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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母像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人民性”创作美学的三个层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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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07 10:13:07    来源:    作者:heting

摘要:作为俄罗斯的经典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遵循着人民性的创作美学原则。借助圣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展现了俄罗斯普通民众的信仰传统、风俗习惯等外部生活特征,而且运用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映照了俄罗斯人民的思想情感追求、精神道德样貌等内在心理世界。在此基础上,作家将圣母像所承载的博爱、宽仁、奉献、牺牲等精神阐释为俄罗斯民族拯救的希望和未来。

  摘要:作为俄罗斯的经典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遵循着人民性的创作美学原则。借助圣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展现了俄罗斯普通民众的信仰传统、风俗习惯等外部生活特征,而且运用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映照了俄罗斯人民的思想情感追求、精神道德样貌等内在心理世界。在此基础上,作家将圣母像所承载的博爱、宽仁、奉献、牺牲等精神阐释为俄罗斯民族拯救的希望和未来。

  关键词:人民性,信仰传统,精神道德,拯救

  “人民性”不仅是俄罗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标准和评价尺度,更是俄罗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人民性”的术语最初被俄罗斯诗人、批评家维亚泽姆斯基(П.А.Вяземский)提出[1],之后经过文学批评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理论建构,逐渐成为俄罗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准则,当然也就成了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人民性的主体——人民,最初被界定为农民和与贵族相对立的底层民众,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逐渐演变为“劳动人民以及构成整个民族的人民大众”[2]。人民性的创作美学原则强调文学创作的民族性,即要求文学对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风格、习惯和特色作忠实的描绘[3],要求文学“直接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境遇,创造人民代表人物的光辉形象,全面刻画普通下层平民的性格”[4],呼吁文学创作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揭示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才智、美好情操和理想,表现人民群众渴求解放的思想情感”[5]。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俄罗斯的经典作家,从处女作《穷人》起一直将人民及其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遵从人民性的创作美学原则,抒写平凡而普通的俄罗斯人民的生活现实,关注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世界,关切他们现实、未来的生活命运。圣母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频繁出现。借助圣母像的相关情节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俄罗斯人的真实生活、风俗习惯,特别是俄罗斯妇女的信仰传统,反映了俄罗斯人的精神道德世界,并借此阐明了他所探索的俄罗斯现代社会的拯救道路。本文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圣母像为视角,阐释其人民性创作美学的三个层次。

  一、对俄罗斯人风俗传统的管窥

  在俄罗斯民族的东正教信仰实践中,圣母玛利亚是仅次于耶稣基督的信仰对象。俄罗斯境内建有各种圣母教堂,如圣母安息大教堂,圣母帡幪大教堂等;设有几十个纪念圣母、圣母生平重要事件和圣母像的相关节日,如圣母领报节、圣母安息节;文化历史画廊中陈列着各种类型的圣母像,如指路者、征兆型、慈悲型圣母像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俄罗斯人对圣母的崇敬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春耕前向圣母祈求丰收,结婚时用圣母像向新人祝福,妇女生产时请圣母保佑母子平安,悲伤、困苦时向圣母祈求庇护。圣母崇敬是俄罗斯人生活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生活传统的缩影屡见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中。《少年》中描写到:“我们家……墙上挂着一幅杰出的大版画——德累斯顿的圣母像”[6]。“客厅的一个角落里,还挂着一个大神龛,里面有几帧祖传的古老圣像,其中有一帧饰有镀金的宽大银袍……另一帧(圣母像)饰有镶嵌珍珠的天鹅绒长袍。圣像前吊着一盏每逢节日点燃的长明灯。”[6]挂有神龛,摆放圣像画的客厅一角正是俄罗斯家庭特有的“红角”。红角处的圣像及长明灯象征着俄罗斯人民世代传承的东正教信仰。在俄罗斯东正教信仰的鼎盛时期,几乎每户人家都供奉至少一幅圣像,作日常祈祷和庇护家宅之用,且男人多向耶稣祈祷,女人多向圣母祈祷。“愿天使、圣母……保佑你吧……她急急地反复祈祷,不停地给我画十字”[7]——当母亲(索菲亚)第一次去住宿学校看阿尔卡季,与他分离时,祈求天使、圣母庇护自己的儿子,这是对当时俄罗斯人生活日常的真实描写。除了《少年》,在著名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她(指卡捷琳娜)现在一定又要整夜祈祷圣母了,让圣母告诉她明天在法庭上应该怎么办”[8]。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家庭红角以及俄罗斯妇女日常祷告的情景描写,真实地再现了俄罗斯人传承久远的东正教信仰传统。

