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道德批判者、现实危机的预警者和未来社会的规划者，然而到了20世纪初，革命的屡屡失败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反思，知识分子阶层开启了著名的“路标运动”。本文分析并对比别尔嘉耶夫与布尔加科夫两位哲学家对知识分子现状的思考与批判，他们分别从哲学与世界观的角度提出知识分子应作出改变，这无疑是俄国知识分子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

　　据考，知识分子一词起源于俄国，他们自视为俄国社会的“良心”、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他们习惯于在理论和思辨的层面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但很难将自己的创造与思考转换成实际行动。俄国知识分子与俄国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以18世纪拉吉舍夫为代表，他们大胆地批判农奴制度、专制制度的黑暗与残暴；整个19世纪，知识分子阶层都致力于唤醒统治者和底层人民的良知，民粹派走向农村，向底层宣传自己的思想，然而强大的统治者阶级和愚忠的民众将他们的理想击溃。统治者的无情镇压等一系列事件引发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分裂，一部分人将政治理想附着于专制制度之上，而另一部分则在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保持着自由主义的立场。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开始出现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内部再遭重创，他们之间弥漫着颓废、悲观的情绪。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展开了最具影响力的“路标运动”，这是20世纪俄国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路标运动”的参与者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与布尔加科夫。

　　“路标运动”：知识阶层的重大转变

　　知识分子对其思想发展史的总结便是“路标运动”的核心，它体现在七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赫尔申宗、伊斯柯耶夫、基斯嘉柯夫斯基、司徒卢威和弗兰克所出版的文集《路标》中。1909年《路标》问世后命运多舛，社会各界对这部文集展开强烈批判，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封杀。然而，在现实改革屡遇失败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对各位思想家在《路标》中提出的问题和观念进行了再思考。

　　在《路标》文集中，七位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切入探究知识分子问题。赫尔申宗的《创造性的自我意识》从个人的本质与内在意识着手，批判俄国知识分子将个性之外的民众、社会与国家当作最终目的，将社会利益当作自身最神圣的价值观，对所有个人的、个性化的事物嗤之以鼻，导致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与意识不断在消逝。赫尔申宗指出，知识分子应重视个性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培养，释放身为“完整的人”的天性，不应将具有创造性的精神世界被外界社会所禁锢，应回归丰富的内心世界；伊斯柯耶夫则从畸形的教育体系入手，通过调查与实例反映俄国的学校教育体系实质上是“左倾”的渐进过程；基斯嘉柯夫斯基则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批判俄国社会缺少法律的约束，知识分子不懂得捍卫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性是构建稳固法律秩序的基础”。这也是知识分子不回归个人内心世界，忽视人权所导致的结果；司徒卢威从俄国16世纪末以来的俄国革命史角度切入，其中以普加乔夫起义作为重要标志，认为知识阶层思想上的极端主义是引起这些政治革命波折的重要原因，知识分子需要具有创造性思想的斗争，而不是靠没有内容实质“科学的”思想来支撑；弗兰克则从道德与价值观的角度批判了知识分子陷入较强的道德功利色彩中，否定价值的绝对性。

　　路标派最终都针对同一问题进行思考，这便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及其在俄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该文集对俄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民粹派以及布尔什维克的现状及思想内核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其中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今后知识阶层需做出的思想转变。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应摒弃外界杂乱，回归内心精神世界，改变现有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复兴精神世界中创造性的自我意识，他们共同主张具有自我创造的内在世界才是现实社会的核心所在。路标运动见证着知识分子思想的重要转变，它对俄国思想史，甚至俄国历史都有重要影响。

　　别尔嘉耶夫：知识分子哲学“社会利益化”

　　别尔嘉耶夫是对知识分子问题做了较多阐述的思想家。在20世纪初俄罗斯哲学的复兴运动中，别尔嘉耶夫著有《哲学的真理与知识阶层的现实》一文，从唯心主义角度出发，分析并批判当时知识分子阶层的哲学思想问题。他认为，在反思并自我批评的这一阶段中，处于复杂且严峻意识形态下的俄国知识分子应重新审视对哲学的态度。

