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针对思政课教师的培养提出“大 先生”理念。2016 年 12 月 7 日的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强调“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 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 先生’”；2021 年 4 月 19 日的清华大学考察讲话要求“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 事、为人的示范， 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 2022 年 4 月 25 日的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讲话指出“老 师应该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提高自 身道德修养，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 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2024 年 3 月在考 察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时着重强调“学校要立德树人，教师要当好大先生”。主席的“大先生”观点论述，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师职业的高度评价、要求和期盼，也深刻阐明“大先生”之“大”的内 涵界定不应只在于职称、学历、头衔之高，而应在 学问之精深、品德之崇高、格局之宽广、胸怀之博 大，进一步为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思想 遵循、价值引领和行动指南。

      历史维度：高校思政课“大先生”培育的历史溯源与精神传承

      中华民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即展现出重人伦、施教化的民族特征。“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这里的“成均”是指五帝时的学校，并延续至尧舜时代。夏商周“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以教养其族群，而担负教育、教化职能的人则基本上是耆老、长者，后被称为“先生”，“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春秋时代，周朝天子权威逐渐衰减，官学机构逐渐衰落之际，出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现象，在此一情况下，孔子开始兴办私学，以补官学之阙，以致仪封人感叹“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凸显孔子授徒讲学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历史必然。

      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的“大先生”，其一生热爱教育事业，“博学于文”“好古敏以求之”“敏而好学”，他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认为教者要多听、多看，还要多问，从而扩大知识的来源与范围，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仁、知、信、直、勇、刚是君子应具备的六种道德品质，也是优秀教师的品质和条件。他要求教师自身需学而不厌、温故而知新、诲人不倦、以身作则、以生为本，并提出学思结合、教学相长、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教学理念。这些依然是我们当代衡量“大先生”的重要标准。

      东晋袁宏提出“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的现实境况。而关于经师与人师的认知，首先在概念上探梳与辨析。所谓经师，是指精通并传授经典文献的导师，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继而在中央太学设五经博士，地方官学设经师，《汉书 · 平帝纪》中记载，“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

      人师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孟子 · 离 娄上》提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荀子在《儒效》中说：“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 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此后，荀子、墨子、孟子等对教师职业道德体系 进一步发展。荀子将教师与天地君亲相提并论，在提高教师地位的同时，也在道德信仰和专业知 识方面对教师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如荀子在 强调教师要以身作则的同时，又提出教师须具备 的四个条件，“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 论，可以为师”，实际就是在德行、信仰、能力、知识等方面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孟子继承 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也强调“教者必以正”，并 提出了反省、知耻、改过等道德修养的方法。我 国教师职业道德的规范体系在奴隶社会基本形成。随着教育职业活动的蓬勃发展，人们对教师职业道德的认识也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充实和 完善。汉代思想家扬雄在《法言》中明确提出“师 者，人之模范也”，要求教师要为学生作出表率，成为学生效仿的楷模。汉代的董仲舒把“三纲五常”作为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要求，又说“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指的是教师的道德品质、知识才干、言谈举止等。

      唐朝是我国文化教育的鼎盛时期，唐代大思想家韩愈在其著名的《师说》中开宗明义指出教师的责任在于“传道、受业解惑”，而且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要求教师当甘为人梯，培育学生超越之志，此理念为后世教师职业规范的构建奠定深远影响的基石。

      宋元明清又对教师的职业道德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教育家朱熹一生热爱教育，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期间，曾亲自题写《白鹿洞书院学规》，第一次用学规的形式提出了对教师和学生的道德规范要求，他提出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师的道德规范。明清之际的教育家王夫之认为，教学者要“正其志”，“善教人者，示以至善以亟正其志，志正，则意虽不立，可因事以裁成之”。“欲明人者先自明”，否则大义不知其纲，微言不知其隐，“实则昏昏也”，是不能担当教师之职的。

      纵观千年师道传承，中国传统教育始终强调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道德的引领者、价值的塑造者。这种“经师”与“人师”合一的理想，为今日高校思政课“大先生”的培育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新时代“大先生”之“大”，正在于承继这一精神血脉，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家国情怀、使命担当深度融合，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赓续师道传统，弘扬育人正气，真正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者。

      理论维度：高校思政课“大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教育和教师基本规律的探索与总结中，围绕教师职业的崇高使命、地位作用、道德理想及团结协作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刻剖析与系统论述。这些经典论述不仅构建起无产阶级教师队伍建设的理论基石，历经时代变迁依然闪耀真理光芒，更为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凝练与高校思政课“大先生”素养的培育提供了深厚理论渊源。从理论逻辑来看，教育家精神所蕴含的使命担当、政治立场与道德追求，与高校思政课“大先生”所需的核心素养存在高度契合性，二者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框架下形成紧密的理论耦合，共同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民族复兴伟业。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家精神的理论阐释

