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域文化与艺术风貌

　　剪纸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中贴近生活的样式，始终扎根于乡土之间，以剪刀为笔、红纸为卷，将民众的喜怒哀乐、祈愿期盼凝于方寸之间。它不依赖复杂技法，而是以精简的线条勾勒出丰富的生活图景与深厚的文化记忆，它既是自然万物的艺术化再现，更是民间心理想象与审美理想的外化表达。

　　阜阳剪纸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兼融南北之长”“北骨南韵”的独特气质，既有北方剪纸的雄浑厚重，又含南方剪纸的灵动秀巧，在众多民间剪纸流派中独树一帜。而程建礼创作的《伏虎》（图1),无疑是阜阳剪纸艺术长河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其根植于淮河流域民俗文化。技法层面，以即兴创作为核心特征，采用对称式构图，灵活运用掏剪、剁剪及阴阳刻等手法，营造出静中藏动的视觉张力；文化表达上，通过画面传递洪水可驯的生活智慧，其稚拙生动的形象既体现民间艺术的本真特质，也浓缩了阜阳剪纸的风格精髓，更以“即兴起剪”的洒脱与“刚柔并济”的技法，成为人们解读民间剪纸艺术魅力的经典样本。

　　谈及民间剪纸中的“虎”形象，不同地域因文化基因的差异，呈现出迥然的风格。山东高密剪纸中的虎，造型稚拙粗犷而不失生气，线条刚劲挺拔，金石味浓郁。在表现皮毛时，高密艺人善用细密的锯齿纹，但这些纹样并非机械的规则重复，而是通过疏密、长短、粗细的灵巧变化，在定规中求自由，于程式内显活力，生动地展现出老虎皮毛的质感与立体感。陕北剪纸中的虎则走“粗犷豪放”路线，以大块黑面与硬朗直线构建视觉冲击力，其韵律并非体现于南方剪纸的流转线条，而是深藏于块面之间的节奏对比、构图上的大开大合以及刀法留下的奔放“刀味”之中，展现的是如黄土高原般质朴、强烈的生命律动。然而，在阜阳，淮河的波涛不仅塑造了土地，也塑造了关于虎的独特想象。这里的虎，在民俗中有着一张“善恶两面”的脸：它既是端午时节剪在红纸上、用以驱逐“五毒”的凶神；在更广泛的民间信仰中，它也是孩童身边驱邪纳吉的守护者；在更古老的集体记忆里，还流传着通晓人性、知恩图报的“义虎”传说，这一传说源自民间口传。《伏虎》之所以独特，正是因为它跳出了单一地域的风格局限，更融入了这片土地上对虎复杂而深厚的情感。

　　其独特性，源于阜阳所处淮河流域“人地共生”的民俗智慧与作为道家文化重要传播区的深厚浸润：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让作品追求稚拙本真，淮河百姓对抗洪涝的生存经验催生了“人虎和谐”的叙事。这些文化根脉共同塑造了作品的精神内核。它既不似高密剪纸拘泥于细节装饰，也不若陕北剪纸一味追求刚硬，而是将淮北中原文化的雄浑底气与本土民俗艺术中流转的曲线韵律融于一体—虎身的“块状黑面”显北方厚重，两侧源自阜阳剪纸常见涡纹的曲线藏南方灵动，童子与虎的互动更打破了虎为凶神的刻板印象，最终形成“北骨南韵”的独特气质，成为南北剪纸风格交融的鲜活例证。

　　二、技法特色与创作风格

　　从技法层面审视，《伏虎》堪称阜阳剪纸“即兴创作”与“技法融合”的典范。程建礼创作时从不起稿，“捉剪向纸，一挥而就”，这种洒脱源于他13岁起“以剪纸换取口粮”的生涯积淀。早年辗转湖广、云贵等地的经历，拓宽了他的艺术视野，尤其贵州刺绣厂8年的工作经历，使他受当地民间美术特色启发，形成了质朴粗犷的美学特质，这些都为其日后创作注入了丰富的养分。他常边剪边唱，剪到动情处便唱到什么剪什么，这种即兴性与情感驱动共同构成了其创作的鲜活灵魂。

　　作品采用中心对称式构图，以童子为轴心，虎身、涡纹、类似于双斧的兵器呈左右镜像分布，却在严谨的对称中暗藏生动韵律。虎身两侧的六组涡纹，以精细的“掏剪”技法镂刻而出，其曲线如水流般自然流转，赋予了静态画面虎毛颤动的鲜活错觉；与之对比，童子手中的双斧则用“剁剪”技法塑造，通过短促刚健的线条和斜向劈出的姿态，凸显出斧刃的锋芒与力量，同时巧妙地将观者视线引向画面中心。这一“柔”一“刚”两种技法在对称的框架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静中藏动”的视觉平衡，让整幅作品充满内在的张力与节奏。