　　众所周知，别尔嘉耶夫的哲学思想核心是“人、自由与创造”三大主题。他所说的哲学，实际上与19世纪后期索洛维约夫创立唯心主义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别尔嘉耶夫所倡导的哲学具有宗教性，它不仅是从真、善、美的角度去认识世界，还是对上帝的热爱、对真理的依靠，具有绝对意义。然而在当时俄国知识阶层心中，哲学创造活动被认为是缺乏道德感的，他们认为沉迷于哲学问题的人是生活在自己乌托邦中的“理想主义者”，对工人和人民是极其淡漠的，脱离了群众，叛离了人民事业。故而“哲学的独立意义被消解了，他只是隶属于特定的社会公益的目的。”无论是抗衡专制统治，还是打着“为人民利益”的旗号，都是将哲学“社会利益化”的体现。针对这种情况，别尔嘉耶夫在文中写道：“知识阶层对哲学创造的态度是禁欲主义式的。为了自己的上帝——民众，为了保存精力同魔鬼——专制制度进行斗争，他们需要节制自身。”这包含了对民粹主义、功利主义及禁欲主义的讽刺。

　　别尔嘉耶夫批判知识分子对待哲学太过功利，并从思想结构和心理深处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俄国知识阶层的意识和情感中，对分配和平等的需求总是凌驾于对生产和创造的需求之上的。”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俄国知识分子将分配与平等放在主导地位，故而总是对哲学创造活动持怀疑态度。在充满变革和阶级斗争的转折时代，知识分子阶层对哲学、科学的独立意义不予认可，将其置于政治、党派、团体的利益之下，工人与土地问题变成了拯救世界的问题。他们把公正当成平均主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认为开展各种斗争、靠外部力量改造社会才能真正满足人民物质需求。可以说，这种社会环境几乎扼杀了知识分子阶层对真理的兴趣。

　　哲学是崇尚真理的学说，俄国知识分子对真理和哲学的误解使其不可能正确理解欧洲哲学。别尔嘉耶夫作为哲学的代表，十分不满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对宗教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敌意、对俄罗斯哲学创造力的蔑视，在这种贫乏且功利主义思想结构的支配下，知识分子不可能崇尚客观的真理与价值，却坚持认为民众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真善美和一切真理与哲学的。这样的思想惯式导致他们对欧洲哲学学说的误读，因此别尔嘉耶夫讽刺这种忽视科学真理与哲学而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特殊宗教”。

　　别尔嘉耶夫称赞索洛维约夫的哲学观深邃且富有独创性，认为它与民粹主义和马*思主义毫不相同，也不是专制制度斗争的工具。基于以上对知识分子阶层现状的剖析，别尔嘉耶夫指出，知识分子应关注人的精神世界，才能使自己和人民群众真正挣脱专制制度的囚笼并排除外界社会的影响，提升精神境界。知识分子应“在精神上承认真理的自身价值，需要面对真理抑制为实现它而摒弃一切动机，这一切将为我们的文化创造带来新的生机。”这要求知识阶层要从内心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外部的压迫中真正逃脱，让自身学识与信仰相辅相成，到那时知识分子的崭新精神面貌将呈现给世人，俄国社会也将打破瓶颈、不断完善并发展。

　　布尔加科夫：宗教性与反宗教性的悖反

　　布尔加科夫是白银时代的哲学家，他经历了从宗教信仰、无神论、合法马*思主义到唯心主义再到宗教的精神历程，拥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布尔加科夫和别尔嘉耶夫一起编辑过《新路》和《生活问题》，也在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与别尔嘉耶夫不同的是，布尔加科夫从社会革命失败这一事件切入，在《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关于俄国知识阶层宗教特质的思考》一文中更侧重从知识分子内心的发展历程与外界影响因素出发，分析这一阶层逐渐分裂、颓废的历史原因。

