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从传统社会对自然的敬畏与依赖，再到工业化进程中的异化与冲突，人与自然关系历经了复杂且深刻的演变。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当下，如何构建人与自然之间可持续的相处模式，已成为全人类需要关注探讨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化道路，创造性地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为重构人与自然关系带来新的机遇。

　　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

　　一、传统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原始的依赖与敬畏。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和自然神灵信仰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敬畏。新石器时代人类聚落多选址于近水区域，如长江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遗址，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传统农业社会中，人类的生产生活高度依赖于自然环境资源，形成了“靠天吃饭”的基本生存模式。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儒家提出的“天人合一”和道家主张的“道法自然”，都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深刻认识。这种朴素的生态智慧强调人类应当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变化，而不是试图征服或改造自然。在制度层面，传统社会通过节气立法、生态禁忌等制度安排，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自然资源管理体系。例如，中国古代的“时禁”制度规定了特定季节禁止捕猎和采伐，体现了对自然再生产能力的保护意识。这种传统人与自然关系模式虽然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但其所蕴含的生态伦理价值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工业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随着工业化的兴起，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化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将自然视为可以无限度征服和掠夺的对象，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在资本的逻辑下，自然被物化为单纯的生产资料和商品，其内在价值和生态属性被忽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新陈代谢断裂”，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物质循环之间的严重脱节。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人类大规模地开采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导致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

　　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带来严重的生态后果。一方面，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使许多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枯竭；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如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日益凸显，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20世纪中叶以来，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等，促使人类开始反思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局限性。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奥康纳提出的“第二重矛盾”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要求，是在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同时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转化。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摒弃了传统现代化模式中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致力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习*平总*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为这一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践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从传统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的转变。绿色发展模式要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一模式强调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倡导绿色、循环、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模式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也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

　　一、生态文明理念的生成与发展

　　生态文明理念的生成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维度。从理论渊源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人类社会的发展深深嵌入自然生态系统之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本质的、内在的联系，为生态文明理念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与时代特征，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念。

　　生态文明理念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理念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环境保护认知，成为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方面的核心理念之一。它强调在现代化建设的每个环节都要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与可持续性，将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实践层面来看，生态文明理念指导着中国在生态治理、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如“双碳”目标的提出，为破解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人与自然关系重构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自然才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同时也改变着自身。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增殖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无限度地掠夺与破坏，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形成“剥削—被剥削”的对抗模式。马克思深刻剖析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认识到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避免资本主义传统发展模式，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为重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如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儒家的“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等观念，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传统生态智慧经过不断传承与发展，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生态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对传统生态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例如，“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共生智慧、“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生态治理体系、“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倡议、全球气候治理合作等实践，为破解当代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与价值追求。

　　三、人与自然关系重构的目标与原则

　　人与自然关系重构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目标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理论既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又强调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可持续性，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推动实现人与自然更高质量的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这要求我们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增长的行为，树立长远眼光，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保护有机统一起来，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遵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从理论层面看，尊重自然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优先性”为依据，强调承认自然的客观规律与内在价值，摒弃将自然视为单纯的生产要素的思维，在资源开发等实践中严守生态底线。顺应自然要求把握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根据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合理安排经济社会活动。保护自然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举措，要求人们树立生态红线意识，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生态保护体系，综合运用法治等多种手段，推动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例如，通过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工程，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与自然关系重构的实践探索

　　一、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工程。中国构建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实现了从珍稀物种栖息地到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全方位覆盖。通过科学规划、严格管控与有效管理，自然保护区内生态系统得以良好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例如，众多珍稀濒危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为维护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关键支撑。在生态修复工程中，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系统治理理念，针对不同的生态退化问题，开展精准治理如退耕还林还草、“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等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并取得显著成效。例如长江流域“十年禁渔”计划与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推动着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土著鱼类种群不断增加，江豚种群数量实现历史性回升等。

　　二、绿色产业发展与创新

　　绿色产业发展与创新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动力源泉。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中国坚持“双碳”战略目标，通过研发补贴、产业集群培育等政策，不仅有效减少了传统燃油汽车尾气排放的空气污染，而且带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的绿色转型，如电池制造技术的不断创新、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等，形成了完整的绿色产业链。在能源结构优化与转型方面，中国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容量持续增加，逐步降低对传统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同时不断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工业、交通等领域的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向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以较少的能源消耗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全球应对气候环境变化和能源转型贡献中国力量。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

　　在法律体系建设方面，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形成了以环境保护法为基础，涵盖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多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明确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责任与义务，加大了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在制度方面，生态补偿机制与环境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创新。通过建立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现了生态保护地区与受益地区的利益平衡，激发了生态保护的积极性。同时强化环境监管执法，利用“智慧环保”建设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环境监管网络，提高了环境监管效率和精准度，确保了生态环境保护各项政策的有效落实，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良性重构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