      一是以推动社会进步与培育时代新人为核心的责任担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肯定教师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将教师视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建设社会主义与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力量，这一定位构成了教育家精神中使命担当的核心内涵。马克思指出，教师的活动虽属于“物质生产领域以外”的活动，不直接参与物质产品生产，但其劳动具有鲜明的生产性——教师通过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启迪人类智慧，“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这一论述揭示教师劳动的特殊性与社会价值，明确教师肩负的培育社会劳动者使命，是教育家精神中服务社会发展理念的理论起点。

      恩格斯进一步拓展教师的使命边界，将其纳入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框架。他提出，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能够与体力劳动者“肩并肩地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马克思也深入分析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处于社会底层、易于接近工农群众的教师，更是“农民阶级的专门人才、代言人、教育者和顾问”，具备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力量的天然优势。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恩格斯强调，实现工人阶级解放不仅需要“掌管政治机器”，更需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教师、医生等掌握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正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关键力量。这一观点将教师使命从文化传播提升至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高度，赋予教育家精神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时代内涵。

      列宁与斯大林则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进一步细化了教师的使命要求。列宁指出，“十几万教师——这是一批应该推动工作、启发人们思想、同目前群众中还存在的偏见作斗争的工作人员”，并明确要求“教师大军应该向自己提出巨大的教育任务，而且首先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主力军”。斯大林在 1925 年《致教师代表大会》的信中更是明确界定：“人民教师的队伍是我国正在按社会主义原则建设新生活的劳动大军中的一个最必需的部分”，并特别强调农村教师要成为“连接农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环节”，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推动农村教育发展。这些论述将教师使命与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等任务紧密结合，形成了教育家精神中使命与时代同频、与国家同向的核心特质。

      二是以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与服务人民为根本的方向坚守。

      对于教师的基本能力和素养，恩格斯指出，“教师是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其他不堪使用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其中多数人甚至不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具备的道德修养”，认为这类人无法承担为国家未来服务的责任。列宁从无产阶级教育的阶级属性出发，明确指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并要求“教师应该和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新教育学的任务是要把教师活动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联系起来”。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教育的阶级性本质，明确了教师的政治立场必须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保持一致，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目标而独立存在。列宁认为， “教师群众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遗产，全身沾染了这种文化的缺点”，“教育工作者和教员过去受的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和习惯的教育，是敌视无产阶级的教育”，无法成为共产主义教师，还针对教师队伍建设中的政治问题提出“激发他们的兴趣，战胜旧的资产阶级偏见，吸引他们来参加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使他们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十分重大”的解决思路。为解决这一问题，列宁提出要对教师进行教育和领导，“在具有实际经验的教师当中为自己找到许许多多而且是愈来愈多的助手，善于帮助他们进行工作，善于提拔他们，善于介绍和考虑他们的经验”。这一论述不仅强调了教师政治素养的重要性，更指明了提升教师政治水平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教师政治方向的强调，本质上是为了确保教育事业始终服务于人民利益与无产阶级事业。主席教育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教育的阶级性、与生产劳动结合等），这是“源”。主席则将这些原理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解决了一个落后农业大国如何通过教育服务于革命和建设、改造人和社会的重大问题，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和实践模式，这是“流”的丰富和发展。

      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并进一步指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大学之为大，就是在授业解惑中引人以大道、启人以大智，使人努力成为栋梁之材”。主席对高校思政教师提出了立体化、高标准的要求， 要做政治坚定的“引领者”、立德树人的“工程师”、理论深厚的“大先生”、言行一致的“示范者”和与时俱进的“创新者”。归根结底，主席的教育思想要求高校思政教师完成从“经师”到“人师”的根本转变，成为学生成长成才路上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二、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高校思政课“大先生”理论素养的耦合

      教育家精神与“大先生”素养的深度融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当代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重要抓手。二者在使命、政治与道德三个方面高度契合、同频共振，共同构筑起新时代铸魂育人的精神高地。

      一是同源共脉的理论根基统一性。

      教育家精神与“大先生”素养虽表述不同，但其思想源头一致，均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师角色与教育功能的深刻论述，其归根结底体现在教师应具备强烈的使命担当、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上。而新时代提出的思政课“大先生”素养，正是在此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所谓“大先生”，并非仅指学术造诣深厚者，更是指那些理想信念坚定、师德师风高尚、育人能力突出的典范型教师。

      二是同核共向的价值追求一致性。

      教育家精神与“大先生”素养，虽表述不同，然精神同源，价值趋同。二者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宗旨，致力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不仅 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人格的塑造、品行的涵养。真正的教育者，应以德立身、以德施教，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在时代 洪流中，肩负育人使命，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方显教育之真谛。

