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文人社会地位及生存状况
       （一）文人化的定义

　　要搞清楚文人化的定义，首先要知道何为文人。汉魏之前，古代典籍中，“文人”大多指文德兼备的人；魏晋至宋期间，“文人”一词包含了一些贬义，时人将一些疏于实学、短于器识的人定义为“文人”。北宋开始，苏轼等人使用这一词称并摒弃了其中的贬低之意，但是也使其产生了一些矛盾的特性。在新的内涵下，“文人”指的是那些才华横溢、性情忠厚之人。这一称呼，既有对自己才华的自赏自得，也有对自己怀才不遇、处境不佳的暗自伤怀。

　　而文人化，我们通常认为是某一领域的创作、活动等主体以文人群体为主导。文人一般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饱读诗书，对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等诸多文化知识有着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也有敏锐的感知、细腻的情感以及独特的思想见解，他们凭借自身这些特质参与到诸如文学创作、艺术实践、文化活动等过程中，使其带上浓厚的文人色彩与烙印。

　　（二）“崇文”和“抑武”

　　宋朝建立后，亲临过五代军阀割据的宋太祖深知将帅拥兵自重会威胁政权。为稳固政权，通过“杯酒释兵权”，将军事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从此开始了制度体制上的改革创新，分化事权、削弱武将，将更多的权重放在了文官体系上。自此文官在决策、治理等诸多事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例如“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等。

　　文艺方面，太宗等朝更是大力奖赏艺事，太宗就曾表达过他对书法的喜爱—“朕君临天下，亦有何事，于笔砚特中心好耳”，并且宋太祖在开国就曾立下信誓要善待读书之人。皇帝们的推崇和重视，使得文教及艺术行业迅速发展，文人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也有了充分的生长空间。影响着宋代的散文、词、绘画、书法等，文化艺术迅速发展，宋代因此也被认为是文人转型的重要时期。

　　二、文人化倾向在宋代书法中的体现
       （一）书写目的

　　宋以前的书法作品主要出现在甲骨、青铜器、竹简、石碑、纸张等载体上，当时的人们更多是注重书写的实用价值。两汉魏晋初期，卜辞、大篆、小篆，记录政令，表、颂，纪年纪事，用于对社会实施管理，为治理国家服务，这是书法吗？今天看来，我们说是。但是显然和后来的书法作用不同。自王羲之，书法艺术进入自觉阶段，有意识地书写文字的美，欣赏美，审美自觉的功能与之前不同。虽然王羲之以后，书法家开始重视艺术意趣和书法风格的多变，使书法在为文字内容服务的同时，又成为表现形式美的艺术，但是从整体书写目的来看，实用性仍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人们对书法的看法还是停留在技能层面，并没有把它当作艺术去对待。像日常的书信往来、官方文书记录、典籍抄录等，首先是为了传递信息、留存内容，其次再是形式美感，书法更多是附着在这些实用功能之上展现其美感。

　　宋代开始，书法的艺术表达目的越发凸显，书写者愈发重视。宋代文人阶层崛起，他们有着强烈的文化与艺术追求，书法成为他们寄托情感、展现个人心境以及彰显艺术审美与才华的重要载体。

　　他们的书法作品中，会融入了自己的强烈情感，书法在他们眼中也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不是一项技能。书法不仅可以为实用服务，也逐渐成为文人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书法承载着美，承载着休闲，承载着情感。文人们喜欢聚在一起雅集、吟诗作画，在此期间留下的书法作品，重点在于展现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文人的高雅情趣以及个人的艺术风格。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一种任情适性的自由，更加接近艺术的本质。

　　（二）代表书家群体

　　宋代相比前代，在代表书家群体上大有变化。唐以前书法家群体一般来自世家大族，他们可以凭借家族的资源优势对书法进行深入研习、传承，普通百姓难以深入学习书法。此外，还有部分僧人、道士等宗教人士因抄经等宗教活动可以接触到书法练就好字。不过总体来说，书法家群体阶层的覆盖面较窄。自科举制创立发展以来，平民也可以接受系统的教育。此外，统治者对科举制度的重视，也推动了书法的普及和人们对书法的重视。科举考试提倡考生以工整美观的书写来呈现答卷内容，尤其是在殿试等重要环节，卷面书写的好坏可能直接影响考官对考生的第一印象以及最终评判结果。所以为了在科举中脱颖而出，众多学子从小开始苦练书法，这使得书法在广大读书人群体中得到极大的普及。

　　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文化教育的进一步普及，文人阶层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这样的环境下，书法家群体不再只局限于高门贵族子弟，也有大量来自科举入仕的文人士大夫。他们通过接受系统的教育，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进而投身书法艺术创作。例如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等，都是凭借科举进入仕途，在为官之余醉心书法，成为书法大家，甚至宋徽宗在崇宁三年(1104年）还创办了书学，不但注重书法技法，也注重书写者其他门类学科的修养，成为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才。

　　所以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群体不仅擅长书法，在其他文艺领域也有所成就，文化修养相较前朝更高。

