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纵横交织，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正经历着迎合大众视野的被动境遇，它们不得不承受“去语境化”后所带来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迫使深根于民间的麻山锣鼓脱离原生语境而转型，投入舞台表演、接受节目录制等。2006年，湖南宁乡麻山锣鼓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早期主要服务于祝寿庆典等民间活动中，现今不仅参加各类民间活动，还需参与各类大小的舞台展演。麻山锣鼓作为民间音乐，虽在新时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发展，然而，随着麻山锣鼓从非舞台表演向舞台表演的跨越，其被遮蔽地音乐现象也逐渐浮现，如功能性削弱、原生性难以展现等问题。它从乡间迈入市井，现正以一种“不恰切”的方式存在于各现代化场域。观之已有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对麻山锣鼓风格特色、生存与传承的讨论，但对当下麻山锣鼓音乐现代性嬗变的现象研究存在不足。因此，文章以田野为基，力图深入考究麻山锣鼓现代化转型中折射的音乐现象与存在境遇，旨在更好地推动其活态传承与发展。

　　一、两场田野考察叙事

　　（一）2023年6月“艺悦宁乡，美好时光”群众文化艺术节开幕式

　　在群众文化艺术节正式开始前，映入眼帘的是观众席前的小学生，他们身着白衣绿裤，手有序地拍打非洲鼓，其他表演者身着斑斓服饰在舞台旁排练着，台下观众熙熙攘攘，整个空气氛围弥漫着紧张与喜悦。

　　最先出场的是原创广场舞开场秀，演员身着红白衣裳，跳着活泼欢快的舞蹈，紧随着第二首是演唱轻柔歌曲《谷之恋》等。麻山锣鼓是第八个节目，所演奏的曲目为《叫五更》，由社会艺术团参演，整个演出过程由两个部分组成，前部分为麻山锣鼓“路皮子开台”独奏，后部分为器乐兼舞蹈表演的地花鼓演出，艺人共计12名，以中间的鼓为基准，右边依次排列小锣、大锣、大唢呐、小青、大唢呐；左边为钞、扯、笛、三个大唢呐。整场演出活泼生动，旋律欢快，伴着红衣和蓝衣的三对旦丑的舞蹈表演，构成了一幅富有色彩律动的视听盛宴。

　　（二）2023年2月“三湘风纪”栏目组采访录制“三湘风纪”栏目中，采访录制演出节目由麻山锣鼓的纯乐器演奏的“路皮子开台”和特色旦丑舞蹈的“麻山小调”两部分组成，所演奏的曲目分别为记事类的《接姐》和叙景类的《荷花出水》。此次录制参演人员为官方传承群体，共计14位。在录制“路皮子开台”时，呈现两横排列。第一横排坐奏，第二横排站奏，堂鼓居间，右为钞、扯，左为大小锣。“路皮子开台”演出录制结束后，就移步至“麻山小调”录制现场。“麻山小调”在民间有两种演出形式，一种形式是由纯丝弦伴奏，加以舞蹈配合，另一种形式即文武相结合，文是丝弦、武是锣鼓，将锣鼓开台与丝弦配合演员一起表演，这种形式称为“闹台子”。而此次节目中演奏的是“闹台子”，出演旦丑舞蹈艺人共4位，艺人身着红衣、黄衣、蓝衣与玫粉衣，脸化浓妆，手持手帕或手绢，演出动作有转圈、屈膝下蹲等，整个录制过程，所呈现的是麻山锣鼓丰富多彩的画面。

　　二、场域变迁后的麻山锣鼓存在现状

　　两场田野中，麻山锣鼓为迎合现代化发展所作的努力显而易见，它正聚焦于传承与发展工作。尽管现代性转型是麻山锣鼓不可回避的事实，但在舞台展演和节目采访中，它所展现的“不完整”模样也应得到重视。

　　（一）社会展演团体成为市场新主力

　　在过去，麻山锣鼓演出多由民间艺人组成乐班，职业属性多为半职业性的农民。在接活时，他们秉承初衷“天下为公”，其并非为了牟利或作为文化符号。在文化节中，为何上台演出麻山锣鼓的不是以传承人为主的乐班，而是社会艺术团体。

　　通过对艺术团性质展开分析发现，该团主要是运营花鼓戏相关业务。至于它为何能作为麻山锣鼓的代表登上舞台，从笔者访谈市文化馆管理人员与团长便能答疑解惑。

　　市文化馆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未邀请传承人的核心原因是当下麻山锣鼓的传承人年事已高，传承这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并劝笔者研究宁乡其他的非遗，不要研究麻山锣鼓这种“上不了台面”的音乐，所以他们邀请经常参加各类演出的社会艺术团，能增强舞台吸引力。而团长表示，现在宁乡当地的吹打乐市场大都由该团队包揽，其拥有名气大、业务广泛的优势，同时团长还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天福的徒弟，对麻山锣鼓的演奏轻车熟路，属未被赋予官方身份的社会性传承人。