  历史上,俄罗斯人经历了数次残酷的国内外战争,特别是底层人民在农奴制下痛苦生活了300多年。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困境,时而只能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来化解。无论是古代多神庙宇中的太阳神、罗德神,还是东正教中的耶稣、玛利亚、圣尼古拉,都是俄罗斯人在精神维度为自己寻求的庇护和希望。《圣经•旧约》将上帝塑造成一个愤怒狂暴、赏罚分明的严父形象,加之末日审判的信条,导致俄罗斯人对上帝的信仰带有恐惧色彩。而玛丽亚身上兼具人性和母性气质,更具怜悯心和同情心,所以,俄罗斯人,特别是俄罗斯妇女,更愿意向圣母祈祷。关于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也有所描述,比如,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就出现了一个圣母祈求耶稣赦免罪人的场景:圣母巡视地狱,看见罪人受酷刑,心生怜悯,便噙泪跪地请求上帝赦免他们。上帝不应,圣母便吩咐圣徒和天使一起祈求上帝[9]。圣母被描绘成一个慈悲、宽仁的代祷者和庇护者,这些形象特点与俄罗斯东正教圣像画中的圣母形象吻合,也恰好满足了俄罗斯底层人民苦难心灵的栖息需要。“对于俄罗斯普通人的温顺的灵魂,对于被劳累和忧愁所折磨,特别是被永远的不公平和永远的罪孽所折磨的人们,见到圣物或圣者,跪在他面前膜拜,是一种无比强烈的需要和巨大的安慰”[10]——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阿廖沙表达的这一思想也适用其笔下以索尼娅为首的女性群体。在圣母像前祈祷,对索尼娅们而言,既是一种心灵慰藉,也是面对生活苦难的一种方式,更是绝望之境的希望和寄托。所以,对俄罗斯人崇敬圣母的描写,一方面反映了俄罗斯人的信仰传统、风俗习惯,一方面也映射了俄罗斯人的苦难生活以及他们的心灵世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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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俄罗斯人内在精神世界的折射

  圣母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不仅是描写环境的辅助工具,更具道德审美意义。

  作家借助圣母像的象征意义折射了小说人物的内在精神和道德世界。试比较《少年》中的韦尔希洛夫和马卡尔这两个人物形象,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索菲亚陪伴照顾韦尔希洛夫多年,最后他却对其弃之不顾。韦尔希洛夫在这里俨然是一个深受西方世界观影响,脱离俄罗斯人民、自私自利的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形象。比较而言,马卡尔是一个与之对立的理想式人物形象:他心灵纯洁、淳朴温顺、爱人如己,多年过着隐居的苦修生活。虽然索菲亚背叛了他,他却一直尽全力保护和守卫着索菲亚,努力使她免遭痛苦和不幸。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陀思妥耶夫斯基运用了一系列隐喻,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便是人物对圣母像的态度:韦尔希洛夫对供奉在家中红角处的圣母像漠然视之,对长明灯照在圣母镀金长袍上产生的反光皱眉、抱怨。而虔诚的信仰者马卡尔随身携带圣像,经常到圣母修道院或其他圣地朝拜,临死前还将圣像如珍宝似的赠送给韦尔希洛夫。显然,在这里对圣母像的态度隐喻着人物是否坚守着民族的传统信仰,韦尔希洛夫对圣母像的冷漠,对圣像画反光的皱眉和反感,象征着他内在心灵的无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1880年写给亚•费•布拉贡拉沃夫的信中明确说过:“否定人民性便是否定信仰”[11],“我们的全部人民性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11],“在我们这里,否定人民性的俄罗斯人一定是无神论者或是冷漠的人”[11]。在自己的实际创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晰表达并阐释了这一思想:信仰是俄罗斯人民性的一部分,一个人若抛弃信仰、否定人民性,即会变成一个冷漠而没有良知的人。西方派知识分子代表韦尔希洛夫对圣母像的冷漠态度,对圣像画反光的不自觉皱眉,以及后来将圣像摔为两半,即象征着他对俄罗斯传统东正教信仰的弃绝,以及对俄罗斯民族“人民性”的否定,而对“人民性”的否定使他做出了抛弃索菲亚的非道德行为。显然,这里的信仰和人民性已不仅仅指外在的物理内涵——东正教信仰和俄罗斯民族的风俗传统,而是指向更深层次的俄罗斯民族“善”的精神道德传统。韦尔希洛夫摔断圣像,既是宣告抛弃索菲亚,而这一抛弃行为显然是在西欧文明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做出的,因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真正的俄罗斯人不会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纯洁的俄罗斯心灵会这样决定:就让我一个人失去幸福吧,哪怕……最后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知道我做出的牺牲,也不知道我的牺牲的价值,但是我不要以毁灭别人而得到的幸福”[12]。由此我们有理由得出以下结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圣母像不仅是信仰的象征,而且是更深层次的俄罗斯“人民性”的象征,即俄罗斯民族性格,俄罗斯民族传统的道德精神的象征。