　　（三）书法风格

　　我们都知道唐代尚法，总的书法风格气象以严谨规整为主，楷书在五体中最受推崇。宋代书法尚意之风盛行，因而宋代书法追求的是“无法之法”“放笔一戏”的自然书写，更加追求书家的个人风格的展现，以书法表现文人的个性品格，所以可表现形式多样的行草书在宋代更受欢迎，而规整的楷书作品较少。宋代书法的个性化、平民化带来了书法风格的多样化。宋四家的书法风格的个性就非常强烈且多样。苏轼提倡书法自出“新意”，他的书法丰腴跌宕，天真烂漫，可以体现出他豁达洒脱的心境和独特的艺术审美；黄庭坚书法倡导追求一种有深度和余意的“韵”，所以他的书法在空间的分割体现出更多的理性，结体中宫敛结，长画外展，自然而奔放；米芾追求运笔的“振迅天真”，追求一种笔锋自然翻转而形成的天然之趣；蔡襄则将中庸审美和书以人重的理念融入创作，其书法以端严浑厚、温润含蓄为底色，笔法恪守古法却不失灵动。每位书法家都极力通过笔墨展现自己内心的想法和独特的气质，艺术风格上的个性差异更为显著。

　　除此之外，这些书法家不满足于单一的作品形式，开创了更多的作品形式，他们的作品有时甚至将诗书画三者结合，留存下来的作品更加讲究和高度艺术化；并且在书写内容的选择上会选取前人诗词、文赋，借古人之作寄托情怀。总的来说，宋代书法在风格上最主要追求的是个性化的表现和自由随性的书写，书家们凭借书法作品抒发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并且开始追求精致的形式，不再拘泥单一形式，有时也会将诗画融入其中。

　　（四）书学思想和理论发展

　　禅宗在士大夫之间的流行，使得禅宗思想对宋代书学思想影响深刻，以苏轼为代表的“尚意”书法理论，其思想中的“信手自然”“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等，其本质是禅宗“顿悟”和“空寂”的思维方式的参悟和产物。禅宗“呵佛骂祖”、蔑视权威和不为法缚的胆魄，更激励了苏轼等敢于批评前代大家，尤其是唐人书法。因此宋代书法家都致力于个性创新，他们的书学思想中就贯彻了对前人的反叛和对新的书法风格的探索。

　　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苏轼站在了尚法的对立面，摒弃了那些严肃规整的书法风格，力推自由随性的创作，终其一生追求“信手自然”。他提倡书家们展现自己的个性，在前人基础上进行创新。他还非常重视学问的滋养，真正好的书法作品在技法精湛的同时，一定也有绝妙的文笔相辅，没有足够的学识修养是无法写出好内容的。黄庭坚是尚意书风的积极鼓吹者，他赋予了“意”非常明确的内涵，并指出，“学书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这个“意”便是后来被推为文人书法基本准则的“书卷气”，也就是黄庭坚主张的“学问文章之气”。要是没有书卷气，即便笔墨再是精能，也为下品；要是没有书卷气，纵使积善用笔，也是匠人而已。米芾同样反对死守法度，崇尚天真自然。他认为书法不是单纯刻板地写好字，而是有意识地去表现其艺术特性。虽然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古人，但是他依然可以从古人的窠臼中跳出，加入真性情和自己独特的审美、笔法特点，从而成就了他的“米氏风格”。他们这样的书学思想下，将书法家们推向了追求个人与社会、艺术与道德的统一。

　　这一时期除了书学思想的发展迅速，书法理论也留存很多，之前虽也有理论留存，但是并不多见。到了宋代，书家们不仅注重创作实践，对书法理论的探讨也更为深入和广泛。众多文人在诗词文章中对书法审美、笔法等多有论述，欧阳修、苏轼等人都留下了诸多关于书法的见解，不断丰富着书法理论体系。题跋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发展起来，苏轼等书家就非常喜欢在题跋中体现自己对书学的理解和感悟。

　　三、文人化倾向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代书法整体呈现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这一现象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宋代书法家群体在知识结构、心理气质上实现了完全的“文人化”，如苏轼在诗、文、书法、绘画、音律上无所不通，从其性格、气质到知识学问，均为典型的中国文人，这在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赵孟頫是继苏轼之后又一位能够打通专业领域、具有近代文人艺术家气度的书画家，他以广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能，为文学、诗歌、绘画、书法的融会贯通树立了典范。元代书法因赵孟頫的天资学识进一步推进了中国书法“文人化”的进程。

　　宋人在书法上的创新也让后世书家发现了更多的风格和形式的可能性。宋代开始有挂轴书法作品，元代明代时期开始有了真正可以挂在展厅的作品形式，书法成为供人欣赏的艺术品。文人士大夫也都倾向于追求书法意趣，收集和创作大量书法作品。

　　不过除了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由于追求个性，后世书家更是在追寻个性上寻找出路，以至于有时过于极端，只追求个性而失去了书法的共性特性。直至现当代，仍有一些书家为所谓的个性，扭曲了书法的本质，使之成为哗众取宠的工具。所以要辩证地去看待和学习个性强烈的书法风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