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认为，艺术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是在精神上对病的偏爱。纵观历史上的绘画作品可以发现，有很多与疾病和死亡相关的杰作获得了后世的广泛赞誉。就作品面貌而言，即便是同一题材，不同艺术家的作品在表现风格上也展现出多元而独特的面貌。本文将此类题材绘画作品划分为直观再现、抽象表现、隐喻传达三大类别，将画面所带给观赏者的最直观的感受差异作为分类依据进行探讨。

　　一、直观再现

　　直观再现，顾名思义就是指人的感官在与外部连接的过程中，对事物直接的、未经任何主观感受加工的直接观察与表现，力求忠实再现客观现实的一种表现形式。席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卡拉瓦乔的《圣母之死》、珂勒惠支的《一个女人在她腿上的死亡》、席勒的《自视者·死亡与人》等作品均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将死亡主题直观地展现给观者。他们不仅将死亡场景搬上了艺术的舞台，还促使观者直面死亡的恐惧，进而深刻反思生与死的哲学命题。

　　弗里达·卡罗是墨西哥著名的女画家，其生平经历堪称传奇。自幼年起，她便饱受病痛的折磨，六岁时罹患小儿麻痹症，十八岁时又遭遇严重的车祸，这起事故加剧了病痛带给她的折磨，影响并改变了她的一生。面对生命中如此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弗里达以惊人的生命力挺过了难关，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坚韧的弗里达将画笔变成强悍的武器与死神迎战，通过绘画来抚慰心灵的伤口，释放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在艺术的殿堂中，弗里达不仅找到了慰藉，还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希望与另一个方向。

　　充满病痛的一生和失败的婚姻是弗里达的创作灵感来源。她创作了大量以自己为蓝本的作品，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自己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关于车祸的记忆》便是这一创作理念的典型体现。该作品重现了车祸发生的瞬间：两辆公交车猛烈碰撞，四周都是被从车里甩出的人以及正在逃离事故现场的人。弗里达将自己置身于画面底部正中，双眼紧闭，全身上下被绷带紧紧缠绕。尽管身体已经伤痕累累，可是却看不出画面上人物的表情有丝毫的痛苦。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她身躯一侧，巧妙地融入了一个留着齐刘海短发的小女孩的头部形象，通过发型的差异可得出二者并非同一个人。小女孩的双眼直视前方，同样未显露出丝毫痛苦，这一设计巧妙地与爱德华·蒙克在《逝去的母亲》中所描绘的小女孩形象极为相似。她们共同传达出一种超越肉体痛苦、直面生活困境的坚韧与不屈。弗里达以严谨且理性的笔触和超现实的幻想，画自己被肢解的身体，把沉重的痛苦转化为艺术，将内心的破碎宣泄于画布上，为自己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奠定了基调。

　　在《破碎的脊柱》中，弗里达以稳重、饱满的构图直观地描绘了身体因车祸带来的严重创伤。画面中，她身穿一件白色石膏胸衣，屹立在满是沟壑的陆地上，她浑身布满铁钉，眼神却刚毅坚定。她身后是一片荒芜的景象，绿色草地的生机与沟壑纵横的荒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画面中她看不到任何痛苦且坚毅的表情与滑落在脸颊上的眼泪形成的巨大反差一样。看似风平浪静的脸庞背后实则是波涛汹涌的内心。弗里达正是通过这种巨大反差来暴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直面自己的内心的。

　　伤残的身体与多年的病痛铸就了弗里达坚韧不拔的精神。她对待病痛的态度，深刻地体现了她在遭遇痛苦与挑战时所秉持的坚定信念与不懈坚持，同时也激励着观者在面对生活的困境与挑战时能够发掘并找到内心的坚韧与力量。

　　二、抽象表现

　　若论弗里达对病痛的表现方式为直观地再现，那么爱德华·蒙克的作品则深刻展现了一个被疾病与死亡阴影笼罩、在病魇中徘徊不定的形象。蒙克表现的死亡已非单纯描绘死亡这一客观外在形态，而是将死亡赋予情感和情绪的深度，使之抽象为一种独特的符号，进而形成某种富含象征意义的意象。这种极为概括的主观化符号特征充满了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