  三、对俄罗斯现代社会拯救道路的阐释

  俄罗斯在历史转型时期,面临着人道德体系逐渐崩塌的社会问题。然而所有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中,西方派男性群体,如《群魔》中男性主人公,他们大多陷入虚无主义: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为首的所谓的民主青年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纵火、暗杀等恐怖活动,而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则无所事事、放荡不羁、任意妄为,并因此深陷痛苦之中。这些虚无主义者或享受着犯罪的快感和乐趣,或接受着迷茫和痛苦的凌迟。而女性主人公大多活在男权或父权的压迫之下,如《罪与罚》中索尼娅因生活所迫,沦为妓女;《温顺的人》中的女人因父母早亡,在姑母家过着奴仆般的生活,后被姑母为物质利益变相出卖,出嫁后又被丈夫限制自由。对于这些人的救赎,一方面是通过圣母形象的直接拯救实现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具有圣母精神气质的人进行间接救赎实现的。

  圣母或圣母像的拯救者形象是通过光的符号意义来塑造的。我们都知道,光一般象征着光明、希望和拯救。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女房东》中都有作家将圣母像与光联系在一起的场景。在《女房东》中,男主人公奥尔登诺夫第一次见到女房东卡捷琳娜时这样写道:“教堂拱顶下的暮色越来越浓,越来越黑,这时各处的镀金圣像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被照得愈发金光闪闪”[13]。“祭坛边上的圣母像被照得光彩夺目,这都是圣衣上的金饰和宝石映射的光芒……女人跪倒在圣像的面前。老人掀起圣像底座的罩布,搭在她头上”[13]。尽管在这部小说中,作为“黑暗中的光明”的圣母像并没有完成对卡捷琳娜的拯救,卡捷琳娜最终没有爬出罪恶的深渊,但她渴望获得拯救,并进行了自我救赎的尝试,此外,作者也预示了卡捷琳娜应该走的救赎道路:罪恶之人欲达成与黑暗自我的和解,应求助于仁慈、宽忍、博爱的圣母,痛苦的俄罗斯心灵欲寻得真正的抚慰和宽解,应该走向悲悯仁爱的圣母。《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在描写阿廖沙的童年时,也明显地将圣母像喻为黑暗之光:“记得有一天傍晚……室内……圣像前点着一盏长明灯,他母亲跪在圣像前……两手搂着他,紧紧地抱着……她替他祈祷圣母,她伸直两手,把他举起来,举向圣母像,似乎在祈求圣母的庇护……”[9]“在以后的整个一生中,这样的回忆就像黑暗中的光斑,像从一幅大画上撕下来的一角儿,除了这一角儿,整幅画的其他部分都隐没了、消失了”[9]。在这里,作为黑暗之光的圣母像,被赋予的不再是一个庇护者、慰藉者的形象,而是一个精神道德世界的塑造者形象。伴着这个珍视的回忆,阿廖沙最终成长为一个博爱友善、宽忍、宁静平和、信赖人、不责备、不怨恨、不轻蔑他人的人。作为一个虔诚的信仰者,他在修道院的道路中找到了“能使他的灵魂挣脱世俗仇恨的黑暗,飞升到爱的光明中去的理想”[9]。他真挚地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身边的每一个人也都喜爱他。在圣母像所承载的道德和精神美的影响下,阿廖沙成长为一名“天使”似的人,曾经被圣母像之光照耀的人,也成了照亮他人的光。