　　从该现象可以看出，虽老辈艺人因年老体衰可能面临退出新兴市场的问题，但新一代传承艺人自发促进传统与创新的碰撞，适应了当下的生态环境。另外，在老辈传承人眼里，这种创新后的麻山锣鼓已经不能被称为麻山锣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团体通过多乐种交流创新的方式促进了麻山锣鼓的发展。

　　（二）功能化向符号化转变

　　在过去，麻山锣鼓是作为功能性音乐而存在，服务于民间活动，音乐速度强调“慢”，而演出形式的固定搭配是“路皮子开台”（器乐）为“麻山小调”（旦丑舞蹈）进行伴奏，人数通常为一旦一丑。

　　在艺术节展演中，白马艺术剧团演奏时并未遵循麻山锣鼓的“慢”，反而营造的是热闹欢快的氛围，也未采用麻山锣鼓与麻山小调的固定形式，而是突破将其与对子花鼓同台演奏，且人数为三旦三丑。而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应为现场伴奏的“麻山小调”却采用预制电子音乐伴奏，导致节目录制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形式化，面向观众的是“不完整”的麻山锣鼓。

　　针对以上问题，团长与传承人一致认为这有利于麻山锣鼓的传承。团长认为通过对曲牌进行加花变奏，能够缩短原本的节奏时值，形成别具一格的“活泼型”麻山锣鼓，如将八分音符改为十六分音符，抑或将二分音符改为二八音符等，通过对旋律性进行加密，得以增强旋律的流动性，更好地迎合当时舞台表演的氛围营造与观众的喜爱。而传承人认为“麻山小调”中的舞蹈表演采用电子音乐播放，并不意味着麻山锣鼓的演出过程中，不再需要现场乐队或乐手进行伴奏。而是通过这种方式节省了人力、物力与时间成本，确保音乐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避免现场演奏中可能出现的失误或偏差。

　　从该现象可以看出，麻山锣鼓的原生性、本真性特质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弱化，而逐渐强化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以适应大众审美与现代化需求。虽在展演与采访中都会演绎与麻山锣鼓本真相悖的“不恰切”状态，但这属于转型过程中的必经之路，不仅有创新的旦丑舞蹈、避免演奏错误的电子音乐伴奏，还有加花变奏改良慢旋律等。很难说清楚麻山锣鼓这样的传承模式能否达到传承的初衷，但它正以自己的方式不断调适，顺应时代，也亦是麻山锣鼓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麻山锣鼓存在的双重意义

　　上述两种现象，均是麻山锣鼓在转型过程中的直观显现。作为研究者，需反复探寻麻山锣鼓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此种自我表达路径的深层动因，追问其存在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蕴与价值意义。

　　（一）作为地方文化的意义

　　希尔斯曾讨论过实质性传统，他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麻山锣鼓作为传统音乐也属于实质性传统，是过往社会精神文明的延续，具有强大的规范作用与道德感召力。

　　村民回忆中的麻山锣鼓“掌内又掌外”，正所谓是面面俱到，而在如今，它要顺应社会的变革，从以前的民俗仪式到现在的文化展演，这无疑是麻山锣鼓面临的重大挑战。它作为非遗，适应时代而作尝试性创新是必然的，但同样需要重视其骨子里印刻的地域特色与基因，因为这是它的根与魂。

　　田野调查中发现民间活动时必会邀请麻山锣鼓，甚至一次可以邀请本地六七个乐班，只为风光、热闹一下，甚至是作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性符号。也就是说，麻山锣鼓是独属宁乡的地方性记忆，也是当地无形凝聚成绳的纽带。现代化转型并非麻山锣鼓前进的绊脚石，只是麻山锣鼓跨地域、平台的延续。它在时代中彰显新面貌，要维稳根基，应积极转化，赓续文化。

　　（二）作为传统音乐文化的意义

　　麻山锣鼓作为南方湘中地区民间鼓吹乐之一，是由宁乡麻山人们将其当地所需、所感、所闻凝聚一体，紧密结合当地人们的生活等建构的音乐形式，承载着麻山人民的记忆与情感，具有鲜明的地域风格和艺术价值，是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麻山锣鼓的现代化境遇展开研究，一方面，能够进一步探究其存在意义，深入了解麻山锣鼓的发展现状；另一方面，了解到麻山锣鼓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尽管面临艺人群体老龄化，以及流行音乐化，但同时也能看到麻山锣鼓在当下的适应性努力，能够为其他非遗音乐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可行的实践经验。

　　作为传统音乐现代化转型的微观个案，通过对麻山锣鼓展开研究，能够窥视传统音乐的现状，推动当下对传统音乐的保护机制与传承机制的完善，重视传统音乐的存在境遇，增强文化自信与认同。

　　四、结语

　　文章通过对非遗麻山锣鼓展开现代性嬗变的讨论，不仅能窥探当下民间音乐的境遇，也能为其他民间音乐传承保护提供助力。在文化传承工作中，积极打破原生地域限制，接受媒体传播与宣传的同时，也要关注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困境，恰切地实现本真与创新的平衡，避免陷入“同质化”的泥泞中，真正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