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至今，有关抗疫的戏剧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中国医生》作为首部展现抗疫历程的中国本土化电影作品，以现实主义的笔触，真实再现了武汉的抗疫历程，展现出危机来临时从个人到国家的集体意识与大局观念，乃至对生命的珍视与守护，无不体现着传统的东方人文精神内核，并通过电影完成了一次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探讨。

　　关键词：《中国医生》人文精神集体主义生命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以一己之力给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造成了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世界的联系，并迫使人类对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展开全面反思。当这种反思折射在文学艺术层面时，一批与之相关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医生》所承担的并不只是对疫情图景的再现，更重要的是对传统东方人文社会观念的挖掘与回归，这也是本文要阐述的重点。

　　以传统灾难片（事实上《中国医生》更像新闻片、灾难片与纪录片三者的结合）的视角来看，剧情始终无法脱离以下藩篱——当全球化的灾难来临时，人类被迫携手共同应对。如果仅从这一点来讲，《中国医生》只是全球诸多灾难影片的沧海一粟。但其与传统的灾难类影片的不同之处在于，所反映的“灾难”是全球人民正在体验的切肤之痛（直至如今疫情仍在继续，且正席卷全球），这一点与《后天》《流浪地球》等影片有本质不同，即电影中的内容是一场真实发生的而非编剧所臆想的灾难。

　　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抗击新冠疫情为主题的电影作品，影片对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武汉市“灾难现场”进行再现与还原——“以武汉’封城’期间的金银潭医院为核心故事背景，同时兼顾武汉同济医院、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等兄弟单位，以武汉医护人员、全国各省市援鄂医疗队为人物原型,全景式记录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呈现中国抗疫过程中诸多艰难与付出的同时，也为世界同类型电影的拍摄探索出了一条道路。

　　一、下沉的叙事视角

　　作为一种视听艺术，电影不同于小说和诗歌，其尤为擅长呈现“精神与躯体之间，精神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一者在另一者中的表现”，这些在《中国医生》的剧情中均有所体现。创作者通过时空结合的方式进行叙事，自2019年12月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起，至2020年4月末方舱休舱，武汉“解封重启”止，再现了武汉金银潭医院与后期援鄂的医疗队员们面对未知病毒的恐惧、医护人员磨合的插曲，中间夹杂着对病人死亡的无力与自责，兼有对职业的自我怀疑……这些医护生涯中的酸甜苦辣与病人面对生命受到威胁时的挣扎与种种应激反应一起，勾勒出一幅最为真实的疫情百景图。

　　合格的故事创作者擅长“在平常后面见到神奇，在崇高之中发现琐碎”，因而本片采用了下沉的叙事拼尽全力对病人插管抢救，从死神手里抢人的情节——无论是文婷宁可承担责任也要为小文做人工膜肺，还是剧情后期杨小羊的蜕变，这些行动的所有目的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让病人更好地活下去。

　　病人在努力让自己活下去，才有后期方舱医院中一幕幕互相鼓励的画面；医生在努力让每一个病人活下去，才会有上述的一次次抢救行动;国家在努力让每一位公民活下去，才会有一队队逆行而来的医疗支援队伍，才会有电影后半段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个人、医护和国家连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的第一目标就是保障所有个体的生存权，换言之，要努力让每一个人活下去，国家就是每个人身后最为坚强的后盾，这才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传承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精神——始终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以人为本是中式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区别于西方人本主义过度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而抹杀人的社会属性，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内核从不否认社会对人的影响，反而擅长挖掘蕴含在个体本身的社会历史特质，强调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与价值。西方人本主义讲求的是集体和社会利益，中式人文精神强调个体与个人利益，这也是许多同类型的电影中东西方的电影情节走向截然不同的原因所在。

　　电影从来不是独立于现实而存在的幻想型艺术，而是现实生活和民族文化的折射。对中国而言，人民利益至上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行动。电影中梅婷所说的那句台词：“国家可以把家底都拿出来，就是要把病人一个一个救活”。这并非艺术的夸张，而是现实的反照；无论是前文提到的诸多民众和医护人员为抗疫大局所做出的牺牲，还是国家抽调精干力量驰援武汉的电影画面，抑或是影片中火神山和雷神山的建设，这些都是在艺术（电影）层面给出的对“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中式人文精神的佐证。

　　（三）永不言弃，人定胜天

　　影片中的中式人文内核，除去家国和生命外，还有人定胜天的信念。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从不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当灾难和末日来临时，不同于西方的诺亚方舟通过祈求上帝的庇护和恩赐，希望躲避一切；中国更青睐愚公移山和大禹治水，即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对自身生存不利的境况，进而保证文明的展续。这种行为背后传递出的，是人定胜天的理想信念。

　　如陶峻所说:“老子不但要给他'插管'，老子还要给他拔管，让他活蹦乱跳地离开这个鬼地方。”看似狂放的话语之中，除去对自身医术的自信之外，更有浓浓的、昂扬向上的信念。文婷、张竞予、杨小羊……片中的每个医护人员身上都有这种信念，抛去对医生责任的坚守，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一定能平安度过疫情的决心，以及人定胜天信念始终贯彻于众人心头，与自身的责任和求生的信念一起，支撑着他们走过那段最艰难的抗疫历程。

　　人定胜天是中华民族的族群信念之一，但这种信念并非单向的唯我独尊，中华民族不缺乏人定胜天的征服信念，却也呼唤顺应自然，更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反思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这种人定胜天的信念更像在面对困境和黑暗时，鼓励自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和烛火。于电影中是对生命的渴望和对职责的坚守，于现实中是对新中国成立数十年来奋起直追,最终雄立于世界东方的理论注解。