　　朗格说，“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家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体现着其个人对生活的认知和体验，是创作主体对生活原料进行的创造性选择、凝练、加工、想象和重建，同时也往往与其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有着密切的关联。蒙克曾这样写道，“我总是与死亡生活在一起——我的母亲、姐姐、我的祖父、我的父亲——他们都相继离开了我，打开我记忆的闸门，每一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事都历历在目”。

　　蒙克的一生一直在饱受疾病与死亡的侵扰。他五岁时，母亲因肺病不幸逝世；十四岁时，姐姐与弟弟又相继因肺结核离世。这一连串的打击使他长期沉浸在深深的痛苦之中。然而，不幸的是，不久后，他的妹妹罹患精神分裂症，唯一结婚的弟弟安德烈亦在婚后数月离世，而他自己也曾因感染流感一度生命垂危。至亲的相继离世给蒙克的心灵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同时，蒙克的父亲也在丧亲之痛中日渐消沉，并不断向蒙克灌输极端的观念。父亲对蒙克的影响之深刻以至于他曾这样写道，“我很早就感知了生活的悲惨和危机，知道了来世以及在地狱里等候着对我永恒的惩罚……我总感到我受到的是不公平的对待，没有母亲，只有疾病和来自地狱里的惩罚和威胁”。由此可见，这些关于疾病和死亡的惨痛经历给幼年时期的蒙克造成了深深的心理创伤，以至于在日后的创作中，“痛苦”“孤独”“死亡”不可避免地成为他绘画的核心主题。

　　1892年，蒙克创作了《呐喊》，这幅作品是西方艺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在画作中，居于画面中央的扭曲人形用双手紧紧捂住双耳，瞪着双眼表现出惊恐万分的神情，张大的嘴巴似乎在发出痛苦的呐喊，瘦骨嶙峋的身躯与裸露的头顶进一步强化了人物的病态特征。桥的尽头是两个静态的人形背影，与扭曲人形的恐惧形象形成强烈反差。画面背景中，血红色的天空犹如海浪般连绵起伏，与蜿蜒的海面形成呼应，径直的桥身给画面增添了几分稳定；金黄色的沙滩和血红色的天空、蓝黑色的海面在色彩上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画面仿佛一个幽深的巨大漩涡，营造出一种随时可能被吞噬的紧迫感；流动的线条与笔触给人一种动荡感，令人感到焦虑与不安。

　　《呐喊》并非对现实的单纯再现，而是画家对内心情绪的表达。蒙克通过色彩、线条、形式等艺术语言营造了一种恐怖的氛围，以传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痛苦。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呐喊》中扭曲的人物形象与蒙克的另一幅作品《逝去的母亲》中孩子的姿势极为相似。在《逝去的母亲》这幅作品中，作为画面主体的孩子形象同样面向观者，双手紧捂双耳，双眼无神地看向前方，仿佛无法接受母亲即将离世的残酷现实。她的背后是躺在病榻上的母亲，也正空洞着双眼呆滞地望向前方，似乎在等待自己的死亡。从色彩运用上看，整幅画面以暖色调为主，橘红色的地面像正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仿佛能立刻将人物吞噬其中。这种“动”与“静”的强烈对比进一步加剧了画面的不安氛围，而女孩脚下至床边的黑色阴影则更是加深了这种压抑感。

　　综上所述，《呐喊》和《逝去的母亲》都巧妙地融合了抽象与具象的表现元素。蒙克在描绘客观场景的同时，融入了大量主观的个人想象与情感表达，使得画面更加生动且富有感染力。总的来说，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的表达，蒙克的这两幅作品似乎都带有某种隐喻的成分。

　　三、隐喻传达

　　相较于直观再现与抽象表现，隐喻性表达在表现死亡与疾病主题时展现出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深度。隐喻的概念最早由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他说过，隐喻即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隐喻更像是一种修辞手法，通过他物的外壳来暗示另一种事物或概念。对于疾病与死亡的表达，隐喻不再局限地专注于对其本体进行直接描绘，而是巧妙地运用他物作为媒介，通过隐喻的方式，激发观者对这一深刻议题的深入思考与共鸣。