  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虽然感到恐惧,时而怀疑自己行为的正义性,但没有真正意识自己的罪恶,最后在索尼娅的引导和影响下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并投案自首,走向忏悔和救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内莉,母亲早亡,父亲是丧尽道德人性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他早年诱拐内莉的母亲,骗取内莉外祖父的全部财产,使其流落街头,后将内莉的母亲无情抛弃。内莉的母亲因为对父亲的背叛,受到父亲的诅咒,至死没能得到父亲的原谅,满含愧疚、含恨而终。内莉虽有父亲,却是名副其实的孤儿,寄人篱下,食不果腹,而她却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拯救了娜塔莎及其家人。娜塔莎的父亲被瓦尔科夫斯基公爵诬告,倾家荡产,娜塔莎被公爵的儿子诱骗,受到父亲的诅咒,与家人决裂。在决定娜塔莎的命运时刻,内莉讲述自己母亲的悲惨命运,使娜塔莎得到了父亲的原谅,得以回家,并享受平静安然的生活。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对自己及母亲悲惨命运的回忆,陷入悲痛的情绪无疑是在过度消耗仅存的一点生命力,所以,内莉几乎是以献祭的方式拯救了娜塔莎一家。内莉虽小,但也像索尼娅一样,具有圣母的精神气质,能够传播圣爱、感化他人,指示他人走向拯救或救赎的道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除了阿廖沙、索尼娅、内莉,照亮他人的人还有男性主人公群体中的佐西马、马卡尔、梅什金公爵等,女性主人公群体中的索菲亚(《少年》)、索菲亚•马特菲耶夫娜(《群魔》)。正是在这些人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潜藏在俄罗斯人心灵中的巨大力量,并将他们视为俄罗斯现代社会的拯救者,把俄罗斯的未来和希望寄托于这些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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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一直遵循着“人民性”的创作美学原则。借助圣母像的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特别是俄罗斯女性对圣母的信仰和崇敬。俄罗斯人民对圣母的崇敬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时刻刻。圣母像是俄罗斯人痛苦、迷茫、脆弱、恐惧、忧虑时的祈祷对象和慰藉者。在几百年的信仰实践中,各种体裁的文学,包括小说、诗歌、民间传说等,以多样化的形式塑造了具有强大艺术魅力和丰富精神文化内涵的圣母形象。圣母逐渐承载了博爱、宽仁、奉献、富有牺牲精神的符号意义。对圣母及圣母像的世代崇敬,使圣母像所承载的这些美好的精神品质逐渐融入俄罗斯民族的血液中,并演变成俄罗斯民族“人民性”的一部分。在这种细腻的、近乎女性的柔美,纯洁之爱,深厚的人民性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俄罗斯民族拯救的希望和未来。正如《东正教圣像史》在阐释圣像的四个阅读层次时所提及的:圣像是朝向彼岸世界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拯救之光达至祈祷者[14]。所以,对于虔诚的信仰者来说,圣像具有道德教导意义,在圣像前祈祷不仅是一种精神审美活动,更是一种精神世界的重塑过程。

  

参考文献:

  [1]ВяземскийП.А.ПерепискакнязяП.А.ВяземскогосА.И.Тургеневым[M].1812-1819.СПб.,1899,с.357.

  [2]ПоспеловГ.Н.Введениев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M].М.:Высшаяшкола,1988,с.509.

  [3][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M].满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190.

  [4]刘宁.俄苏文学、文艺学与美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

  [5]刘宁.俄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156.

  [6][俄]陈燊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3卷)[M].陆肇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128,129.

  [7][俄]陈燊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4卷)[M].陆肇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450-451.

  [8][俄]陈燊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6卷)[M].臧仲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928.

  [9][俄]陈燊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5卷)[M].臧仲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388,21.

  [10][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M].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24.(参照原文,译文稍有改动m

  [11]ДостоевскийФ.М.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M],т.30(часть1).Л.:Наука,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отделение,1988,с.236.

  [12]ДостоевскийФ.М.Полное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M],т.26.Л.:Наука,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отделение,1984,с.142.

  [13][俄]陈燊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磊然,郭家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422,423.

  [14]徐凤林.东正教圣像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