　　另外，“阴阳刻交替”的风格表达也是阜阳剪纸“刚柔并济”风格的核心体现。阴阳刻交替即阴剪留纸为图、阳剪留线为图，具体来看：虎身以阴剪成形，整块红纸留为虎面，剪除纹样与底纹，仅用外廓简洁弧线定形，块面厚重，呈北派雄浑，质感如同汉代石雕；童子衣褶、眉眼用阳剪，留锯齿纹表现褶层，留月牙纹勾勒眼眶，线条连贯不中断，与阴剪块面形成厚重与通透的对照。

　　三、主题叙事与深层意蕴

　　若说技法是《伏虎》的骨架，那么主题叙事便是其血肉，且始终与阜阳地区的民俗记忆、民众祈愿紧密相连。历史上淮河流域洪涝灾害频发，百姓在与自然相处中，逐渐形成“与自然共生而非对抗”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深深烙印在当地民间艺术中。《伏虎》的深意既非人定胜天的征服叙事，亦非温情化的和谐图腾。本作品以红纸为契、剪刀作笔，呈现出“斧不劈虎、虎不伤人”的瞬时平衡，这一画面源自“斧劈两旁，虎伏中央”的口述记录，为淮河两岸“洪水可驯不可灭”的生存经验立下一份视觉化的“临时停战协议”。这里的“临时停战协议”是一种比喻，意在表达人类以象征性威慑令猛兽低头，猛兽以仪式性顺服换取生机；双方各留余地，共享最低限度的平安。共生是果，敬畏是根，作品的张力正源于这份悬而未决、随时可破的克制。

　　色彩与形象的塑造进一步深化了《伏虎》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活的民俗载体”。作为典型的“单色剪纸”，《伏虎》以红色为基底，这一选择既遵循安徽剪纸“以单色（红色）为主，套色剪纸并不多见”的传统，又暗含深层民俗寓意。在阜阳民俗中，红色具有辟邪、纳吉功能，常用于节庆、婚嫁、护身等场景，如端午时剪“虎镇五毒”“鸡食五毒”等贴于门窗，便是借红色与虎、鸡的意象祈求平安，《伏虎》的红色基底，正是这种民俗功能的延续。红色的虎身承载“镇邪”之意，据记载，淮河地区有“红纸镇邪”的民俗，同时剪纸也被认为具有“阳刚之气驱灾”的作用；童子形象则呼应民间“生机吉祥”的传统认知，如剪纸中常见的“娃娃戏莲”便象征生命与美好，二者与红色的纳吉属性结合，让作品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品，更成为民众精神世界的“守护者”。而这一“民间精神活动的载体”，藏着百姓对生活的美好期许。

　　从形象塑造看，《伏虎》的稚拙感正是其鲜明的审美标识，亦是道家“大巧若拙”理念的纸面呈现。阜阳剪纸受“道法自然”浸润，强调稚拙、本真。程建礼写虎不求解剖精准：菱形阔口、圆睛、短躯，看似歪斜却得自然之趣；童子头占全身约1/3,怒目仅用两弧线勾勒，斧口空悬未劈—以简代繁，意在“驯而不杀”。这种“不似之似”的表现手法摒弃精致俗套，回归民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生力量，是“寓巧于拙”的典型体现。《伏虎》早已超越“剪纸作品”的范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活态载体”。它承载的道家“天人合一”思想，让“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跨越千年；它蕴含的“驱邪纳吉”“生命崇拜”民俗，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永恒祈愿。当人们最终读懂这只伏虎—它既是镇守家宅的猛虎，也是陪伴童稚的瑞兽，其内核与淮河畔母亲为孩子穿上虎头鞋时的那份祈愿并无二致。

　　四、结语

　　《伏虎》的艺术实践表明真正优秀的民间艺术往往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和文化传统中。剪刀的温度、红纸的热烈，仍在诉说着阜阳剪纸的“世代风景”。它不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而是化作了民俗意义上可视的护身符，具备门楣镇宅的功能，更像是一首关于守护、感恩与生命循环的“门楣上的红色符咒”。它提醒人们：非遗的生命力，不在于精致的复制，而在于对文化本真的坚守。正如程建礼用一生证明的那样，最动人的艺术，永远扎根于大地，藏着劳动者真诚的心跳，这便是《伏虎》留给人们的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