　　三、影片的现实性与时代价值

　　直至今日，这场开始于2019年末的新冠疫情攻坚战依然在继续,新冠肺炎疫情依旧在威胁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人类的方方面面，甚至这种威胁与影响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在全球化的卫生危机面前不存在独善其身者,也正是因为这场全球化的危机，使得人们对自我开始了深刻反思，《中国医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反思在艺术（电影）领域的外化产品。因而在这部影片身上，除去其本身所蕴含的人文意蕴，影片所带给观众的那种民族自豪与自身所附带的时代价值也是人们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一）抗疫题材电影的开拓之作

　　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事实上，从戏剧起源的巫傩仪式和“酒神颂”开始，艺术创作的素材始终来源于广阔的现实世界。无论是对现实的模仿，还是进一步的加工和创作，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始终存在且无法割裂的，这也造就了衡量艺术作品（尤其是戏剧和影视作品）的一条重要标准——作品对现实生活的观照程度。电影中的生活是艺术的想象和现实的狼狈兼有的。因为“生活并非完全充满阳光和草莓，也并非全是厄运和惨痛，它是二者兼有的”。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其影响始终未曾消解的今天，无论是个人、家庭乃至国家、社会，其日常生活与社会活动必然会受到来自疫情的影响，甚至左右。可以说，新冠疫情如同横亘在人类前进道路上的一条深深的沟壑。在疫情尚未根除的今天甚至疫情消解之后的某一段时间内，其带给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力必定会迫使人类从各个维度进行全面思考与回应。作为具有深厚社会特质的电影艺术，无疑是从艺术维度对新冠疫情进行回应与反思的重要媒介，也是最好的记录方式之一。

　　从戏剧的角度来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录者”和“解说员”——如两汉之辞赋、唐代之传奇、两宋之话本、元之杂剧、明之昆曲、清之京剧莫不如是。当新冠疫情来临时，承担着现代“记录员”角色的电影艺术，自然要担负起社会在艺术角度对疫情的反思任务，也就有了《中国医生》带来的开拓与探索。

　　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医生》确实给抗疫题材的电影作品开辟了一条道路，完成了对社会时事的反映和对英雄群像的塑造任务，更通过电影的方式传递出了中国的文化观念与人文意蕴，称得上一部合格的开拓之作。

　　(二)艺术反哺现实：电影对中华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提升

　　艺术与现实两者之间从来是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的，而非割裂的关系。新冠疫情肆虐的确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伤害，但在疫情之下各国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同样映照出不同国家对民众的真实态度,堪称国家之间的一面“照妖镜”。我国政府针对疫情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表明国家始终将人民的利益与安全放在第一位。电影作为现实社会的映照，观众自然不难看出国家是否认真担负起了自身责任。与其说《中国医生》塑造的是医护人员的英雄群像，不如说该片塑造的是在国家领导下的以医护人员为代表的，全民族的抗疫英雄群像。

　　如前文所述,影片中医护人员取得的抗疫胜利，事实上是建立在以国家和人民为后盾的基础之上的，有了国家的拍板，才有社会各界的配合；人民之所以无条件自觉居家隔离，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和政府用建国几十年来的成绩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国家公信力。当人民无条件相信政府时，所谓的困难瞬间迎刃而解。当影片中每个个体面对疫情爆发出强大的求生意志时，国家始终站在他们身后，并一以贯之站出来，给出了正面的回应与支持，这也是为什么影片具备提振中华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一个民族的自信心是由所在国家赋予的，当国家和政府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时，这种自信心必然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步得以提升，尤其是面临个体无法解决的危机时，发挥的作用会愈发强大，这也是影片中以张竞予为代表的医护人员为何坚信这场疫情攻坚战一定能取得胜利的原因所在。当观众看完整部影片后，出于自身真实经历和影片情节的影响，自身的民族自信心和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自然而然会得到提升。

　　四、结语

　　21世纪,电影作为显性的艺术形式之一，必然会承担起引导人们思想的重任，作为新冠肺炎疫情的亲历者，全民的印象中必然有自己最为深切的体会，而《中国医生》只是将这种体会加以艺术加工，选定叙述视角和切入点后，由点及面，通过表现医护人员的恐惧与坚守，为惴惴不安的民众树立起一组坚固的挡风墙，在国家做出的强有力的承诺与行动基础上，与诸多志愿者和民众一起，共同铸就抗击疫情的血肉长城。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每个为抗疫付出的医护人员和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值得铭记，每个服从国家指令，为抗疫默默出力的人民群众都是时代的英雄。

　　随着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果，解决了现实中的危机后，如何用艺术的手段使民众记住这次危机，进而使整个社会反思新冠背后的因素成为文艺界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为电影界向社会交出的一份答卷，《中国医生》不失亮点和特色，其将波澜壮阔的抗疫图景用管窥的方式展现出来，以小见大，将诸多重要事件浓缩在一家小小的医院中，聚焦医护人员和普通人对疫情来临时的反应，电影的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更容易通过影片中的医院这个“窗口”将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民众拉进镜头，进而将影片的展现范畴由单一的医患上升到整个社会和所有民众,缓缓勾勒出一幅全民抗疫的画卷。电影的宽度和广度随之得到全方位提升，同时也为同类型电影的制作指明了前路，很好地完成了自身的开拓任务。

      参考文献：

　　[1]万旭明.致敬英雄之城——《中国医生》在汉首映[N].武汉晚报,2021-07-05(004).

　　[2][法摸里斯•梅洛•庞蒂著.电影与新心理学[M].方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72.

　　[3][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周铁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153,338.