　　吕克·图伊曼斯，这位1958年出生的艺术家的创作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影响。尽管他出生时二战已结束十余年，可是在当时，战争带来的创伤与反思依旧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图伊曼斯的作品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平凡无奇的描绘对象实则蕴含着深刻的象征含义，需要观者超越表面的简单图像去探寻其中隐晦而丰富的内涵。他的作品往往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的强权、各种各样的暴力、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等题材，这或许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密切的关联。

　　图伊曼斯的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是荷兰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他的父母双方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相互敌对的立场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家庭动荡，这使得图伊曼斯生活在沉重压抑的家庭氛围阴影当中。因此，可以说，童年的成长经历是诱发图伊曼斯在日后的艺术发展道路上不断去关注和探究这一主题的潜在动因。

　　《粉笔》是图伊曼斯的一幅具有深刻隐喻意义的作品，取材于卢蒙巴被谋杀，并从其口中拔出两颗牙投入海中，之后将其尸体溶解的历史事件。图伊曼斯通过图片拍摄后创作的方式，将这一谋杀事件转化为视觉艺术语言，隐喻性地传达了死亡与暴力带来的残酷现实。从画家为创作所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双戴着黑色手套的双手平摊在地面上，双手呈打开弯曲状，每只手上各放有一小截粉笔；画家在创作时对照片进行了主观的模糊化处理与夸张描绘，手套上褶皱的减弱是为了让其看起来更像一双干瘦的人的手，暗示受害者的身份。每只手的手心上各有一小段粉笔则巧妙地隐喻了卢蒙巴被拔掉的两颗牙。此外，将坚硬的牙齿变为易碎的粉笔，同时也象征着生命的脆弱与易逝。这幅作品明确地指向了谋杀卢蒙巴事件，却巧妙地把事件的线索和细节隐于最平常不过的事物中，通过层层隐喻与讽刺将惨烈的现实事件转化为日常化的视觉符号，引导观者深入思考其背后的深刻含义。

　　图伊曼斯另一具有代表性的病态主题绘画是他于1992年创作的《诊断视图》。这一系列共有十件作品，均取材于医疗诊断手册《审视》，前六张以描绘患者头部特写为主，后四张描绘的是病变的身体部位以及体内病变的细胞。图伊曼斯通过放大图像画幅、突出疾病特征等手法，将医疗图像从原本的语境中抽离出来，以更夸张、病态的描绘方式表现创伤与疾病带来的视觉冲击，以激起观者心底对死亡的恐惧。如果单看某一幅作品，我们可能认为这些作品并不带有明确的疾病隐喻指向，但如果从作品的创作来源以及图伊曼斯对待创作的思考与观点来看就会发现，癌症病变所暗示的疾病隐喻在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图伊曼斯的创作意图或许与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提到的“还疾病以本来的面目”的写作目的不谋而合。

　　总而言之，艺术创作的风格和手段是多元化的。绘画中对疾病与死亡题材的描绘，无论是弗里达·卡罗式的直观再现，还是爱德华·蒙克的抽象表现，抑或是图伊曼斯的隐喻性传达，均夹杂着艺术家对疾病与死亡或理性或感性的个人想象，都是艺术家内心情感客体化的体现。他们的创作无不是为生命而作，为生命而悲，为生命而歌。

　　疾病和死亡伴随人类发展的历程，自人类最初出现至今，就一直在与各种疾病进行抗争。疾病与死亡往往会唤起人们对自身生命意义的思考，并成为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来源。艺术家用绘画的方式描写疾病与死亡，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记录疾病与死亡给人类带来的冲击。无论是企图通过艺术进行自我疗愈，排解心中由疾病与死亡带来的阴影，还是为了反映人类现实的生存境遇，都彰显了艺术的自由精神以及艺术家对艺术与文化价值的思考。从根本上来说，只有敢于直面死亡，向死而生，才能获得生命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