      三是协同共进的实践价值双向赋能。

      教育家精神与“大先生”素养的结合，不仅具有理论上的自洽性，更展现出强大的实践引领 力。二者相互促进、双向赋能，既为思政课教学 质量提升注入精神动力，也为整个教师队伍建设 提供示范路径。一方面，教育家精神为“大先生”素养培育提供精神引领。另一方面，“大先生”素 养的实践探索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结合对全校乃至 全社会教师队伍具有示范效应。思政课“大先生”

      作为教师群体中的标杆，其“政治强”“师德高”的素养要求，可以辐射其他学科教师，推动形成“人 人讲政治、个个重师德”的良好氛围。

       实践维度：教育家精神引领下高校思政课

      “大先生”的培养路径建构

       2023年，主席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高度评价了教师杰出群体的贡献及其表现出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教育家精神是主席对“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教师要求的进一步凝练、升华和拓展，对教师队伍、教育家群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已有成就的褒扬表旌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的期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高校思政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这是党和国家对于教师成长的新要求新期待。面对教育发展变革的大趋势， 为师者，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加强学习和磨炼，提升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做新时代德才兼备的“大先生”。

      一是涵养高尚师德。“大先生”之“大”在品德。教育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道德性实践者，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更需明心明德育人。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是高校思政教师最基础的素质要求。高校思政教师行为凝聚着思想、智慧、学识、能力、情怀、价值观，展示着教师的教学艺术、教学风格和教学境界，是教师内心世界的外显生命表征，其行为是达成师生沟通和理解的重要媒介，直接影响学生的人格形成和个性发展，对学生的道德发展、德行养成具有道德责任。高校思政教师德行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向往。以德立己，以身立教，美其德，慎其行，这是高校思政教师的必要条件。

      二是提升专业素养。“大先生”之“大”在“学问”。学高为师，非学无以广才，非学无以立身，非学 无以示范。教师职业代表着一门科学、一门技术，具有一种被人尊重且受到尊重的学问，高校思政 教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建树是必然的，这就 需要学习和研究，需要不断地更新知识，不断提 升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数字化时代，科学知识 转化更新的速度加快，学生的成长需求多样而超前，学生打开手机或电脑就可以搜索答案。从知识“量”的方面，高校思政教师的优势面临大的挑战。破 解这种局面，需要教师统筹推进知识的“量”和“质”。同时，教师需要改变知识素养和综合能力 发展的战略方向，更新学科知识，紧跟学科发展，站在学科前沿开展教学、科研，创新教学模式方法。努力改善知识掌握的结构和质量，加强对于知识 的前沿性、关联性、深刻性和系统性的认识和解读，突出知识的整体把握、融会贯通和灵活应用。从 知识的数量取胜优势转向知识的质量制胜优势。

      三是升华教育爱心。“大先生”之“大”在“仁爱”。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全部真谛，是教育永恒的主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家的特性乃在于爱人，不爱他人，就谈不上是教育家，也谈不上“大先生”。高校思政教师既是经师，也是人师，更是大爱无疆的仁师，是德者、智者、仁者之化身。教师的爱是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是教师倾向于学生并愿意为之付出的情感态度，这种爱是纯粹的、理性的、面向未来的，没有任何功利性，是慷慨无私的奉献。爱心让教师照亮教育的每个角落，发现被忽视的学生，守护教育的纯真与质朴，让人克服生命中的狭隘与偏颇，建构出生命的厚度。

      四是强化责任担当。“大先生”之“大”在“责任”。高校思政教师作为教育者，担负着培养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应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作为研究者，担负着信息重构和技术创新的学术使命，应该对科学负责；作为知识分子，担负着“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应该对社会负责；作为职业者，担负着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和师生良好关系的职责，应该对事业负责；作为职场人，担负着自我完善、自我提升、与社会同频共振的公民职责，应该对自己负责。凡是不能自我发展、自我培养和自我教育的人，同样也不能发展、培养和教育别人。高校思政教师最核心的责任是教书育人，一是专心致志教好书，让学生长知识长智慧；二是辅导心理成长，让学生有健康的身心；三是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让学生快乐自在。培养学生顺利地成长成才，是教师应该时刻牢记的责任目标。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没有好的教师，就没有好的教育，好老师是教师职业标准和更高价值期许的集中体现。高校思政教师要不负时代的重托，坚守初心，怀抱梦想，强化修炼，自觉追求教育家精神，做品行之师，做学问之师，做仁爱之师，做担当之师，持之以恒塑造有血有肉有力量的新时代教师，努力成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