　　俄国在1905年经历了一场政*危机后，精神危机也随之而来，这也是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自我批判和反思的导火索。布尔加科夫写道：“解放运动并未取得应有的成就，它并未带来调和和变革；它尚未巩固既有的国家观念；同时它也尚未促使国民经济得以振兴。”就革命失败的深层原因，他指出：“俄罗斯的人民大众是健康的，只是它的头脑——有文化的阶级，即知识分子阶层身染重病。”他认为，革命是知识阶层的革命，对革命的成败判决则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历史判决。革命失败的原因不是由于他们与专制统治相比势单力薄，而是因为其世界观中的矛盾性削弱了自身力量，因而便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挑起国家重担。

　　布尔加科夫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了知识分子阶层的症结所在。首先国家机制的残酷以及无休止的迫害，使知识分子很难在“高压”的环境中保存生命力。不断强化其政治的一元思想——与专制制度斗争阻碍了他们的道德精神多元化发展，进而导致他们精神世界的匮乏。其次宗教性与无神论的矛盾性体现了他们精神世界中“相悖”的世界观与精神结构，这也是1905年革命时期知识分子阶层最根本的问题。

　　布尔加科夫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宗教性。首先，在东正教多年熏陶影响下，知识分子世界观中的宗教性是对文化传统的传承。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价值观体现出其深厚的宗教性：“著名的永存观念以及关于上帝之城、未来真理王国的末世论幻想、对人类救赎思想的追求，这一切都构成了俄国知识阶层稳定的、独具的特性。”其次，政府的迫害让他们形成了受难与忏悔的感觉，而与社会的强行隔离培养了他们的善良的心灵、幻想能力、乌托邦精神。内外双重因素致使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宗教性。

　　然而随着环境的变化，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失去宗教性这一特质，严谨的作风、独特的禁欲主义，严肃的生活态度让他们逐渐远离宗教，内心本有的“反宗教性”被唤醒。布尔加科夫指出：“无神论是一种总体的信仰，步入知识分子人道主义教堂怀抱的人们都受洗改信这一信仰。”俄罗斯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无神论特性，彼得大帝改革加快了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庸俗化的过程，他们逐渐用对科学的信仰和不依靠于神力而是自我奋斗的理想代替了宗教，只重视和政治或者无神论相关的宗教。可以说，知识分子思想中的无神论主义让他们梦想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幻想靠自我能力来拯救俄国、拯救世界。

　　知识分子在宗教性与无神论悖反之下，思想矛盾不断凸显，这使他们在革命中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感。俄国知识分子始终坚信，俄国需要被拯救，它的救赎者便是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因而他们时刻准备着牺牲自身来共展国家宏图。然而这种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的思想一点点摧毁着宗教的神圣性，也引起了知识分子革命失败的内在原因——“针对性”与“离散性”。这种以自我为主的单向世界观致使革命有较强的“离散性”，因为在知识阶层眼中革命是与人竞争，而非同人合作。布尔加科夫从世界观的层面提出，知识分子需要自我反思与自我革命，才能给当时的俄国带来新的发展。

　　可以看出，从别尔嘉耶夫到布尔加科夫，两位20世纪的哲学家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知识分子阶层颓废离散的现状，然而两者都从宗教与哲学的角度，批判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无信仰、无神论的精神内核。回顾历史，他们与马*思主义知识阶层相比，缺乏对俄国现实需求和变革的精准把控，因此后续被以列宁为首的马*思主义派所淘汰。但路标派对于当时知识分子思想内核的批判是俄罗斯思想延续的重要一环，在世界哲学思想史上产生巨大影响。与此同时，无论是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哲学家，还是俄国19世纪或是现代知识分子，都在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社会的完善与发展贡献出自身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