体”的思维方式才能实现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是理想的人格构建。“蜗牛”意象实际上也体现了伍尔夫的巧思，因为蜗牛是雌雄同体动物，雄、雌性状都明显，同时就蜗牛的身体构造而言，其坚硬的外壳和柔软的身体也可视作阳刚与阴柔的统一。安排“蜗牛”这一意象无疑暗示了伍尔夫对于雌雄同体状态的推崇。

　　《墙上的斑点》先是揭示了以“雄性思维”为主导而产生的后果（具体表现可见伍尔夫对于热衷于古物收藏的退役上校的设想），又叙述了“我”的思维陷入迷乱状态以至于对外界失去清晰认知，阐明道理：偏向以理性或感性为代表的“雄性思维”或“雌性思维”中的一方，都是不尽圆满的，都有其弊端。而作者伍尔夫在小说结尾处别出心裁地安排的情节，也暗示了其对于理想人格——“雌雄同体”的肯定与追求。

　　在小说结尾，“我”突然被另一个人的声音打断了沉思，意识从个人的幻想世界回到现实世界中，同时得知墙上的那个斑点原来是一只蜗牛。在这一情节中，两性对于外界事物的观看角度的差异再一次得到凸显：从突然出现的新人物对战争的关心程度及语气可以推断，那较大可能是一名男性，他在看到墙上的“斑点”后直接作出了明确的、以房屋主人自居的理性反应，认为不能放任一只蜗牛停留在墙壁上；而斑点于“我”，是激发我想象的源头，是促使“我”驰骋幻想的触发点，“我”因他人的描述才得以认知清楚斑点究竟是什么，凸显了受感性思维控制的思维特点。

　　“墙上的斑点”原来是一只蜗牛，而蜗牛作为自然界中独特的雌雄同体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伍尔夫对于理想人格塑造的理念，即将刚与柔相调和，实现平衡，达到超越理性或感性思维单极化发展的境地。如伍尔夫所言：“只要个人学会培养大脑的阳刚和阴柔两个方面，他/她就会越来越接近整体性”，它体现了伍尔夫对人的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的设想与追求，她认为人的整体性的实现应来自刚与柔的统一。联系伍尔夫所处的时代背景，她敏锐地察觉到了社会主流意识受男权操控，具有极强的功利意识，“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即是“男性的观点”的产物，而这主流意识缺乏对自身周围事物的关注与感受，缺乏享受生活的乐趣。伍尔夫在小说中对“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作出直接的否定，她认为“大战后它对于许多男人和女人已经带上幻影的味道，并且我们希望很快它就会像幻影、红木碗橱、兰西尔版画、上帝、魔鬼和地狱之类东西一样遭到讥笑，被送进垃圾箱”，这说明伍尔夫认为脱离自身实际生活的“理性”判断是无意义的，虽然此处她将矛头对准了“男性的观点”，认为是“男性的观点”制定出这个虚无的“尊卑序列表”，实际上揭示出理性与感性缺一不可的道理。

　　通过阅读、赏析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我们能够了解到作者伍尔夫对于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界定——“雄性”思维与“雌性”思维。在伍尔夫看来，特质为理性、实干精神的“雄性思维”和特质为感性、乐于思索的“雌性思维”能够和谐统一，就达到了一种至高的完满的思想境界，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考虑到伍尔夫写作此篇小说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为20世纪10年代，站在今天来看，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局限性，比如简单地将人的生理性别与特定的思维方式挂钩，过于绝对地强调了不同性别拥有不同的先天特质，加深了对于性别的刻板印象。诚然，伍尔夫看出了其所处时代中男女地位不平等的情况，意识到“男性的观点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是它制定了标准，订出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因此，其以女性身份对两性做出了分割，以“雄”指代强理性、阳刚，而以“雌”指代强感性、阴柔，在她看来“雄”与“雌”的特质对于一个人同等重要，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人们抛弃对于任一性别的成见和规训，启发人们兼收并蓄，塑造理性与感性相协调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